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军 | 传 灯（《美文》“我的老师”征文 ）

赵日超

传  灯
曹文军

     裴先生教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多了，膝下似无儿女，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冬天裹条黑色的围巾。布鞋白袜，走路慢腾腾，很轻，总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苍白的脸上架了一副黑框眼镜，不怎么爱笑，颇有些落拓书生的样子。
     裴先生早年毕业于名校，但何以到我们镇上教中学，不得而知。他那时教二个班的语文，最喜欢两个大文人：苏东坡和鲁迅。上课时，讲着讲着，就讲到东坡居士和迅哥儿那里去了。对于东坡，裴先生是引为知己的，课上经常为他鸣不平，颇有些“独夜有知己，论心无故人”之感。对于鲁迅，他极为敬仰，引用的时候，一字不漏，可见平时读得烂熟，“鲁迅先生说过……”总让我想到《论语》里的“子曰”，久而久之，我也爱看鲁迅，半懂不懂地读《呐喊》《彷徨》。
      裴先生是城里人，但似乎一直住在学校。有时候，我去得早，会看到裴先生蹲在低矮的宿舍前面刷牙。许是牙口好，普通话极端正、流利，没有一点点方言的尾子。仅这一点，就足足让我们这些乡下的少年佩服不已了，因为在我们这边，说起话来，总是平翘舌混杂，“柿子”念成“四子”；“农”“龙”不分，“农民”常说成“龙民”。其实，在裴先生教我们之前，上课时，无论师生，没有人说普通话的。直到他来了，语文课才渐渐有了“语”和“文”的样子。
     总之，裴先生就是与其他老师不太一样。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似乎还有些风度翩翩的感觉，这风度，也说不上来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我心中，就是觉得他与众不同。
     我那时最得意的要算作文。因为平时爱看闲书，小学时就囫囵吞枣地看完了四大名著。我的姨表弟王诚住在城里，他订阅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让我大开眼界。初中高中虽然学业紧张，但我仍偷偷摸摸读了许多小说散文。这些课外书让我受益匪浅，语文这门课，我不用花多少工夫，每次考试却都在班级名列前茅。现在回想起来，教科书许多都忘了，但那些课外书却像刻在脑子里。说来奇怪，裴先生竟是不反对读课外书的，他订阅的《人民文学》杂志，常常在班上传阅，而且允许我们到他宿舍借书看，我记得借过《三侠五义》《包法利夫人》和《唐璜》。这让我对他的钦佩又多了一层。
      我总是满心欢喜地期待着语文课。
      记得裴先生第一次布置我们写作文，写家乡的树，我就写了一篇柿子树，文章的构思模仿鲁迅的《秋夜》，开头便是：“我家屋前有一棵柿子树，还有一棵也是柿子树……”如此等等。隔了一天，作文批改发下来了，我先小心翼翼打开，看看究竟得了多少分。我想，裴先生如此博学，而且那样有风度，他肯定是识货的，他会不会给我一个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要知道，在裴先生任教之前，我的作文总在班上排第一。也许，下一节课，他就要在班上朗读我的文章了，用他那极为周正、流利的普通话。经过他抑扬顿挫地朗读，想必我的文章又会增色不少。
     而这次，我只看见一个刺眼的“58”分，我不敢相信，但红笔写的分数，像块图章那样印在那里，赫然在目，确凿无疑。那是我自从上学写作文以来，绝无仅有的分数。那个博学而有风度的裴先生，那个说普通话像蝴蝶飞舞的裴先生，竟就这样无声地给我了一巴掌。我的脸腾地一下子很烫，心仿佛跳到了嗓子眼。整整一堂语文课，裴先生像往常那样讲得抑扬顿挫，也许，比以前讲得还要好，他似乎又提到了“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因“乌台诗案”下狱的苏东坡……我恍恍惚惚，挨过了漫长的一课。
     放学后，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拿着作文本，硬着头皮敲开了裴先生宿舍的门。那是一间低矮的平房，裴先生临时住在那里。门前用砖瓦搭了一个花坛，里面种了一排凤仙花，还有金鱼草，旁边是一棵很大的柿子树，果实熟了，高处无人采摘，上面停了几只啄食的鸟雀。
     裴先生听我结结巴巴说明了来意，却不做声，只见他拿出上衣口袋挂着的钢笔，转身在旁边的纸上写了一个题目，用中指敲敲那几个字，然后点点头，盯着我。我立刻明白了，他要我现场重写一篇。我又羞又气，觉得自取其辱，但仿佛急中生智一般，打好提纲之后，略加思索便一挥而就。写完天已向晚，夕光从西边流进来，照在裴先生冷冷的脸上。他依旧不说话，却从窗前的方几上拿了一只火红的柿子递给我。我拿了，头也不回一直走，快到家时，才发现手上还捏着软软的柿子，已经裂开了，手上全是汁水，心头顿觉无名火起，一气之下，将那柿子扔得老远。
     第二天语文课，我故意迟到了一会儿，及至推进门去，先吃了一惊，裴先生早已站在讲台前，他通常会稍晚到的。我低着头，故意不去看他。想不到，耳边忽然传来他那抑扬顿挫的嗓音，他喊住我，我以为又要挨批了，但也不再紧张，慢慢镇定下来。想不到，他很平静地说了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在上课之前，先说明一件事，上次布置了一篇文章让大家回去做，这位同学的文章，我在批阅时以为是抄袭哪本书上的，所以给了不及格的分数，后来这位同学主动来找我，我当场命题，让他重写了一篇，待我仔细读了第二篇后，方才知道错怪了他，为此我向他道歉！”
      说完，他竟对我作了一揖，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接受这样的古礼。接着，他将我那篇文章在班上当场朗读起来，读得声情并茂。我恨不得将头埋到书桌里。同窗轻轻碰了我一下，我不知道是因为心情激动还是没坐稳，整个人一下子跌倒在地，顺带把桌上堆得高高的书本全拉了下来……
     那次误会之后，我却因祸得福，得以经常出入裴先生的宿舍，在他的鼓励和指点下，我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学校板报上，有时还被作为范文贴在橱窗里。每每在天黑无人之时，我悄悄溜到那儿，借着路灯，瞅上一眼，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回去。毕业后，我总记得裴先生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临别时的嘱咐：“人不吃饭会饿得慌，人不读书会浮得很！”
     离开学堂后，与裴先生联系并不多，但常常午夜梦回，想起他上课时，原本平静的神情瞬间被点亮的样子。目光炯炯有神，像是要穿透窄小的教室，走到极远的地方去。
      工作以来，我一直保持着读书写作的习惯，这都拜裴先生所赐。我常想起裴先生那堆满书的宿舍。他其实并不藏书，只是热爱读书，而且借给我们读。彼时，学校的图书室非常小，适合我们读的书并不多，而他的宿舍却似琅嬛福地，大部分都是我们爱看的文史哲，记得有好几个版本的《聊斋志异》，差不多半个书架的外国文学网格本，还有康德的哲学史、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梵高的画册等等。我时常在周日的午后，去拜访他，陪他聊聊天，或者一人一椅，坐在窗下，细读一个下午。
      很多书上，都有他用铅笔写下的批注，不用说，这些书，他都精读过。有的书，他还会在扉页写上一整页的读后感。我日后也养成了裴先生的读书习惯，喜欢在书上写写划划。我工作八年后，有一天忽然收到裴先生寄给我的信，用毛笔竖排写在宣传纸上：
      “文军兄：
      一别数载，颇为记念。前阵子听人说起，兄这些年孜孜矻矻，前途一片光明。从前，我也曾有些美丽的梦想，但都破灭了，所幸得才而教之，这是老来唯以安慰之处。兄素为我所敬重，心地纯粹，嗜书如命。现在我老了，书也看不进去，亦成了负累，故请兄来一趟，把有些重要的书取走，一来留个念想，二来传给你，我也放心。此外，屋前的柿子树也老了，旁边恰有棵少壮，我过几日请人起出，一并赠与兄，即希察收为幸。”
     我知道这些书在裴先生心目中的份量，现在他竟托付于我，令人既感恩又惭愧。我知道事不宜迟，隔日便开车去了母校。
     时维深秋，一股熟悉的谷香飘然而至。远远地，我看到裴先生站在学校门口等着我。他已非常苍老，头发全白了，走路颤颤巍巍，话说不多久，嘴角便流口水，他准备了一方手帕，时时擦拭。我心里顿然明白，他早已不是从前那个“风度翩翩”的裴先生了。
那天，我装了满满一车裴先生的藏书，还有他托人挖给我的那棵柿子树，临走拎着沉沉的一袋柿子。回转头来，裴先生仍站在学校门口张望，秋风拂起他额前的白发，背后的枫叶正火一样在秋阳下燃烧。
      彼时，我恰好在一个老小区买了套二手房，便将裴先生赠送给我的柿子树种在小区里，从书房的窗口，正好能看到。柿子树从青涩的果子开始，我便开始关注着它的成长。满树的柿子从碧青到淡黄，又渐渐变成桔黄和火红，不断变化的色彩使我生出了许多期待。霜降来临时，总有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吱吱喳喳地叫唤。我像裴先生从前那样，留一部分果子在树上不摘，每天清晨，我走到书房的窗前，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红红的小灯笼，朝阳斜斜射在上面，表面似有一层光晕。望着柿子树，我总会想起裴先生。
      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柿子树越长越茂盛，结的柿子也越来越多，而我随着工作调动，早已搬离了原来的寓所。那天傍晚，回去看望旧日的老友，我看到巨大的挖掘机停在老楼下，柿子树连同旁边的桂花树和紫薇已被连根拔起。因为要拆迁，小区大部分人都搬走了。从前那棵壮硕的柿子树上孤零零地挂着三两只小小的柿子，在倾颓的树干上显得落寞无助。
      那一刻，我忽而想起一晃好些年没有裴先生的消息了。我总以忙于各种杂事为由，久未前去探望。我也不忍看他衰弱的样子，太残忍了。前几年，我听说乡镇的母校因为合并，也全部拆掉了，而裴先生应该愈发衰老了吧。
       一转眼，秋风起，桂子花落，梧桐叶黄，满目萧瑟。那天，在公园散步时，遇到一棵茂盛的柿子树，一盏盏红色的小灯笼悬挂在枝头，引得我痴痴地凝望许久。
      我忽然流下泪来。            





     曹文军 出生于江苏泰县（姜堰）。自幼喜爱文学，多年来一直坚持读书写作运动三部曲，现在基层某部门工作。曾在报刊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努力用文字留下岁月的光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