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树斌：红衣县长 ——纪念孙兰同志诞辰110周年

wx_来自北_qd22q

红衣县长
——纪念孙兰同志诞辰110周年
雍树斌

    孙兰，原名韦毓梅，笔名姜平，1913年出生于江苏省盐城秦南镇刘村。7岁前她一直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了解农民疾苦。1926年随父母入上海启秀女中读书，她思想进步，学习优秀，上高中时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18岁的孙兰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下参加“左联”，从此迅速成长为学生运动骨干。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她积极组织同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带领同学去南京**、**，1936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2021年8月《国家记忆》栏目，播放了“红衣县长”孙兰能文能武、敢说敢当、扎根基层、为民办事的故事，使县长孙兰又一次走进了老淮安人民的心里。今年是孙兰县长诞辰110周年，我们纪念她、缅怀她、学习她高尚的革命情操，弘扬她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激励后人坚守初心使命，继续砥砺前行，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篇章，更具现实意义。

    从苏北平原到参加革命

     孙兰同志虽然出生于盐城农村，但是她的家庭比较富裕、舒适。父亲韦维清是**时期大上海的知名律师，后来成为比较有名的官僚政客。当她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因组织学生参加“反对卖国投降、呼吁团结抗日”****活动，被当局逮捕入狱时，就是其父将女儿保释出来的。她的父亲希望她就此安心读书，不要抛头露面。而她选择的道路和她的父亲截然不同，怀揣着自己的理想愤然离开上海，于1934年夏奔赴北平，考进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清华园里的她如鱼得水，迅速融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日军侵占华北、国家危亡之际，地下党员蒋南翔组织成立了清华大学“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这一组织成了“一二·九” 抗日救亡运动前夕，清华进步学生的核心力量。孙兰带头响应，积极宣传、组织和发动清华大学女生踊跃参加自卫会，使自卫会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在清华大学迅速扩大。作为活动的牵头人，孙兰还成立了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清华女生学习小组。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6000多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反对**卖国内战政策，史称“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这次**中，孙兰不怕逮捕、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高呼口号，散发**，张贴标语，显现出过人的组织才华。后来“自卫会”的组织者蒋南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教育部长）评价孙兰说：“她临事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是女生宿舍的一粒种子，凭着自己的影响力，使清华全校108名女生的一半以上，成为了‘自卫会’成员，成了反对**卖国內战政策的中坚力量”。

     1936年7月，孙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受党组织的派遣返回上海，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广泛发动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一次**活动中，她被推为代表，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她慷慨陈辞，痛诉国难，呼吁**当局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这次较大规模的活动，受到了上海、北平大学生们的一致称赞。在地下活动中，她还经常为《上海妇女》《妇女生活丛书》等杂志撰写文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政策，鼓励广大妇女勇敢地站起来，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后来她还担任过《上海妇女》等刊物的编辑和主编。在革命活动中，孙兰有幸结识了影响她一生的人物——宋庆龄。《七·七》事变后，孙兰发动上海女工参加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何香凝为主席的“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经常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一起工作，成了她们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孙兰泼辣的作风，巾帼不让须眉的拼劲，深得宋庆龄的喜爱。宋庆龄当面对她说：“小韦，你就改姓孙，叫‘孙男’吧”。后来孙兰转移至苏北地区工作，就改成了这个名字，只不过把“男”换成了现在的“兰”字，因为她更加欣赏古代名人花木兰，所以取“兰”字名。

     从地下工作到红衣县长

      1941年12月，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更加残酷，地下工作形势急转直下，孙兰的身份也随之暴露，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孙兰于1942年初辗转来到苏北解放区工作。

      她先在涟东（现涟水县）、建阳（现建湖县）任文教科长，盐阜区行署文教科长，后任苏北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等职。1945年秋天，淮安县第一次解放后，年仅32岁的孙兰，受命担任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县长。在县长任内，孙兰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反“扫荡”，打游击，写文章，作演说，审汉奸，修文渠样样在行。因为她常穿一件红色上衣走基层、跑乡村，挨家串户访贫问苦，和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群众亲切地称她为“红衣县长”。

       顺应民意严惩汉奸沙贵章、高必发。在日本侵占淮安期间，汉奸沙贵章、高必发一个任淮安县长，一个任大队长。他们丧失民族气节，助纣为虐，无恶不作。为了效忠他们的主子，抢劫、**、杀人、放火，致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45年12月26日，在淮城市中心的体育场，孙兰主持召开了3万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审判沙贵章、高必发。孙兰身着新四军制服，精神抖擞地站在一把椅子上，代表县政府讲话。她鼓励百姓诉苦伸冤，举证报仇。根据群众的呼声和沙、高二犯的罪行，依据苏皖边区政府颁布的有关条例、条款，大会临时法庭决定，判处沙贵章、高必发**，立即执行。没收沙、高二犯抢劫、搜刮人民而来的全部财产，以作赔偿群众的损失，救济贫苦人民。

      倾听民声疏浚文渠方便群众生活。淮安城内的文渠，全长2505丈，贯通老城、夹城、新城之中，逶迤延伸城区各个主要街道和市民集中居住的地方，渠上建筑桥梁就有52座，不仅保证了人民生活用水，而且可供游人划着小船观赏两岸风光，幼时的周恩来常通过文渠往返于驸马巷和东岳庙之间。

     **统治期间，文渠坡塌底浅，年久失修，不仅苍蝇蚊子满天飞，而且断绝了人民饮用水之源。淮安解放后，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政府疏浚文渠，解决生活用水问题。孙兰勇挑重担，主动担任“淮城文渠疏浚委员会”主任。她选调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开明绅士等专业人员制定疏浚方案。多方面筹措所需款项，组织机关干部、职工、部队指战员等参加义务劳动，经过43天的艰苦努力，沿文渠周边重现了往日肩挑盆舀取水，妇女们兴高采烈淘米洗菜、洗涤衣裳，使文渠重又恢复了沿袭千年的烟火气息。

       关注民情深入农户访贫问苦。1946年12月，顺和集、孙庄至茭陵一线刚刚解放，孙兰就在顺河区副区长许志友的陪同下，步行去顺河区检查了20个村庄。自己着手调查各户由于战争损失的情况，对被蒋军无辜杀害的村民，分别给予抚恤，对被打伤的村民，除给予医治外，另外补助粮食。对被战火烧毁严重的人家，拨出部分建筑材料和经费，帮助重建新房。所到之处问寒问暖，把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关怀送进了群众的家里。

     从两地教育主管到魂归故土淮安

      1952年，孙兰调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1959年调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到任上海工作后，为了迅速打开上海教育工作局面，提高上海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孙兰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修改制定了《中小学工作条例》《中小学学生守则》等一系列文件，使上海的中小学工作有章可循，全市的教学、教育步入了正确的轨道。孙兰坚决**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左”的偏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爱护知识分子，保护知识分子，让他们放手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她的领导作风，给当时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在接见上海市领导干部和部分代表时，紧紧地拉着孙兰的手，向大家介绍说：“你们上海的孙兰姑娘，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淮安县的父母官啦……”周总理的一席话，说得在场的同志交囗称赞。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孙兰因批评叶群（当时挂名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不干实际工作”，揭发“陈伯达历史上确曾自首过”，因此犯了大忌，运动中她首先受到了冲击，被连续批斗百余场，精神上受到了无情折磨，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1968年4月8日，年仅55岁的孙兰，被迫害致死。1978年11月，党组织决定为孙兰同志**昭雪。

     孙兰同志逝世40周年之际，其子孙恒志、孙小平等筹划，将母亲的遗骨迁回她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淮安安葬。此愿望得到了省、市、区三级党委的重视、支持。淮安区有关部门专题召开会议，决定在紫藤园劈出一较为完整的地块，用于孙兰县长的墓地，墓地坐落于松柏掩映之中。墓碑由红花岗岩和汉白玉构成，上面浮雕兰花，右边竖刻着“孙兰之墓”四个字。墓碑长宽高均55厘米，象征着孙兰55岁生命。

      孙兰县长诞辰110周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红色故事或许将渐渐不为后人所知，但她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高歌“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坚定信念，永远值得后人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