陈仓：小姐夫一家的春天

江山

      小姐夫一家的春天
       陈仓


　　人生漫漫，结果只有到终点才见分晓，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低着头，甚至闭着眼睛，踏踏实实地朝前走。



　　陈仓，男，生于陕西丹凤县，现居上海。诗人、小说家。出版有“进城系列”小说集《父亲进城》《女儿进城》等八卷，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浮生》、小说集《地下三尺》《再见白素贞》、长篇散文《预言家》《动物忧伤》、散文集《月光不是光》、长诗《醒神》《天鹅颂》。主持中国文化艺术名家“上海访谈”栏目，执行主编“对话百家”系列丛书《文化酵母》《光的方向》等六卷。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第六届柳青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这是一篇饱含深情与泥土芬芳的佳作，生动记录了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与中国农民的生命韧性。陈仓聚焦大庙村普通农民的生活轨迹，从自挖“瞌睡屋”的乡土习俗到移民进城的生活转型，从换亲成家的无奈到子女成才的欣慰，于日常琐碎中藏着深沉的生命力量。作品并未回避生活的粗粝：痛失爱女的创伤、尘肺病的阴影以及打工讨薪的艰辛共同构成了底层生命的真实底色。然而，苦难并非终点，作者更着力于描绘希望的萌发，这不仅是一个家庭迎来生活转机的故事，更是一曲献给无数在时代夹缝中顽强扎根、努力向阳的平凡生命的赞歌，读来令人动容且充满力量。　　—— 胡 丹

　
　　小姐夫一家的春天

　　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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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清早，我推开窗子的时候，看见楼下的几棵梧桐树依然站在原地，但是不少叶子已经落在了地上。一夜之间，上海的风凉了不少，我赶紧收拾几件衣服，准备回老家大庙村一趟。

　　自从父亲不在，故乡也就不在了。我在外边是一个漂泊的人，回到大庙村还是一个漂泊的人，唯一可以投宿的地方只有小姐夫家了。回到小姐夫家时，已经过了中午，我远远看见小姐夫弓身在西边的自留地里挖坑。我笑着喊他：“挖啥呢？”他直起身，脸上堆着笑，说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挖‘瞌睡屋’呢，我打算把自己埋这儿。”

　　“瞌睡屋”就是埋人的墓，比喻人死了像打瞌睡一样。我们老家有一个风俗，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挑一块地皮，给自己挖一个坑，用青砖造一座墓。大庙村的乡亲们都是自己的挖墓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总在不停地挖坑。开始挖一些小坑是为了播种庄稼，最后挖一个大坑是为了把自己“种”下去。

　　他们会在自己的墓边栽一棵树，不栽柳树，不栽柏树，不栽桂花树。什么婀娜多姿，什么万古长青，什么十里飘香，对一个农民来说，顶不住一把口粮。所以，他们多数栽的是核桃树，而且叮咛儿女们，等到自己死翘翘的那一天，核桃树也能结核桃了。儿女们回家打核桃的时候，顺便给他们烧几张纸。

　　他们活着的时候，每到清明或者过年，会把自己墓上的杂草拔一拔，算是打理自己的下一个家。平时一有空闲，他们像串门子似的，在墓前坐一坐，默默地抽一袋烟，算是自己和自己隔空对话。有些胆子大的，会在墓洞里铺一层麦草，午饭后爬进去打打瞌睡，甚至在自己行将就木的时候，爬进去睡上那么一两晚上，算是暖暖“瞌睡屋”里的“被窝”。

　　第一次见小姐夫，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那是冬天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刚爬上门前的山顶，父亲和小姐还没起床。除了叽叽喳喳的麻雀，我可能是整个村子里起得最早的。我对他印象不深，只记得他瘦瘦的，被稀薄的阳光一照，影子更瘦了，摊在地上像一幅皮影，又像一根麻绳。那天，皮影一样的小姐夫慌慌张张地跟着媒人来我们家提亲。不久，我的小姐就嫁给了他。

　　当时我正在院子里呼哧呼哧地加工木料。木料是松树的，长一尺四、宽二寸六、厚一寸四。加工好后，再挑到十里外的石门乡，两毛钱一个卖给木材厂。木材厂再请几个木匠加工成光滑的小木板。我问过村里的木匠，这些小木板是干什么用的。木匠说，他也不知道，反正不是打家具，因为这么小的木板，打不成箱子，也打不成柜子，更打不成棺材。后来村子里放了一场打仗的电影，我们猜测可能加工成盒子，装上手榴弹，运到战场上去了。

　　直到自己进了上海，住进了石库门里的小阁楼，才发现人家的房子无论新旧，多数都铺上了红色的木地板，上楼下楼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终于醒悟，这大概就是我们当年加工的小木板。

　　为此，我还写过一首诗，大意是，被故乡养育多年又砍掉的树，像我们这些孩子，被剁掉枝叶截去根，分解成一块一块，运往异地他乡。不同的是，它们做了人家城里人的地板，被涂上了一层油漆，而我们成了漂泊的游子，被涂上了浓重的夜色。

　　再后来，上海的一个亲戚去世了，我们去买骨灰盒安葬他，发现当年的那些木板，也有可能做成了骨灰盒。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小木板被涂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早已面目全非，看不到原来的木纹，也闻不到一点树木的香味。

　　小姐夫原名叫彭江木。出生的时候，算命先生根据他的生辰八字掐指一算，说他命里缺水，所以在名字中间加了一个“江”字。但是我们那里没有江，只有一条无名的、时断时续的小河。我们把木头叫“木实”，盖房子、打家具、点木耳香菇、烧火做饭，处处需要木头。木实在我们那里十分吃香，所以大家不叫小姐夫“江木”，而叫“家木”——家里的木头。

　　有一阵子，我故意把小姐夫叫成“彭加木”。我总是此地无银地问同学：“你们知道我小姐夫叫什么吗？”我的想法是，如果我的小姐夫和失踪在大沙漠里的科学家彭加木同名同姓，那该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所以，介绍小姐夫的时候，我就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道彭加木是谁吧？他是我的小姐夫，我小姐夫叫彭加木！”似乎我的小姐夫真成了科学家。

　　直到有一年，我拿小姐夫的身份证去办事，才发现他的名字叫彭自力。我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彭自力是谁。我小姐摇着头说：“这个名字是你小姐夫自己改的！”小姐夫则专门强调了一下，不是自立的“立”，而是力气的“力”。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开玩笑说：“你力气这么大，原来是名字改得好呀！”

　　在农村，很少有人改名字，因为每个人都有小名。黑子、小毛、石头、水生、老三、绑牢，大家平时喜欢用小名相互称呼。就像小姐夫，大家都叫他“家木”，很少有人知道他叫彭自力。

　　好多人活着的时候，大名没什么用处，只有去世以后，为了雕刻在墓碑上，才被正式用上一次。比如我的后妈，她姓杨，听别人叫她“桂花”，我以为她大名叫杨桂花，可父亲去世后，我清理父亲的遗物，发现后妈的身份证上写的是“杨兰子”，我才把“杨兰子”三个字雕刻在了墓碑上。

　　除了小姐夫，方圆还有一个人改过名字。我有个表姑爷，夫妻两个生不出孩子，去娘娘庙烧香拜佛，吃小河里的娃娃鱼，最后也没有生育，无奈收养了一个孩子。我记得这个孩子被抱回来的时候哭了整整一路，倒把表姑爷高兴坏了。他笑眯眯地说：“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就叫杨改姓吧！”

　　杨改姓是为数不多没有小名的人，大家杨改姓杨改姓地喊，无论是谁听了，都知道他不是爹妈亲生的，所以他老是遭到嘲笑。杨改姓特别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可惜家里特别特别穷，初中没毕业就离家出走，跑到渭南打工去了，还成了倒插门女婿。

　　我一直觉得挺可惜，杨改姓如果好好上学，应该会有出息。后来，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世上再无“杨改姓”。据说，他在办结婚证的时候，顺便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光利。

　　我好奇地问小姐，好歹是表姑爷养大的，怎么连姓都改了？小姐告诉我，他是从一个叫黄柏岔的村子抱来的，之所以把名字改成了李光利，原因是他的亲生父亲姓李，他又是“光”字辈的。“利”嘛，当然是利润的利，也是平安顺利的利。

　　有一年腊月，我回家过年的时候，在半路上见过杨改姓一面，随口就问了一句：“你怎么把名字改成李光利了？”他呵呵一笑说：“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叫李光耀？”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李光耀，应该是新加坡的总理。

　　我恍然大悟，他这么一个穷苦的抱养孩子，当然希望有个光鲜而高贵的出身。我觉得，他的名字改得特别好，李光利与李光耀虽然一字之差，身份天壤之别，但是大家一听，再也没有想嘲笑他的意思了。比如我，每次听到“李光利”，都会联想到“李光耀”，仿佛他们真是同宗同族，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其实我也改过名字，那是三年级的时候，我把自己作业本上的名字改成了陈元帅。“陈”是我的姓氏，“元”是我的辈分，我们那个年代，农村还没有“帅气”这个词，单独一个“帅”字没有含义。而且大家从不以貌取人，想赞美一个小伙子，最好的词是“实诚”。所以我起名陈元帅，目的很明显。

　　老师拿起我的作业本好奇地问：“陈元帅，谁是陈元帅？”我站起来敬了个礼，真像元帅一样说：“报告老师，是我！”老师没怎么反对，倒是同学们一直起哄：“你还大元帅呢，叫大蟋蟀还差不多。”他们干脆给我起了个绰号“大蟋蟀”。

　　我们村还有两个人改过名字，是他们考上大学的时候改的，因为一下子跳出了“农门”，就想改个洋气的名字，和自己新的身份相匹配，也想宣示自己的远大抱负。我也类似，没有叫成“陈元帅”，就趁机起了个笔名叫陈仓。

　　小姐夫一个农民，不认识几个字，却知道给自己改名字，可以看出小姐夫是个有志气的人，或者说，这是某种预言。

　　（未完）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