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飞去来的滋味儿

飞去来的滋味儿

　　这几年常往北海跑。北部湾畔的那座小城，是我的家乡。记得1957年初到北京的时候，人问“哪里人”，一说“北海”，人皆茫然，闻所未闻的样子。有些牛哄哄的同学还装傻充愣，说：“北海公园？”令我悲愤了很久。没想到到了1993年，那里竟“火”了起来。好几位做房地产的朋友听说我是北海人，问“没回去拿块地么？”或问“能回去帮拿块地么？”……“拿地”，我肯定是没招儿的。不过，遥远的家乡，让那么多双眼睛突然放出了光，倒也令人豪情万丈。

　　随父母移居北京那年，我还不满8岁。上北京，是我朝思暮想的。虽然我爸回北海之前，我都没见过他。见面没几天，因为我的骄蛮，还挨了他一顿揍。即便如此，为了“上北京”，我甚至不惜做了我爸的“同谋”：为动员心存疑虑的祖母一同北上，我爸到珠海路上去找了个卦摊儿，我看见他和算命的“盲佬”(此系旧时对失明男性不尊敬的叫法，今已不妥。———作者) 嘀嘀咕咕，还偷偷给他塞钱，后来就看见我爸把他带到祖母面前，说北京的风水怎么怎么好，富贵寿考长宜子孙……在成人眼里，孩子的智力永远是被低估的，先父在天之灵，恐怕万万也不会想到这个“诡计”早已被我识破。我的祖母当然也不知道里面的故事，但富贵寿考的梦想，最终也填不满思乡的寂寞。只一年，祖母就回北海去了，几年后终老故乡。屈指算来，那都是近一个甲子之前的事了。当年那个8岁娃娃，早已被北京“同化”。被“同化”的证明是，我成了所谓的“京味儿作家”。当然我知道深浅，对这“封号”老有点儿战战兢兢。唯一有信心的是，说“京片子”还是够格儿的。我的一位老乡到北京闯荡了好几年，至今那“儿”化韵，还拿捏不好。时不时就把“倍儿棒”那个“儿”，说得“字正腔圆”，要么，就把“特好”说成个“特儿好”。闹得我忍无可忍，说：“您就别费那个劲儿啦，就算把‘儿，闹明白了，您离‘京味儿，也还远呢！”我说的是实话。弄明白京味儿，“儿”化韵也好，“双声叠韵”也好，还都是皮毛。要是会夸饰会自嘲呢，这才沾上点边儿。说起来应该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电视连续剧 《编辑部的故事》 播映之前，剧组举行了一个记者会，有记者问编剧王朔对此剧自我感觉如何，他说，顶不济也是本儿 《飘》，闹不好还是本儿 《红楼梦》 呢。结果到了第二天，报纸上满是对王朔“狂言妄语”的嘲笑和批评。记得后来我还写文章打抱不平，大概意思是，你们怎么就没听明白那是自嘲，人家蒂根儿就是跟你们开玩笑呢。

　　弄明白北京话哪些是正话反说，哪些又是反话正说，还不算明白了北京人的“精气神儿”。

　　北京人的“精气神儿”，在他们的活法儿。宠辱不惊的处世哲学，有脸儿有面儿的精神优势，有滋有味儿的生活情致，自信满满的神侃戏说……这活法儿从一个“制度笑柄”里孕育出来———“大清国”凋零落幕，“铁杆庄稼”自然就雨打风吹去，甭管您祖上是皇族贵胄还是八旗兵丁，当您把最后一只扳指抵给了赊账的绸布庄或酱菜园，你就得盘算着，全家的嚼谷该上哪儿淘换了。要么，您得悄没声儿溜到天桥儿去，找个茶馆唱唱子弟书、“什不闲”；要么，您就赁辆洋车拉个晚儿？　……皇城根儿“老辈儿”波峰浪谷的人生遭际，“挂不住”的脸面与贵族的“死扛”，扔不下世代传承的子弟“玩意儿”，却不能不做起士农工商，一边吹嘘着过往的繁华与体面，一面又与引车卖浆者流请安唱喏……渐渐的，它被敷演成一座城市的生活态度，一种有滋有味儿的活法儿。它造就了平民北京文化的魅力。

　　我是在“寻根文学”风生水起的时候，感受到其中魅力的。

　　我在人民大学的大院儿里长大，其实离老北京还隔得很远。18岁到28岁之间，到京西挖煤，算是混到了京郊的底层，但对北京的了解，也边缘得很。那时忽然读到一本张次溪先生著 《人民首都的天桥》，感到发蒙启蔽的震撼。这本书是张次溪对旧京游艺场天桥的调查。它一一列数了近半个世纪的“天桥人物”———几代“天桥八大怪”和其他“撂地抠饼”的艺人们，它还记录下尽可能搜集到的相声段子和俚曲唱词，一首一首地读下来，你仿佛能看到那暴土扬烟人头攒动百艺杂陈嬉笑怒骂的现场……重要的是，这本书，引领我读到了“平民北京”的生活哲学。记得这书是李陀从北影图书室借出来的，文不对题的书名，倒让我看出作者欲借“正能量”的名义，保存旧京民俗的苦心。据说，这苦心，好像也没修得“正果”———李陀告诉我，此书只有5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一版，数量极为有限。“内部发行”的理由是：这哪里是“人民首都的天桥”，分明是旧社会的天桥！　……平心而论，这“判决”倒是准确的，尽管它遮蔽了一个学者沉潜于平民文化而焕发的心灵之光。

　　我却循着这光，找出属于我的激情来。30年前，我沉浸于“京味儿”中探胜求宝的时候，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 《四合院的悲戚与文学的可能》。我描述了“四合院”那牵儿携女的家庭序列的瓦解，叹息传统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样式所面临的挑战，当然，最终那话题谈的是，文学在这进程中可能做些什么。

　　30年后，我发现当年采访过的人物已经先后离去，曾经名满天桥的艺人“大狗熊”孙宝才、由我介绍为金庸先生表演过“叫卖”的臧鸿、给我讲过家史的“爆肚冯”第三代传人冯广聚……和他们一起消失的，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那些胡同和大杂院。用一个北京“老姑奶奶”的说法，现如今城圈儿里哪还有北京人哪？　姑奶奶家由皇城根儿搬到了天坛根儿，现都搬到六环根儿上去啦……

　　那些有滋有味儿的地方和有滋有味儿的人，仿佛一夜间没了影儿。

　　就像那句老歌儿所叹，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我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到“六环根儿”上的公寓楼里，找那些“皇城根”的老街坊们？　我去过几次，发现真正的京味儿，还可以在楼上楼下邻里之间感受得到，但可以预见的是，它马上就会消失在历史的天空。

　　我为自己的失落而胆怯，这是落伍于时代的信号。

　　最终我发现，只有回到北海，才能找到那种暌违已久的滋味。这是一种“落伍者”的欢喜？

　　其实北海并没有“落伍”，它的变化也是吓人的。我不想沿用某些写新闻的朋友欢喜的句式———欢呼北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城市。“满满的正能量”，固然令人振奋，但这“泡沫时期”的误读，已被国家确认的“历史文化名城”所正名。我欢喜的是，北海虽变，仍有许多足以唤醒内心波澜的东西留在那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我，已经不被人看作是北海人了。在公共场所，好几次都听见当地服务员之间用北海话来喊话：“喂，给那桌的‘捞佬儿，上壶茶！”等等。“捞佬儿”是北海人对北方人的统称，据说解放之初来自北方的汉子们，逢人便称“老兄”，被北海人听成“捞汹”，便称他们作“捞汹佬儿”，久之，便以“捞佬儿”名之，其中并无不敬。每逢此时，我常常出其不意地用北海话问他们：“有没有搞错？　哪个是‘捞佬儿，?”北海乡亲见俚语被我戳破，先大窘，后大笑，我几乎猜得出他们的心思，定是惊叹：这“老嘢”咁“肥”，惦解仲系北海人！ (这老家伙这么胖，咋地还是个北海人？) ……事后回味此事，笑自己：就为这“得瑟”，你才时不时往北海跑？

　　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人在故乡所感受的那种更深层的得意，实在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譬如那条老街，在我看来，真是一个百看不厌的所在。每次回去，我会到街口的一家咖啡馆喝杯咖啡，俨然要先品品“百年”的醇香。然后就站在当街，眺望那由近而远的、中西合璧的骑楼。曲曲折折的屋脊，在湛蓝的天空上勾勒出一对棱角起伏的线条，延伸向遥远的天际。除了大长假，一般的日子里，老街并不熙熙攘攘。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自拍或者被拍，有的则用塑料袋裹着刚出锅的虾饼，一边吃一边闲逛……而我，更愿意在夜半更深时走进这里，好像还能听见石板路上的木屐声和木栅的关门声。每走过一个路段，或想，这个骑楼底下，就是60年前那个“盲佬”的卦摊呀；或想，当年这栋楼里住着我的外公外婆，或许现在还供着他们的遗像呢……借郭德纲岳云鹏的口气：“我是有故事的人！”走这街上你不能不自恃优越，你自认为比所有“到此一游”的人都有滋有味儿。

　　但我知道，更吸引我的是，回到这里，有重新回到8岁的快乐。

　　顿悟是在刹那间产生的。

　　那天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到不远的侨港海滩游泳。惯常的做法是，我在家里换上游泳裤，骑车到海滩。脱下套在外面的短裤和T恤，锁在车前的网筐里，再把单车锁在一个牢靠的地方，通常是海边的铁栅栏或电灯杆吧。我一般会在海里游1千米左右，耗时35分钟。这是我在游泳馆里测出的速度，因此我也会在35分钟后回到岸边，套上短裤T恤，骑上车回家。可是这天的“35分钟”过后真令我尴尬：游泳裤小兜儿里装的钥匙，竟少了一把———那个装衣服的网筐的钥匙，丢了。那挂锁虽小，弄开并不容易，也没工具，再说家里还有一把，我何苦在海边劳神。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也只好选择———穿着游泳裤回家了。就这样，我光着膀子，面无愧色地穿过了侨港镇，又面无愧色地骑上了金海岸大道，最后面无愧色地骑入了我所住的小区。如果不是这“面无愧色”被人发现，我会永远面无愧色。有趣的是这一切被一个女大学生在她家的阳台上看见，此即冯艺张燕玲夫妇的女儿相宜———现在是陈思和教授的博士生，也已经让大家读到她很好的批评文字了。冯艺夫妇在北海和我邻居，这次趁着暑假，携女儿前来小住。相宜见她熟悉的“陈叔叔”骑个单车，赤膊膊出现在小区的甬道上，花容变色，惊叫道：“爸妈快看陈叔叔呀！”……适逢当晚我们与北海的文友们小聚，大家在海边排档烹鱼灼虾把酒言欢，冯艺夫妇就把这当笑话说了出来。张燕玲说，哈，原想讹一笔，忙着去拿手机来拍照呢，结果你进了楼！　相宜说，陈叔叔好爽，如入无人之境！　……

　　听着故事我和大家一起笑，说：“到了北京，警察会以为‘行为艺术，又出来了呢！”

　　这时该用方清平的口气收场了：“我当时以为自己还是8岁呢！”

　　2016.3.5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