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红拴：诗歌里的地学人文 ——从生态地学诗谈人文地理诗文化思想

江山

诗歌里的地学人文
——从生态地学诗谈人文地理诗文化思想
胡红拴

    胡红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委员会主任，《新华文学》主编，《中国诗界》副主编。历任中山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广东财经大学、广州大学客座教授，安徽科技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地质图书馆客座研究馆员，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作品散见于《诗刊》《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北方文学》《花城》等，出版各类书籍76部，主编各类文化丛书百余册。作品被译介到英、法、德、日、西班牙、尼泊尔等国家。

     王士性是明代人文地理学家，也是古代的文学家。此文谨以王士性的诗为例，浅述生态地学诗歌及中国古代特别是王士性的人文地理诗和王士性独特的文化、学术思想。

     王士性及王士性文化思想

     王士性是大家熟知的人文地理学的开宗立派者，也是古代人文地理诗歌的开山之祖。

      谈此，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孕育王士性的文化土壤以及王士性的年表和游史。

       王士性（1547—1598年），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城关人，乃明代大学者王宗沐之侄。

      王宗沐(1523—1592年)，字新甫，号敬所，临海城关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后迁广西按察佥事，督学政。任内，修宣成书院，建崇迪堂。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宗沐任广东参议，分守惠州、潮州。在明朝，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政务，而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为从三品官职，妥妥的副省级官员了。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任江西提学副使。在江西，王宗沐修王阳明祠，建正学、怀玉书院，于白鹿洞聚集诸生，亲自答疑、讲学。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任江西参政。次年，任按察使。辑成《江西大志》。嘉靖四十年（1561年），升山西右布政使。不久，父卒，在家修成《宋元资治通鉴》《十八史略》《台州府志》等书。隆庆元年(1567年)起为山东左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山东省省长，已经进入封疆大吏之列了。在此位，他编纂了《东省经制全书》。后升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凤阳，任内，他大修水利设施，提高了淮河防洪能力。万历三年(1575年)，任刑部左侍郎，奉诏巡视山西、宣大诸镇边防军务（相当于国家的北部战区司令员），上《三镇图说》。九年罢官归里，闲居十年。王宗沐著有《敬所文集》三十卷、《奏议》四卷、《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江西大志》八卷、《海运志》二卷、《海运详考》一卷以及《十八史略》《巡视三边纪略》《撄宁语录》等若干卷。由此可见，王宗沐不但身居高位，还学富五车。他一共有四个儿子，分别为士崧、士琦、士昌、士业，除士业贡生出身外，士崧、士琦、士昌都荣登进士，即“一门四进士”。又因宗沐和他的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抚，所以又有“一门三巡抚”的说法。

      王宗沐长子王士崧，字中叔，号禺阳，生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次子王士琦(1551-1618年)，字圭叔，号丰舆。明朝著名将领，军事家。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日本丰臣秀吉再次入侵朝鲜，王士琦以山东参政衔监军，与总兵刘綎（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领兵两万自四川出兵赴朝，取得“抗日援朝”胜利，立下大功。本次援朝之战结束后，王士琦升任河南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著有《东征纪略》。

      三子王士昌，字永叔，号十溟。

      作为王宗沐侄子的王士性，小王宗沐二十四岁，但又比王家第二代士字辈的王宗沐长子王士崧年长两岁，长王士琦四岁。王士性是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王士崧、王士琦同为万历十一年(1583年)癸未科进士，王士昌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这样勾勒的一条线，就将王士性出身、生活、学习、成长的文化土壤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而王士性在王氏家族二代中起到的“承前启后”作用，可能就是另一种文化上的“蝴蝶效应”的表现形式。这让我想起王士性那个时代文学上的另一个流派“公安派”。“公安派”的袁宏道是明代文学反对复古运动的主将，袁宏道（袁中郎）与他的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公安三袁”的孕育产生也应该是一种家学文化上的“蝴蝶效应”。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承袭，主张通变；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四百多年前的这种创新精神，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家境及生活的文化土壤，形成了王士性少年好学、喜游历的性格特性。他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二十六岁时中举，赴京应礼部试，不第，归途中迂道游金华诸洞，经缙云仙都，经年始抵家。

       万历五年（1577年），在他三十岁那年考中进士，授朗陵(今河南确山)知县。途经杭州，览西湖胜迹，作《湖山六记》。

       万历九年（1581年）任满，升礼科给事中。说到此，要讲讲明代时对应六部的六科，礼科是对应礼部的，尽管礼科给事中这个礼科一把手只是个正七品的职级，但权力很大，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秘书局某局局长，监视礼部文件的上传，负责皇帝批文的下达。明末大儒顾炎武在他的著作《日知录》里这样写道：“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从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出给事中这个七品官在朝廷中的地位有多牛，连六部尚书这样的正二品大官看到他们也是心里发毛的。王士性接到任命后，他自南阳入洛阳，经登封，游嵩岳，遍览河南诸胜，行程两千三百里。上疏言朝廷、官司、兵戎等要务，洋洋数千言，颇切中时弊。又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及漕运等提出了一套有创见的计划。

      万历十三年（1585年），丁母忧返里。次年，游两浙。从宁波渡海，东游普陀，西经余姚、上虞而至绍兴；北渡钱塘，下桐庐，过富阳；南入兰溪，转东南至永嘉，由乐清上雁荡山；又北行，上天台山，结庐小住华顶桃源之麓。次年，又出游三吴。从天台经杭州至苏州，入太湖，眺金、焦、北固诸山，游南京，又入皖登九华。

       万历十六年（1588年）赴京就原职，途中谒孔庙，登泰山。同年任四川参议奉命典试四川，上峨眉。万历十七年（1589年），调广西布政司参议。自四川沿江而下，游三峡、洞庭，登衡山。任间，建怀远、荔波二边城。万历十九年（1591年），迁云南澜沧兵备副使。游点苍、鸡足诸山。后历任河南提学副史、山东参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南京鸿胪寺正卿等职。王士性二十余年的官路，宦游于四方，几乎遍游了当时明朝除福建南部之外的“两京十三省”，可以说一生游迹遍及全国。后致仕归里，于山宫溪畔筑白鸥庄，自作《白鸥庄记》，记营建始末。

      王士性一生，游迹几遍全国，凡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并成著作。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广游志》二卷、《广志绎》五卷及《玉岘集》等。其中《广志绎》更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地理学著作。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士性卒，年五十一岁。墓在临海双港保宁寺东。东湖滨“德业匡时”“文章经国”二牌坊，为时人纪念士性而建（今已毁）。

      纵观王士性一生，我们会发现他的仕途总是在“颠簸”中度过，这与他的性情豁达、敢于直言的秉性有关，他有这些“真性情”，当然也就容易冒犯权贵，仕途自然不会那么顺畅。但是，在常人看来权贵们对王士性薄惩式的“四海为官”之举，却因他生性好游、豁达向上的性情而成为了他人生的“无心插柳”，当然也成就了他“柳成荫”的学术事业。用《康熙临海县志·王士性传》的话说：“公盖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他不仅爱游，爱游之余还爱写：“凡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无不精订。他若堪舆所述、象胥所隶，千名百种，无不罗而致笔札之间。”于是，就有了《五岳游草》《广游志》和《广志绎》行世。尤其是《广志绎》，“凡山川险易、民风物产之类，巨细兼载，亦间附以论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王士性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有游记《五岳游草》，有地志《广志绎》《广游志》，有诗文集《玉岘集》《掖垣稿》《朗陵稿》《入蜀稿》《尺牍》与《燕市稿》等。后《掖垣稿》《朗陵稿》《入蜀稿》《尺牍》与《燕市稿》合为《吏隐堂集》。《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三种均应归属地理方面的著作。

     《五岳游草》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前，是王士性宦游天下的原始素材，文体上还带有明显的游记性质。《广游志》的篇幅很少，大体上有点像小结。当然，这不是他对自己游历的小结，而是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进行多方位的审视，在地脉、形胜、风土等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对民族、宗教、语言、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加以考察后的小结。晚年息游以后，他以更深刻的理念，更科学的方法，更多边的思维，全身心地投入了《广志绎》的撰写工作。

      《广志绎》这一部著述的最终脱稿是在王士性人生终结的前一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于这一年的中秋节完成了全书的最后写作，同时写下了自序。“书成，自为叙曰：夫六合无涯，万期何息？作者以泽，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而六艺之用衰；综名实者，尚衡石铸刑书，而结绳之则远；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传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轨殊。”又说：“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宬国策、里语方言之赜，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这是此书的大旨，“无深言，无非深言”，显然道出了王士性对《广志绎》的成书还是很自负的。当然，这也与明代后期士人追求个性解放，向慕实学已蔚为时尚，许多人主张“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提倡“率性而行”的风气有关。个性解放的标志之一，就是士人要从书斋里走出来，投身于自然与社会之中。王士性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时代先行者与实践者”。

      《广志绎》历史上虽入史料笔记之列，但事实上是一部学术价值非常高的明代区域地理书籍。原书六卷。卷一《方舆崖略》记述明代疆域、山川、赋税、物产、关隘、风俗、九边等内容，类似全国地理总论。卷二至五形同区域地理，卷二《两都》记北京、南京。卷三《江北诸省》记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省，卷四《江南诸省》记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卷五《西南诸省》记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卷六《四夷辑》已佚。今书实为五卷，约八万字。本书不仅记载各地的山川名胜、关塞险要、物产风俗，而且对当时的漕运、赋役、农民起义，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都有记述。由于作者反对“藉耳为口，假笔于书”，注重亲身见闻、实地考察，因此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问世后，颇受时人推崇。曹秋岳、沈大匡、沈次柔、顾炎武、项东井皆认为:“是书该而核，简而畅，奇而有本，逸而不诬。”(杨体元《刻〈广志绎〉序》)实为明代地理笔记中的佳作。

       在《广志绎》序言的末尾，王士性还特别表明，“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如果我们用心细细地去研读，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一部非常杰出的人文地理学专著。书中精辟之论比比皆是，如对货物的聚散是这样记述的：“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集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淮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古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论文化地理的差异如：“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故所在风俗之差异尤大，不要说省与省之间有别，即一郡一邑亦多不同，王士性对此述之甚详。如谓浙江一省：“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般帨，多巨室大豪；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浙东又可分为三大区系：“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士性以其敏锐的眼光，在十六世纪就已萌发了旅游的“产业”意识，他在《广志绎》卷四提出：“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出发点虽然朴素，但其意识价值已属无量。人地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一种关系，把这两者的关系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无疑以王士性为第一人。其中最值得我们回味的论点就是：“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这比黑格尔、拉采尔所提出的相似观点至少要早两百多年。

      1985年冬，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先生在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指出：“王士性在人文方面的成就，比之他以后约四十年的徐霞客对自然地理学的贡献，至少在伯仲之间，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结论，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学上的贡献，学界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开创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他对地理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并尝试进行过初步的分析探讨。二是提出了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观点。三是具有了现代地理学的评价研究雏形，也就是对地利、文化进行利弊分析。四是能够运用超前的思想分析气候成因。五是提出了独特的旅游审美观。他认为游亦有道，而且有三种境界：“夫太上天游，其次神游，又次人游，无之而非也。上焉者形神俱化，次焉者神举形留，下焉者神为形役。然卑之或玩物，高之亦采真。”他认为一般的人游只是基于表面的审美，神游是一种深受美的召唤的梦游，而天游则是一种超越尘俗、身心并历、物我合一的旅游审美境界，即“当其意得，形骸可忘”。在此主张下，他不甘于卧游，而讲究身临其境，“览胜纪游，乐焉忘死”，而且讲究物质和精神的多重美感，这也是促使他在游览之后“……着为图记，发为诗歌，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撰写出璀璨文章的原因。

     王士性的“着为图记，发为诗歌，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让我想到当代的生态地学诗歌。我认为，王士性的很多人文地理诗歌，事实上就是古代的生态地学诗歌的部分表现形式。

     生态地学诗歌的文化渊源

      我在为《北方文学》《诗词》《中国矿业报》等报刊刊发的“中国生态地学诗派作品小辑”所写的前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三千年来，作为诗歌分支的‘地学诗’，以丰富的内涵和意境，占据着诗歌世界的一片蓝天。随着汉语新诗的兴起，生态与地学新诗也以独特的自然资源等生态、地学特点成为当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地学诗歌承古代山水诗、田园诗之余绪，包含山水诗、田园诗、自然生态诗、地学科学诗及其他自然资源题材（涵盖自然资源的土地、地质、矿产、天文、地理、水文、气候、海洋、勘探、测绘、旅游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的诗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是当代一批受中国山水诗、田园诗等传统诗歌以及欧美自然主义写作传统影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己任，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地貌和物种的生态与自然资源题材为诗写对象，以新的生态文学观从事当代新诗创作的诗人群体。”

      说起来，生态地学诗的存在确实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第二首诗《国风·周南·葛覃》事实上就是一首典型的生态地学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尽管对于此诗主旨，千百年来争论不断。古人多视为实施道德教化的经典之作，今人多理解为劳动人民的诗歌。古代学者认为，诗中的女子应是一位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俱佳的后妃，诗写后妃出嫁前的准备，赞美她的美德；近现代学者则认为，此诗为一首描写女子准备回家探望爹娘的诗，叙述她在采葛制衣时看见黄雀聚鸣从而引起了她希望和父母团聚的迫切心情，并将她在得到公婆及丈夫的应允后准备、安排家里的佣人开始洗衣、整理行装、准备回娘家的场景和愉悦心情活灵活现地表现于短短的诗行中。诗中充满了和谐快乐的气氛，给人以美的享受。除了这些人文意境，我认为该诗也是一首前人书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绝佳诗作。如果将全诗三章的十八句平分，前九句写自然，后九句写人文，通篇“花香鸟语”，满眼绿意；通篇佳色美人，蜜意四溢。一首短诗，将自然之美、生活之美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美姿态恣意展现，唯美的现场感和诗意的张力更是让人过目不忘。

      再如《国风·周南·芣苢》一诗：“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芣苢，即车前草。繁茂鲜艳的芣苢呀，我们赶紧来采呀。繁茂鲜艳的芣苢呀，我们赶紧采起来。繁茂鲜艳的芣苢呀，一片一片摘下来。繁茂鲜艳的芣苢呀，一把一把捋下来。短短几行文字，将蓊郁繁茂的自然景观和劳动场景精彩展现，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声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可以说《诗经》中的“生态地学诗”比比皆是。而纵观中国文学史，生态地学概念的诗作，可谓层出不穷。特别是以东晋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的田园诗派，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诗取材于田园生活，来源于诗人对田园生活的深切感受，有的接近于口语，有的近似歌谣，有的直抒胸臆，直接表明了作者热爱躬耕生活、热爱自然的真挚之情。用平淡自然、朴实但又毫不缺乏色彩的语言，给人以清新淳美、诗情画意的唯美美学感受。

      自晋以降，以谢灵运、王维等为代表的山水诗派的兴起，更是让古代的诗坛硬生生长出具有当代“生态地学诗”面貌的一片片葱绿来。如谢灵运的《七里濑》：“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再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唐代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一片祥和闲静之境。二十个字的短诗，将诗人内心的恬静淡泊、将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可以说描绘到了深入骨髓、耐人寻味的程度，令人回味无穷。由此可见，古代山水田园诗之美，早已到了“登峰造极”之境，也成了传统诗歌中的经典。而王士性、徐霞客以及袁宏道的诗，可以说是古代地学诗歌的集大成者，他们以人文地理作为诗写的对象，并以此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在地理学与文学史上，刻上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印记。

      王士性的人文地理诗及其意义

      王士性的诗，基本上被编在他的《五岳游草》卷八、卷九、卷十和《入蜀稿》《燕市稿》《恒游记》中。据当代学者朱汝略先生统计，目前所能见到者有195题、250多首。王士性出身名门，游于宦海，富有学养。文学特别是诗学功底深厚，乃一代大家，特别是在地学的人文地理诗上，可谓开宗立派之祖。

       对于王士性的身份定位，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时的学界一般比较看重他的文学成就，把他看作一位文学家。世俗界则比较看重他的政绩，把他看作一位政治家。诸如《台州府志》《临海县志》都记载了他被列入《名臣传》的事。由于生性好游，他游历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有不少人将其看作是旅行家。但不管怎么说，从王士性一生所留下的众多鸿篇巨著来看，王士性的文学家、人文地理学家的历史身份是确凿无疑的。

       说王士性是古代人文地理诗歌的开山之祖，在于他是一位学术型的旅行家学者。他不同于小他三十九岁的具有探险精神的旅行家和纪实型地理学家徐霞客，也不同于小他二十一岁的“公安派”执旗者袁宏道。尽管王士性、徐霞客都是明代地理诗及人文地理诗的执牛耳者，袁宏道也有不少人文地理诗，但先行度、相互影响力等众多要素，都决定了王士性人文地理诗开山之祖的地位。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徐霞客受云南土司木增之邀撰写《鸡山志》，开始了壮游云南名胜鸡足山之行。一路上，他携带书箧，详细考察，并在其游记中多次提到“天台王十岳”，一是在华首门石壁上发现了“王十岳”题写的诗句，二是指出“王十岳《游记》以圣峰为中支”的错误。据学者们考证，徐霞客笔下的“王十岳”，就是临海的王士性，而其随身携带的书中一定有王士性的《五岳游草》。“王十岳”是徐霞客以及向其推荐壮游天台雁荡的陈函辉对王士性的尊称。再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托故辞职吴县县令，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的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由此，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徐霞客、袁宏道这两位超级大咖当时的所作所为受到了王士性很大的影响。

      王士性十分善于将身心融入自然的山川江河，用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诗写，抒发自己发自内心的感受。如他收录于《五岳游草》卷八的《登岱》之一：

       灵符作镇握天孙，积气苍茫纵吐吞。
       日出三山离渤海，河流万里接昆仑。
        霞明金阙中峰起，土蚀玄崖半碣存。
       解道东南天咫尺，谁从匹练觅吴门。

     一首七律，大气磅礴，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思想跳跃于诗行之间，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众多地学要素跃然纸上，大有气吞山河之势，也凸显了王士性的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文学创作诗观。

      说到自然主义写作，人们马上会想到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左拉（生于1840年4月12日，1902年9月28日卒于巴黎）。他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中对自然主义文学做过比较充分的论述。概括地说，自然主义(LeNaturalisme)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作为文学流派，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但事实上，中国的自然主义写作，早已兴起数千年，《诗经》中的《国风·周南·葛覃》、唐代王维的《鸟鸣涧》、唐代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等，都可以说是自然主义作品。而王士性也深谙此道，如王士性的《与尤子辉宿贤隐寺》之


      二：

      山间风雨坐来收，境入禅房草树幽。
      欲识浮生归净土，缘知吾道在沧州。
      烟林漠漠前溪暮，石髓泠泠古洞秋。
      相对夜床无一语，翛然月色下西楼。

     客观直叙，娓娓道来的诗行，在强烈的画面感里，阵阵禅云诗意直抵人心。而人文地理的现实生活记录式写照，也是作者以自然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尝试。

      纵观古代文学史，特别是人文地理诗的诗学文学史，不难发现，在古代诗坛灿若星汉的整个“天幕”上，人文地理诗也时常熠熠生辉，光芒四射。如李白《赠汪伦》里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及他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再如王之涣《凉州词》里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等，但就用大量的诗篇成系统地记述自然界的地理与人文，诗写中追求自然（地理）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写照的文风，则是王士性创立的，也就是说王士性创立了人文地理诗比较完整的诗学体系。

      还是用王士性的诗来做一个例子，如《五岳游草》卷九的《宿石梁》。《宿石梁》是王士性游览家乡美景（今浙江台州天台石梁景区）时所创作的诗。一首七律，满幅天台石梁之丽景，清境里自然的画面，让诗意的张力更加饱满：

     独跨幽崖划鬼工，何来神物蜕崆峒。
     转疑白日填乌鹊，忽谩青天驾彩虹。
     飞瀑倒垂双涧合，惊涛怒起万山空。
      西楼月色终宵在，风雨无端满梵宫。

      王士性的人文地理诗，也是王士性的旅游观念“视天地间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怒喜顺逆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的诗写及诗性的展现。也就是在自然景观和人文现象上一同观照，将自然、社会、人文并重来考察，追寻科学价值、历史意义和文化记忆。

      如果说我们再进一步梳理、再深入研究王士性的治学源流，还是要回到前面我们谈到的王士性的家学渊源影响。万历以后，社会风气从空谈性理、轻视务实之风向经世务实、崇尚实学的思潮转变，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宗沐等阳明后学的学者都在积极地扭转虚谈之风，而以实证为学。王宗沐在广西任职时就“博采其地之山川、风俗、节士、迁人与夫名臣故老”，还编写过《江西大志》。在此影响下，王士性的山川之旅非常注重实际考察的精神，他对当时旅游风潮中的那些“谈玄虚者”“综名实者”“揽风雅者”“传幽怪者”不以为然，而是强调要“身所见闻”，亲身经历、实践考察过的才能引以为用。正是这种实践精神，创造了他不同于传统的学术型人文地理学高度。周振鹤评价说：“徐、王二人后先辉映，标志着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我国的人文地理研究有着久远的传统……可以说直到《广游志》和《广志绎》问世，才算跃上了一个新台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士性不仅完美地将诗和远方结合起来，而且将旅游与应用科学、生活美学、文化考察和研学教育结合起来，为后人树立了一种很好的文旅文化文学范例。

      (作者：胡红拴； 新媒体编辑：刘洋；文章来源： 选自《北方文学》202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