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泰松 | 离乡者的伫望与省思 ——评江子散文《回乡记》

江山

东方旅游文化网

　　离乡者的伫望与省思
      ——评江子散文《回乡记》

       吴泰松



　　摘要：乡村人在离开故乡后，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乡村的情感模式、伦理道德产生裂痕。江西作家江子的散文作品《回乡记》，以出走、返回、他乡三种对待故乡的姿态，对故乡下陇洲村进行田野式的深描，勾勒出赣江以西一个村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变迁史，以及城乡变革中乡村人的情感史、心灵史。与此同时，面对乡村与城市的撕裂，《回乡记》还表现出离乡者何以为乡的反思。江子的散文写作反映了城乡转型中乡村的阵痛，极具文学和社会学价值。

　　江子：《回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自五四以来，对城市/乡村二元关系的书写是新文学的重要母题。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离开乡村，前往城市打工或求学。离乡者在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影响后，不可避免地与乡村的情感模式、伦理道德产生裂痕。江西作家江子近年来出版了《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赣江以西》及《回乡记》等散文作品，持续对故乡下陇洲村进行田野式的深描，勾勒出赣江以西一个村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变迁史，以及城/乡变革中农村人的情感史、心灵史。江子的散文，以亲历者和在场者的身份，体现出乡土叙事的深化。某种程度上，江子的散文反映了当前城乡转型中乡村的阵痛，极具文学和社会价值。

　　一、村庄的历史：文学史中的乡村书写

　　中国古典文学中没有严格的城市/乡村区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传统文人的最高理想。现代意义上乡村和城市的被发现，是在五四新文学时期，由此也产生大量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与古典文学中将乡村作为诗意的栖居地不同，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大多表现城市/乡村的分裂，“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乡土小说的创作不再是指那种18世纪前描写恬静乡村生活的‘田园牧歌’式小说作品，它是工业革命冲击下，在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中所表现的人类生存的共同人性意识。”[1]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故乡》等小说开启了“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书写潮流。受鲁迅影响的一些青年作家如王鲁彦、许钦文、台静农、蹇先艾、许杰等，也在此时期写作大量的乡土小说。他们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乡村世界，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到30年代，以茅盾、叶紫、吴组缃等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视角审视乡村，带有冷峻、客观的社会科学家气质。除了这两类带有文化批判和阶级分析视野的乡村书写，二三十年代还有以沈从文、废名、芦焚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他们笔下的乡村呈现一种田园牧歌式情调。到解放区文学和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中，赵树理、孙犁、柳青等作家书写乡村在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后发生的山乡巨变。新时期以来高晓声、何世光等作家的作品，表现了新时期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

　　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和城市间的关系也出现新的变化，对乡村的书写也展现出一些新的特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随之出现。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背井离乡前往城市打工，乡村剩下的是所谓“386199”[2]部队。乡村从物质到精神层面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空心化。对乡村群体的关注，近年来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非虚构文学作品。这些非虚构文学作品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作者的亲历性和见证性，“反映在作品中，就体现为作者的‘在场’。”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以返乡者的身份重返故乡梁庄，发现梁庄早已不是山清水秀和鸡犬相闻，老屋只剩下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死气沉沉是梁庄呈现出的面貌。梁庄人的命运也不断遭遇乡村凋敝带来的冲击，各种非正常死亡和****事件令人触目惊心。到《出梁庄记》中，梁鸿不满足于对梁庄的在地书写，她前往梁庄人外出打工的城市，对那些离开梁庄的乡亲进行探访。这些离乡者作为城市的“闯入者”和“他者”的存在，大多从事城市的底层工作，他们既难以融入打工所在的城市，却又回不去故乡，在城市化的夹缝中求生存，无力又无奈。正如有评论者说，从梁鸿的梁庄书写中，“我们不仅触摸到微渺而又坚实存在的自我生命之根，而且感受到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

　　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

　　江西作家江子近年来也持续关注城乡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关注农民在情感价值、伦理道德等方面产生的阵痛。从《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赣江以西》，到2022年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回乡记》，江子多年来持续对他的故乡江西吉水县枫江镇下陇洲村进行深描，写赣江以西一个村庄近年来在经济、教育、伦理道德、情感尊严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他写故乡的亲人，包括他的祖父、伯父、父母亲、兄弟姐妹以及邻里相亲等在城乡变革中的心灵史。某种程度上，江子的乡村记录就是一部当代中国乡村的变迁史。江子的写作赤诚而热烈。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故乡儿女的位置上进行书写，“我的写作从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了证人的位置上。”[5]他的书写既包含对逝去的乡村岁月的温情怀旧，又以“返乡者”的审视视角书写故乡在城市化面前的凋敝。赣江以西下陇洲村是江子的写作原点和精神皈依，他的所有写作都是围绕下陇洲村展开，他也一次次地重返故乡寻找创作动力。但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现代文明，以及目睹乡村不可避免地陷入萧索境地，“城里人”江子又在散文中体现出弃绝故乡的态度。“当我们将故乡放逐，故乡也放逐了我们。不管以后我走到哪里，都注定我离故乡会越来越远。”[6]故乡对离乡者而言意味着什么？现实故乡和精神故乡的分裂又该如何处置？这正是江子散文《回乡记》中所表达的何以为乡的困惑。

　　二、离去抑或留守：农民的生存形态

　　对于乡村人而言，面对故乡，无外乎两种生存形态，离乡抑或留守。鲁迅的《故乡》是以一位知识分子“返乡者”的视角审视故乡，发现留守者杨二嫂身上刁、蛮、自私、算计等国民性中的流氓性，以及留守者闰土身上麻木、木讷等国民性中的奴隶性。这是五四时期启蒙者眼中的故乡。现代知识者在接受新思想、新文明后，以国民性批判视野书写故乡人。但在百年前，离乡者的比例很小，像鲁迅这类能够顺利离乡前往城市定居的知识分子更是极为少数。绝大部分乡村人口都缺少流动性，一生固守在本乡本土，形成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7]乡土中国的典型特征是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和长老政治等。翻看现代中国乡村的变革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农民均缺乏自由流动前往城市的路径，形成终老于乡的生活常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沿海城市吸引大量的农村人口，农村人背井离乡前往城市求学、务工，城乡间形成剪刀差，乡村人口逐渐减少。由此也导致乡村逐渐出现人口、经济、伦理道德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乡村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江子作为一名极具乡土情怀的作家，尤为关注当下的农村现状，其《回乡记》也对故乡/返乡/他乡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辩证思考。

　　江子的《回乡记》分为“出走”和“返回”和“他乡”，代表的是农民对待故乡的不同态度，表现的是历史中的乡村记忆和当下的乡村现实。在江子的笔下，首先有记忆中的祖父、伯父等亲人对乡村的眷恋和坚守。《练武记》讲的是祖父习武的事迹。祖父是赣江以西最高级别的武者老座。他练就一身武艺，身上具有赣江以西节义之邦的古风，热情仗义，是下陇洲村人人信服的乡村守护者。祖父作为武者的高光时刻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通过与毒蛇缠斗赢得村里人的信赖。某种意义上，祖父就是费孝通所说乡土中国熟人社会中的长老，维系乡土社会的稳定。20世纪80年代，祖父晚年曾经选中10岁的江子继承武术，但此时武术这种传统在乡村已没有吸引力，江子也最终通过考上师范学校离开乡村。祖父选择江子继承武术，其实是老一辈农民对武术所代表的乡土侠义和道义精神的执念。而当江子回忆故乡的武术传统正在消逝时，流露的也是对赣江以西某种侠义和道义精神正在失传的担忧。“强不能惩，弱不能扶，恶不能止，善不能扬。没有了武术精神的干预，这个世道因缺少了必要的力道与硬度，而变得软塌与虚弱。”[8]以祖父为代表的传统乡村精神，如今正遭遇失传的危机，江子的担忧不无道理。虽然在《练武记》的结尾，江子写到近年来家乡为恢复打狮传统文化和申报省级非物质遗产，并组建农民武术队，但是这些年纪偏大的故乡人是否能够承担起对赣江以西武者文化的传袭？或者说正在消逝的乡村传统能否留住？江子对此其实是质疑的。当老一辈的农民逐渐离世，年轻一辈的农民不断离乡，乡村正在加速空心化，城市的快速扩张也面临原子化社会带来的诸如冷漠、精致利己主义等各种问题。所以，与其说江子担忧的是乡村传统的消逝，毋宁说他忧心的也是城市世道人心的道德滑坡。回顾百年新文学史，很多乡土作家都书写过城/乡二元对立带来的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都市阉寺性的文明病，沈从文渴望将湘西野性的、雄强的生命力注入早已老态龙钟的民族精神中。新世纪以来，为回应原子化社会带来的精致利己主义这一城市病，江子希望的则是将赣江以西的武术精神注入到当下社会。

　　江子：《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赣江以西》，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江子的伯父曾水保也是一辈子坚守在乡村的农民。伯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度通过考学离开乡村，但历史的因缘际会让他最终选择留守下陇洲村。留守乡村的伯父靠在中专学习到的技能，成为村里的水电工。虽然伯父一度萌生离开乡村的念头，但作为家里长子和一家之主的重任，使得他即使后来有机会再度走出乡村成为国家干部，他依旧选择了放弃。伯父晚年一度到城市居住，但是他并不适应城市的生活，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农村。只有在农村，伯父的价值才得到了体现。他成为村里人信赖的人。乡土中国是熟人社会，也即体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里，“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9]在乡村，他的水电专业知识，他对婚丧嫁娶等乡村礼仪的熟稔，使得伯父在乡村重新忙碌起来。他是乡土熟人社会的中心，是乡土中国长幼有序社会中的长者，村庄里的婚丧嫁娶等各种大小事务都需要依靠他。在村庄政治里，伯父是事实上的权威者。农村的生活习性和观念已经塑造了伯父的一生，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只有在农村，他才感受到人生价值的被需求感。伯父是传统乡土中国最后的守护者。伯父清楚地看到乡村将走向衰颓，并鼓励江子离开乡村，但他自己选择一辈子留守乡土。以伯父为代表的乡村人，他们的一生都将被祭献给乡土社会，他们也是农耕文明时代的最后坚守者。

　　除了这类一生固守乡村的农民，在《回乡记》中，更多的是源源不断离开乡村的人。这些离乡者中，既有离乡求学如江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有像他姐姐和弟弟这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还有像他父母那种随子女迁往城市的老人。此外，还有更年轻一辈的离乡者后裔。《购房记》中，江子记录了自己的亲人在城市化进程中选择进城的故事。由于乡村教育资源的匮乏，他的妹妹很早便前往县城为孩子陪读。本来妹妹一家是在城里租房，但是江子却不断向妹妹一家灌输城镇化的理念，劝妹妹在城里购房。一开始妹妹对定居城市是抗拒的，对回老家农村生活抱有幻想。江子以当前城市发展的趋势劝导妹妹一家放弃返回农村，“我告诉她，依现在的时局，几乎所有七〇以后的农民都不可能回到土地上，过像我们父辈那样的农耕生活。在城市文明面前，乡村是无力的。”[10]面对城市和乡村关系的不可逆转，江子以他对城乡发展趋势的判断，认为1970年代以后的离乡者不可能再回归乡土，这其实正是数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他的弟弟一家，也早已在广东东莞定居，与故乡下陇洲村的距离越来越远。江子对乡村的发展前景是悲观的。在城市面前，乡村的教育、医疗等各项条件全方面溃败。就连江子的父母，两位在乡村生活大半辈子的农民，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便利后，也不可避免地抛弃农村，最终在县城定居。“父母谈到要回到老家生活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热爱家乡。他们对家乡的感情越来越淡，终至无情。”[11]其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县城，县城已俨然成了乡土社会的延伸。父亲每天在城里都能遇见村里的熟人，关系甚至比在农村时还更亲近。在城市生活多年后，江子的父母也转变成为了“城里人”。

　　作为更年轻的90后，甚至00后，他们对乡村的态度又如何？《回乡记》中有一篇《高考记》，江子讲述的是女儿虫虫的高考事迹。作为离乡者的后裔，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她对父辈所生活过的乡土已并无太多的依恋。下陇洲村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更多是作为一个陌生的“符号”而存在。而在《不系之舟》中，江子对于离乡者后裔的命运更是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曾细平在广东打工时患上癌症，去世后不久妻子改嫁，留下十六岁的女儿。女儿被曾细平的弟弟曾善春接到家里抚养。结局却是这位刚成年的侄女被曾善春的妻子带到自己的大伯家，嫁给了她大伯家三十多岁未婚的儿子。作为底层的乡村人，她们的命运禁不起任何波澜，她们的归宿也不得而知。正如江子感叹道，“他们没有方向，没有故乡……他们是这乡土向工业化城镇化艰难转型过程中被损耗的那部分。”[12]江子对故乡有一颗悲悯之心，在他的笔下，这部分属于阴影下的人将被世界照见。当工业文明发展进程加快，乡村的留守者会越来越少，离乡者会越来越多，乡村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凋敝。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乡村的乌托邦想象正在被打破。乡村作为诗意栖居的大地，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心灵港湾的形象正在消失。乡村最后会剩下什么？也许只剩下野蛮生长的植物。江子对故乡的植物有细腻的感受。杨家岭村口的老樟树作为村庄的守护者和见证者，将会一直存在。“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棵树。我想即使村庄废弃消失，这棵树也将会长久在。它会代替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继续活着。”[13]江子在《杨家岭的树》中以寓言的方式宣告着乡村将面临的命运。

　　三、何以为乡：离乡者的困惑

　　对于已离开乡村的人而言，故乡到底意味着什么？离乡者鲁迅再次回到故乡，笔下的浙东故乡是萧索的荒村，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平，记忆中的湘西故乡是田园牧歌式的山村。新世纪以来，梁鸿笔下的河南梁庄和江子笔下的赣江以西下陇洲村，是正在消逝的农耕文明。但是，即使乡村面临不断破败的命运，对于很多离乡者而言，乡村依旧是心底隐秘的精神家园。《回乡记》中的下陇洲村就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他们既有千年前离乡者的后裔，也有改革开放以来前往城市定居的离乡者，这些人不远千里地回乡寻根。某种意义上，故乡早已成为他们情感结构的一环，召唤在外飘泊的游子回归。

　　首先是对历史中故乡的追寻。在《临渊记》中，江子讲述了离乡者后裔前往赣江以西乡村寻根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当时还在江西吉水县宣传部门工作的江子接待了一名来自湖南宁乡的黄姓研究员。黄祖琳来赣江以西寻找一位五百多年前出走到湖南宁乡扎根落户的人。那人正是刘少奇的先祖刘时显。后来江子又采访过从香港回来寻根的企业家邓声华。作为一名成功的香港企业家，邓声华的先祖邓汉黻是北宋年间广东的官员，是赣江以西白石村培养出来的读书人。他的家族在香港定居繁衍，迄今已近千年。故乡的这些先贤当年狠下决心远离故土，他们深知赣江以西村庄人多地少、资源短缺，造成生存逼仄的困境，以及相亲邻里之间因好斗性格产生的倾轧算计，甚至以血缘为条件向子孙变本加厉索取等事情。他们离开故土后凭借自己的开拓和进取，在外乡取得成就。但不管历经多少世代，故乡始终萦绕在离乡者后裔的心头。正如江子所感叹道的，“一方面对故乡悲观失望远走他乡，另一方面又在故乡视力所不及的地方对故乡魂牵梦萦；一方面把故乡的路完全斩断，另一方面又不断在新的驻地暗中埋没关于故乡的信息通道。这是一种十分矛盾的情感。”[14]

　　中国历来是一个注重故乡的国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祠堂，诉说村庄的历史。在乡土中国，“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15]对于那些离开故乡数百年的人而言，历史中的故乡只是一个文化符号，但它却像某种隐秘的精神结构，始终牵引离乡者归来。也许这正是人类基因里所潜藏的家园意识。

　　其次是在现实的故乡中寻找精神寄托。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催生城市的迅速扩张，大批乡村人离开故乡前往城市打工，乡村不可避免地面临空心化。《磨盘洲》讲述了乡村人回乡寻找精神寄托的故事。杨家岭老妪何袁氏非正常死亡，她在去磨盘洲拜菩萨的路上不慎摔倒在长满杂草的水渠。在乡村，杂草和灌木的野蛮生长宣示着它们对这片土地的主权。由于人口的不断外流，原来人声鼎沸的乡村几乎已成废墟，没有人会知道一个老妪的突然失踪。她的儿子福米十六岁就前往广东打工，在母亲去世后，他长期陷入精神的折磨和忏悔中。最终，他选择回到磨盘寺寻找治愈心理危机的药方。他想到磨盘洲的菩萨。福米希望菩萨能帮他解除痛苦，让他回归正常的生活。故乡手制的偶像帮助福米走出痛苦，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怀罪的人》也讲述了一个名叫三生的人回乡赎罪的故事。三生曾是下陇洲村的能人，他凭借出色的交际能力，在县城理发店帮助远亲近邻获取各方资讯。但有一天三生因为欠下巨额赌资，携款消失在熟人社会，各方对他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直到大家将他淡忘。后来三生突然回到赣江以西的下陇洲村。他在异乡上海经常忍受故乡对他道德上的审判。赣江以西的下陇洲村自古以来是崇德尚义的地方，很多历史上的名人毕生践行圣人之学，维护高尚道德。三生在离乡十五年后开启他的赎罪之旅。《怀罪的人》中运用了小说的叙述方式，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带有虚构的性质。从小与江子一起长大的堂叔三生，并没有回乡还债。江子在作品中加入三生回乡赎罪的虚构情节，虽然不符合非虚构文学的特征，但其实表达的是文学的情感真实，是江子对故乡爱之深的确证。面对故乡，江子的情感其实也是困惑的。一方面，他不断劝自己的亲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另一方面，故乡又是他写作的原点。他热爱他的故乡，“我依然希望我的家乡——有过丰厚文化传统，养育过杨邦义、杨万里等猛士与诗人的赣江以西能善恶有报、恩怨分明，交替有序，永世流传。”[16]所以，三生负罪消失在下陇洲村后，在江子近于小说的虚构叙事中，才会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回乡赎罪，传承赣江以西节义之邦的传统。

　　鲁迅：《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胡适、丁文江等知识分子便就科学与玄学之间的关系展开论战。科玄论战的结果是以“赛先生”所代表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工具理性成为后来中国知识界的主导思想，并延续至今。可是，新文学作家对科学理性所不能完全解决的人性、人生等问题的思考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以鲁迅为代表的早期启蒙知识分子便对工具理性思维进行了有力的反拨。对于以鲁迅《野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新浪漫主义”诗人，这一诗人群体代表了以生命为本的人文精神路线与科学既抗衡又融合的状态。鲁迅在《故乡》中就写到闰土要香烛和烛台，在《祝福》中写到祥林嫂通过捐门槛为自己赎罪。并且，当祥林嫂向启蒙者“我”发问时，“我”所代表的启蒙精神在面对真实的乡村民众时是溃退的。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面对祥林嫂的发问，小说叙述者“我”的态度是悚然和犹疑的。鲁迅在思考乡村非理性力量对人的影响时，在小说叙事中提出了尖锐的思考。只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派，包括后来以进化论时间观为指导的革命现实主义，最终主导了中国新文学和文化的走向。其实，在理性和工具之外，世界上还存在更高意义上的法则。孔子是儒家实用理性的代表，虽然《论语》中讲“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在面对非理性的鬼神力量和观念时，《论语》中也讲“敬鬼神而远之”。世界上除了理性以及外在的世俗权威之外，还有一个悬诸法象之上的大立法者。江子在他的散文中也延续了新文学中的这一思考。虽然是以返乡者的视角来书写故乡，但他并没有设置尖锐的城/乡之间的对立，也没有将自己置于脱离民众的启蒙者姿态中。在《回乡记》中，现实中的福米回到故乡磨盘洲拜菩萨，通过故乡手制的偶像，为自己赎罪，寻找精神的疗愈。三生在江子的虚构中，也回到下陇洲村请求故乡人的宽恕，解除心灵上的镣铐并成为被故乡赦免的人。爱之深责之切，江子对故乡和故乡人是爱得那么深沉。

　　结语

　　在江子的乡村叙事中，他自称是故乡的叛徒。“我怂恿着我的家人一个个走出村庄……我是拉低了故乡人口居住率的逆子。”[17]但是，他又始终将故乡作为自己的写作原点。“我目前的写作状态是满足于为日益破碎的古老乡村立言，并同时努力从源头去寻找我们时代的答案。”[18]他始终以乡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自居。这恰恰是他乡土情感的矛盾所在。在《建房记》中，江子讲到赣江以西的烧塔习俗。烧塔的时间是中秋节，当烧塔仪式正式开始后，所有人都在奔跑跳跃，月光下有隐行的人从宗祠、庙宇、墓地等起身，加入到庆祝烧塔的队伍，仿佛在为渐行渐远逝去的故乡招魂。江子在散文写作中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既隐喻乡土文明正在逝去，同时又表达出对重建乡土社会的殷切期望。

　　本文刊于«写作»2025年第3期，引用请参见原刊，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参考文献[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38”即留守妇女、“61”即留守儿童、“99”即留守老人。

　　[3]张雅俐：《论非虚构写作的真实观》，《写作》2019年第3期。

　　[4]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5][6][8][10][11][12][13][14][16][17]江子：《回乡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第60页，第21-22页，第47页，第43页，第101页，第174页，第121页，第84-85页，第200页。

　　[7][9][15]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第32页，第32页。

　　[18]江子：《赣江以西》，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页。

　　作者简介

　　吴泰松（1992-），江西赣州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主持省级课题2项，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