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迟子建

在我这样的外地人眼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历史中最具沧桑美感的一册旧书，蕴藏着万千风云和无限心事。这里的每一处老弄堂，都是一句可以不停注释的名言，注脚层叠，于我来讲是陌生的。但有一处地方，在记忆中仿佛是熟知的，就是四川北路。这条路留下了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而其中最难抹去的，当属鲁迅先生了。鲁迅曾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提到这条路：“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而萧红于1936年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一封信中，也提到它——“在电影上我看到了北四川路”，她也因之想到了鲁迅先生。

2017年岁尾，在《收获》杂志六十周年庆典上，在太热闹的时刻，很想独自出去走走，有天上午得空，我吃过早饭，叫了一辆的士，奔向四川北路。

我先去拜谒原虹口公园的鲁迅先生墓，这座墓从当年的万国公墓迁葬于此，已经一个甲子了。天气晴好，又逢周末，园里晨练的人极多。入园处有个水果摊，苹果、橘子、草莓等勾织的芳香流苏，连缀着世界文豪广场。红男绿女穿梭其间，不为膜拜文豪，而是踏着热烈的节拍，跳整齐划一的舞。他们运动许久了吧，身上热了，大多将外套脱掉，只穿绒衣。广场边一棵粗大的悬铃木，此刻成了衣架，被拦腰系了一圈白带子，穿着吊钩，紫白红黄的外套挂在其上。我努力避让舞者，走进广场。文豪们的铜雕均是全身像，或坐或站。可怜的托尔斯泰，他右手所持的手杖，挂着一个健身者的挎包，一副苍凉出走的模样，可惜我不吸烟，不然会在他左手托着的烟斗上，献一缕烟丝，安抚一下他。与他一样不幸的，是手握鹅毛笔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鹅毛笔成了天然挂钩，挂着色彩艳丽的超轻羽绒衣。最幸运当属巴尔扎克，他袖着手，深藏不露，难以附着，这尊雕像也就成了一首流畅的诗作。

出了世界文豪广场，再向前是个卖早点的食肆，等候的人，从屋里一直排到门外。想着多年前萧红在这一带，有一天买早点，发现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先生一篇译作的原稿。萧红愕然地告知鲁迅，先生却淡然，复信调侃道：“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也不知这里的早点铺，如今用什么包油条？还能包裹出这拨云见日般的绮丽文事吗？

绕过食肆向前，更是人潮汹涌。我望见了推着童车散步的中年妇女，玩滑板的疾驰而过的少年，聚集在电动车上打牌的老人，立于树间吊嗓子的小生，以及在路中央手持毛刷、蘸着水写下“江山如此多娇”的歪戴帽子的男人。当然更多的是占据着每一处空地，跳广场舞的人。尽管立在路旁的音频显示器，提示分贝不超，但各路音乐汇聚起来，还是无比喧嚣，将自然的鸟语湮没了。只见鸟儿一波一波飞过，却听不到它们的叫声。

这幅世俗生活的长轴画卷，在渐次打开的时候，我也领略了背景上的植物风光。槭树正在最美时节，吊着一树树红红黄黄的彩叶，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看上去**饱满，像要与旧时代决裂的起义者。除了槭树呈现壮丽之色，也有耐寒的杜鹃绽放，那红的粉的花朵，在我这个刚经历了哈尔滨12月飞雪的北方人眼里，无疑是日历牌上被漏撕的春日，零零散散，却透着春的消息。

鲁迅墓很好寻，无论哪条甬道都有通往那里的指示牌。赏过如火的槭树，直行约三百米左转，绕过一群咿呀唱戏的人，再右转北上，在公园的西北角就是鲁迅先生的墓地了。

墓前广场比较开阔，最先看到的是长方形草坪上矗立着的鲁迅塑像（这块草坪是不是一册《野草》呢），他坐在藤椅上，左手握书，右手搭着扶手，默然望着往来的人。由于塑像有高大的基座，再加上草地四围，有密实的冬青做了天然藩篱，肃穆庄严。不过基座过高了，感觉鲁迅是坐在一个逼仄的楼台看戏，让人担忧他的安危。

墓地两侧的石板路旁，种植着樟树、广玉兰和松柏，树高枝稠，长青的叶片在阳光下如翻飞的翠鸟，绿意荡漾。我随手摘下一片广玉兰的叶子，拈着它走向鲁迅先生长眠之所，将它轻轻摆在墓栏上，想着烘托了一季热闹花事的叶片，是从花海中荡出的一叶扁舟，心房还存有花儿的芳香吧，权当鲜花。何况在我的阅读印象中，鲁迅是不怎么写花儿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秋夜》中，提到蜡梅一类的花儿，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对所描述的花儿，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浓墨重彩的写花，是在《药》中，结尾处瑜儿坟头的那圈红白的花儿（也是无名之花）。可见他笔下的花儿，是死之精魂。

鲁迅墓由上好的花岗石对接镶嵌，其形态很像一册灰白的旧书，半是掩埋半是出土的样子。因为是园中独墓，看上去显赫，却也孤独。其实无论是鲁迅的原配夫人、为他寂寞空守了四十年的朱安，还是无比崇敬鲁迅的萧红，都曾在遗言中表达了想葬在鲁迅身旁的想法，可惜都未能如愿——怎么可能如愿。鲁迅曾在文章中交代过后事：“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也在《病后杂谈》中表达过，他不喜欢被追悼，不喜欢挽联，倘有购买纸墨白布的闲钱，不如选几部明清野史来印印，这些表述绝非是故作超拔，这像他的脾气，这像一个目光如炬的人穿行于无边的黑暗后，留给自己的大解脱——最后的光明。可鲁迅的一生是雷电的一生，身后必将带来风雨，不会是寂寞。

鲁迅墓前并不安静，左右两侧的石杆花廊下，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互为拳脚；另一侧是三位大妈，在热聊什么。我脱帽向着这座冷清的墓，深深三鞠躬，静默良久，之后转身，眺望鲁迅长眠之所面对的风景，有树，有花，有草，有路，也算旖旎，也算开阔，只是那尊端坐于藤椅上的雕像，阻碍着视线。也就是说，不管鲁迅是否愿意，他每天要面对自己高高在上的背影。

墓前甬道尽头相连的路，人流不息，向右望去，可见虹口足球场的一角穹顶，像一团铅灰的云压在那里。健身和娱乐的各路音乐，此起彼落，让我有置身农贸市场的感觉。我想鲁迅被葬在这闹市的园子中，纵有绿树青草点缀，春花秋月相映，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最该拥有的宁静清寂，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

当我怅然离开墓地的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搅起地面的落叶和尘土，在半空飞舞。公园所有的树，这时都成了鼓手，和着风声，发出海潮般的轰鸣。我回身一望，我献给鲁迅先生的那片玉兰叶，已不见踪影，我似乎听到了他略含嘲讽的笑声：“敬仰和怀念，不过是一场风，让它去吧！”

离开鲁迅墓地，迎着风中被撕扯下来的艳丽的槭树叶，我去参观鲁迅纪念馆。馆藏丰富，我留意的是那些曾与鲁迅相依相伴的实物，他戴过的硬硬的礼帽，这礼帽是再也不能为他挡风了；他穿过的棉袍以及蓝紫色的带花纹的毛背心，这样的衣物也再也不能为他御寒了；他用过的白瓷茶碗依然好看，但它再也不能为他送去茶香了；他用过的吸痰器，不能再为他排解胸中郁积之物了（真正的郁积，靠它也是排解不了的吧）；而那一支支笔，也再也不能随他在纸上叱咤风云了。展厅里还陈列着鲁迅逝世后，送殡者的登记册。我俯身辨识那上面的名字时，有面对星空的感觉，因为那里登记着的都是些灼灼闪光的名字。

离开纪念馆，风小了一些，我出了公园，一路打听，步行去鲁迅在大陆新村的最后寓所——山阴路一百三十二弄九号。

大陆新村是一带红砖的三层小楼，木格高窗，旧时住的多是日本侨民，鲁迅故居在九号最深处。一走进去，先看见一家紧闭的店门外挂着一个牌子，上写“老板出去流浪了，月末回来”，而有烟火气的地方，窗前和檐下多摆着盆栽的花草。我走进鲁迅故居售票处时，已是正午，只有一个保安坐在里面，他告诉我参观要等到五十分钟后，因为故居开放是分时段的。见我沮丧，他说你不也得吃午饭吗，出去吃点东西，回来后时间就到了。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走出九号院，去了对面的万寿斋。这家小吃店是上海的老字号吧，店面不大，食客甚众，无一闲位。我排队买了一屉蟹粉小笼，打包出来，又回到鲁迅故居售票处，问保安可否容我坐下，边吃边等开馆时间？保安同意了。一屉汁水浓厚的蟹粉小笼包落肚，卖票的回来了，她身后跟着四位要参观的游客，一对母女，还有两个中年男人。我们买了票，由保安带领，出了售票处。

一壁之隔的鲁迅故居门前，已有一个纤细的女孩迎候在那里，她是鲁迅故居的志愿者讲解员。保安像个大管家，掏出钥匙，打开黑漆的铸铁门，将我们带进去。由于屋内没有开灯，加之房间格局紧促，虽是坐北向南的房子，一进去还是给人阴冷的感觉。讲解员介绍着一楼会客室的陈设，餐台餐椅，墙上的画等等，而我的目光聚焦在了瞿秋白寄存此处的那张著名的书桌上了。只三两分钟吧，就被保安吆喝着去二楼。二楼是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不很宽敞，南窗和西墙摆放着书桌、藤椅、镜台、茶几、台灯等旧物。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进门处东墙边的那张黑色铁床，上面还摆放着棉被和枕头，鲁迅先生就是在这张床上，吐出最后一口气的。而那最后一口气是真的散了，还是附着在了室内的台灯上，做夜的眼？或是附着在了南窗的窗棂上，做曙光的播撒器？

保安又催促着上三楼了，海婴的住屋以及客房都在此。看着小小的客房，想着瞿秋白曾在此避难，也曾在此奋笔疾书，无比伤怀。这时，参观者中最年轻的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发现了问题，她问讲解员，二楼有鲁迅的床，三楼有海婴的，许广平睡在哪里呀？讲解员一时被问住了，女孩的母亲赶紧说，许广平要么和鲁迅睡一张床，要么就是海婴。我加了一句，海婴有保姆的。女孩依然很不满地嘟囔道：“许广平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床啊！”

保安已下到一楼，他在下面大声呼唤讲解员，让她赶快带游人出来，说是时间到了，其实我们进来不过一刻钟。下楼时，我走到最后，又在二楼鲁迅卧室门前驻足片刻。等我下去，保安在训斥讲解员，说她不该把游人留在最后，说这是重点文物保护区，好像我走在最后，似有不轨意图。

我郁郁出了鲁迅故居。其实我很想看看灶房的陈设，萧红不是在这儿为鲁迅烙过东北特色的韭菜合子和油饼吗？

我回到山阴路上，风又起来了，这条路成了风匣，回荡着风声。我去寻访不远处的瞿秋白故居。走到近前，见黑漆大门紧闭，按了门铃，无人应答。铁门中央留有的菱形贴纸印痕，分明昭示着“福”字曾居其上，想来这里还住着人家吧。而这扇门，却也是瞿秋白生命中难得的一扇福门，因为在此期间他与鲁迅交往频繁，纵有时时被捕的危险，但有倾心长谈的挚友，仍是人生的黄金时光吧。

鲁迅先生与很多青年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萧军、萧红、台静农、瞿秋白等等。读鲁迅书信时，发现他最喜欢与两个人谈病情（当然他们也深切关心着他的身体），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小他二十几岁的台静农。谈病如同谈隐私，多半是对亲人才讲的话题。而同样比鲁迅年轻许多的瞿秋白，更是深得他欣赏，有鲁迅赠予瞿秋白的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为证。瞿秋白就义后，鲁迅抱病为他编校《海上述林》。我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时，感觉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露的还是对做一个文人的万般不舍。

在瞿秋白故居吃了闭门羹，我赶紧折回，因为午后《收获》杂志有作品朗诵会，我怕迟到，所以赶紧打车，想回到酒店稍事休整。可是往来的出租车，基本载客；显示空载的车辆，停下的一瞬，总问我是约车的人吗？我这才明白，因为我不用手机上网，不能随时网上预订出租车，空驶的出租车与我这个不与时俱进的人来说，多半无关了。也就是说，我在漂泊的河流上，看见灯塔闪亮，那也不是引我上岸的。

这倒让我淡定起来，轻松起来，想着万一迟到，那是为着鲁迅先生而迟到，不无美好。我迎着风，在山阴路上徘徊。

相比鲁迅的杂文，我更偏爱他的小说，尤其喜欢《故事新编》，尽管他在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信中，说这本用神话和传说做材料的书并不是好作品（我以为那是自谦的说法）。其中的《铸剑》，惊心动魄，我是把这个短篇当史书来看的。鲁迅是个高超的人物雕塑家，他小说的人物像是青铜锻造的，叩击时会有深沉的回声。而且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一股动人的光芒——悲凉的诗意之光，像《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风波》《药》《伤逝》《在酒楼上》《明天》等堪称经典的篇章，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是一个人以笔蘸着自己的生命之血，化解心中块垒时，播撒于春日晚雾中的纯美幽灵。因为他们充满了有筋骨的象征性和寓言性，成了精了，因而太阳出来也不会被照散。我想鲁迅公园中世界文豪广场的雕塑，如果换成阿Q、祥林嫂、孔乙己、单四嫂子、九斤老太、闰土、眉间尺、吕纬甫，也是极相宜的——这些人哪个不是负重的高手呢。

我还喜欢鲁迅与许广平在厦门广州间的一封通信，鲁迅说那里的点心很好，但不敢多买，因为有小而红的蚂蚁，无处不在，啃噬点心，害得他常把附着蚂蚁的点心丢掉；许广平给他回复，让他在点心周围用石灰粉画一个圈，就可以防蚁，他的点心就不会被蚂蚁糟蹋了。记得当时我读这段时，会心一笑，因为我想起了幼时，祖父怕小孩子去偷他菜园的瓜果，常给熟了的瓜果拦腰拴上线绳做记号。我去偷摘他的柿子吃时，得先把那“护身符”小心解下。对待如我这般偷吃的孩子和蚂蚁来说，许先生所言的石灰粉，祖父的那圈“绳索”，多半是不顶用的，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感情的美好。

走在山阴路上，我浮想联翩，鲁迅在厦门所钟爱的点心，还在年复一年地出炉吧？那样的红蚂蚁也还在妖娆地匍匐吧？可当年为蚂蚁所烦恼的人，是另一个世界的星辰了，教他趋避蚂蚁之法的“小鬼”（许广平与鲁迅通信时常用的自称）也与高天为伍了。在鲁迅的各种纪念日上，有多少人是真心地怀念，视他为奇迹和爝火？

从鲁迅谢世之所到他长眠之地并不遥远，但这条路在我眼里很长很长，它仿佛记录着一个人半个多世纪的跋涉。走在异乡的街头，只觉得这里的冬天与我故乡相比，更像春天，因为闪烁的花朵像黑夜的笑声，从苍绿中挣扎而出。这样的花朵也就格外明亮和湿润，就像感动的泪。我想起了看过的一个报道，对东方音乐很感兴趣的俄裔音乐家齐尔品，曾托贺绿汀带信给鲁迅，想请他写歌剧《红楼梦》的剧本，而鲁迅也答应了，可他不久就告别了世界。

鲁迅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红楼梦》，他对最终“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和尚”的宝玉有个评价，说是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说贾府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而仗着酒醉骂主子的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我想鲁迅若写歌剧的《红楼梦》，最华彩的乐章会出现在焦大、刘姥姥这类人物身上吧？因为那是鲁迅熟谙的人物，也是照映繁华终归是虚妄一梦的最透彻的镜子。

神化鲁迅，将他符号化；矮化鲁迅，将他妖魔化；强化鲁迅作品无人能及的思想性，视他作品的艺术创造性而不见，都不是客观评价。作为一个读者和文学后来人，我更认同一个文学上的鲁迅，一个也彷徨也呐喊的鲁迅，一个也会面对人生很多无言以对时刻的鲁迅，一个在《社戏》和《故事新编》等篇章中洋溢着动人的浪漫主义情怀的鲁迅。

快走出山阴路时，我终于打到一辆车。这辆车虽然破旧，但司机健谈而随和。我一上去，他就说听你口音，是东北人吧？我说是。他又问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叫李健吗？我说知道。司机说你听过他的《贝加尔湖畔》吗？我说当然，非常好听。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因为一首歌的地名，才对来自东北的我格外热情——觉得贝加尔湖离东北比较近吧。司机放慢车速，放出《贝加尔湖畔》。那舒缓忧伤的旋律，让我在异乡有了特别的感动。我惆怅地对司机说，我去过贝加尔湖，爱极了它，要是它还在我们手里就好了。司机惊讶地说：它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不可能吧？我不知该怎样对他讲贝加尔湖的前世今生，那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

司机见我无语，又放了一遍歌曲。我将目光放在窗外，往来的车辆都急匆匆的，车辆侧面，是缩着脖子仄身而行的人，是摇晃着的树和招幌，一种呜呜的声音，让《贝加尔湖畔》的独唱变成了合唱。

风很大——很大很大的风。

（2018年2月7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