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 “我的老师”征文 陈尚君 | 朱东润先生在1939年

赵日超

“我的老师”征文

朱东润先生在1939年
陈尚君

     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朱东润文存》。在整理朱先生遗著的过程中，我不能不为他当年的致力方向和学术成绩感到惊骇。朱先生在民国学界是一位孤独的探索者。他的读书治学不受时风的影响，从苦读中参悟，在融通中得解，自成气象和格局。从1939年转治传叙文学，朱先生为此奋斗了近五十年，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为最后一部著作《元好问传》写下最后一个句点。

      1939年，朱东润先生43岁。年初经过艰难曲折的旅行，到达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虽然院系人事有些小的冲突，相比较全国热血烈火的抗战，乐山大体平静，弦歌不辍。夏间日机轰炸，乐山有学生蒙难。朱先生上半年继续讲授文学批评史，暑假随同事往游峨眉、青城，下半年初拟开六朝文，改而安排讲授他课。

      艰难入川和《后西征赋》的写作

      全国抗战的爆发，显然不在朱先生预料之内。1937年初，因为居家狭窄，子女众多，准备在泰兴老家动工造房，春间采购物料，5月动工，至8月还未完成，武汉大学开学已近，只能将事务交待给夫人邹莲舫，赶回武汉。此后战火遍及江东，先生忧国忧家，待到课程一结束，马上取道香港、上海回到泰兴。所幸当时日军在江北仅靖江有驻军，泰兴还未波及。到家有诗：“乱山烽火照征途，岭海归来万里逋。忽喜重生对故剑，漫擎双泪数群雏。无人坐使悲横术，有子还须字破胡。多少伤心无限恨，敢云吾亦爱吾庐。”是与杜甫《北征》《羌村》同样的感受。

     武汉大学停课没有消息，先生在泰兴度过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到11月，上海转来电报，告学校已内迁四川乐山，正式上课，“大家都在后方为这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要求在次年1月15日前赶到。先生稍有犹豫，但在夫人“家庭的一切有我呢”的鼓励下，决心西行。12月2日到上海，13日乘船往香港，17日抵达。办理经越签证，23日搭广元轮往海防，27日抵达，28日到河内。仅停2日，其间曾参观玉山寺。30日入云南，有《入河口》诗：“钟声渐密柝声多，刁斗森严澈夜过。竹树葱茏迎晓日，稻田高下入红河。当关津吏迎征客，回首故园泣逝波。为谢越南须慎重，顾瞻周道奈君何。”31日到昆明。就在这两天，汪精卫发表“艳电”，为全国所关注。“为谢”两句，似乎表达了殷忧。

     1939年1月8日，先生到达重庆，因为车票紧张，停五日。感觉到新都的气氛是权贵张扬，高官得势，党派纷争，好为空谈，感到很失望。其间曾访问老师吴稚晖，旧友王世杰，所谈也没有头绪。报到日期迫近，只能改乘飞机，在13日到校。到校后方知道，校长估计不可能按时到达，恰好成为解聘的理由，不料居然提前到了。

     离开武汉很匆忙，先生刚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三稿的修订，交到印刷厂里，上半部排出校样，带在身边，下半部留在厂里，从此下落不明。课还得开，只好将上半部和1933年旧本的下半部合在一起，在乐山印出，以便授课。1944年此书公开出版，就是乐山的面貌。这是战争留给学术的印记。

      文学院长陈通伯要求朱先生下半年开设新课六朝文选读。先生觉得六朝的散文和骈文，自己都曾熟读，而且能规仿写作，唯有最具代表性的大赋，仅读过，没有写作的体会。没有写过大赋，要作讲授，就很难传达大赋的成就。自己艰难西行的经历，不正可以成为大赋的题材吗？于是仿西晋潘岳《西征赋》，历述自泰兴至乐山西行沿途之所见所感，成《后西征赋》五千余言，伤痛时事，纵论得失，感慨苍茫，意境雄浑，为近代以来罕见之闳篇。赋从抗战爆发写起：

      “惟民国之肇建，粤二十有六载，夷则奏于清秋，杀机发于宇内。于时封豕长蛇，砺牙磨喙，俯窥幽燕，右击恒代，驰驱沧博，割裂海岱；将欲收河朔为外藩，隳长城与紫塞。”

      写出淞沪抗战之壮烈：

      “盖南翔十万之众，咸与敌而拼命；然后雕题凿齿之徒，始额首而称庆。江东子弟，化为国殇，邦家殄瘁，人之云亡。”

      也写到上海沦陷初期的光怪陆离：

      “亦有长袖之贾，驵侩之亚；值国运之中圮，方窥利而相诧；马克驴（卢）布之比率，英镑佛（法）郎之声价；彼握算而操筹，恒兀兀以终夜；倾神州之膏脂，博赢余于转嫁；邦国犹有常刑，固应绳其不赦！”

      写到经停香港，听闻广州沦陷的情况：

     “则有五羊故都，南方重镇；带甲十万，结交豪俊。马其诺之防线，兴登堡之战阵；凭虎门之天险，据白云之雄峻。暨敌人之来攻，曾不闻其血刃；乃无贵而无贱，一朝化为灰烬。”

      是对余汉谋大言而疏于战守的批评。对于沿途所经之山川名胜，风土人情，也都有很具体的描述，这里录香港的两节：

      “循海而西，实为香港；斯英伦之前卫，乃吾国之旧壤。坚尼地之喧阗，域多利之宏敞；上环下环之殷，东澳西澳之广；据海陆之交通，与星州而争长。”“于是矗立云表，太平之峯；浴日映月，吸露餐风；俯窥沧海，横揽鸿蒙；贯千丈之铁索，亘歔吸而相通；登兹岭而北望，托遥思于归鸿；盈余襟兮掩涕，长太息兮安穷？”

     先生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重庆所见所闻的感慨，以及从重庆飞到乐山一段的描模，自传中有所节引，此处从略。现在我们在大学也讲授古代文学，诗词文赋都说得头头是道，能写诗词的不多，偶写古文也很难把握分寸。民国间的教师因为要讲授汉晋大赋而尝试写作大赋，真是可贵的追求。此赋当年刊在《宇宙风》100期，知者不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朱东润文存》，据先生自己校订本收入，可以让更多读者了解。

      要为中国文学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1932年，朱先生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经过两次增订，相对成熟，出版后公认是此学科三部奠基著作之一。同时，他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续发表十多篇有关文学批评和《诗经》研究的专题论文，稍后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和《读诗四论》出版，广受好评。然而他始终不感到满足，他总想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道路。那时正是他一生学术精力最鼎盛的时期，加上他早年从师唐文治，对历代文章有深刻体悟，留学英国，更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文学有深切认识。20岁以前，他就用文言翻译过几十万字西文小说（均为中华、商务民国四、五年﹝1915年、1916年﹞出版），后来教授英文超过十五年。相比较一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对欧洲文学有很深的了解；相比研治外国文学的教授，他对中国文学造诣独到。在对中国文学作出全面观照后，他更多地考虑中国文学无论研究还是写作，都应该有大的突破，他希望从西方文学中找寻新的道路。

      朱先生这年在乐山，先住府街安居旅馆，乐山被轰炸后，移住半壁街，再迁竹公溪，与叶圣陶对溪而居。他曾写到当时生活之艰苦：

     “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自序）

      然而这样的环境和繁忙的授课之余，他想到的是：“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受到新的激荡，正在一步步地和世界文学接近”，诗歌“还在大海中挣扎，一边是新体诗的不断地演进，一边有人眷恋已往的陈迹。只有中国的传叙文学，好像还没有多大的进展”。他坚持认为“传叙文学的使命是人性真相的流露”（均见前书《绪言》），决心为此作彻底的探究。他这一年的选择，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先生的努力从阅读西方理论开始。当时能够找到唯一的理论著作是法国莫洛亚的《传叙文学综论》，他从图书馆借出，用一个月时间连读带译，掌握了这部理论：“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朱东润自传》256页）他结合早年对英国文学的阅读，特别推尊鲍斯维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和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稍后对英国古典和近代传叙的作派有一简略说明：“一部大传，往往从数十万言到百余万言。关于每一专案的记载，常要经过多种文卷的考订。这种精力，真是使人大吃一惊。这种风气，在英国传叙文学里一直保持到维多利亚时代。一切记载，更加翔实而确切，而证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艰辛，于是引起二十世纪初年之‘近代传叙文学’。这一派底作风，总想活泼而深刻，同时极力摆脱证件的桎梏。其实仍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没有蹈空的语句。”（《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

      他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的历史，在20世纪40年代前中期曾先后发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文史杂志》创刊号，1941年4月）、《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辞》（《星期评论》1941年3月）、《传叙文学与史传之别》（《星期评论》1941年7月）、《中国传叙文学的过去与将来》（《学林月刊》第8期，1941年6月）等论文十多篇；另一方面是探索中国传叙文学的创作，反复斟酌后，选定明代隆庆、万历间的权相张居正，一位在生前身后都有争议，但朱先生认为是一位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为民族生存和发展做出重要努力的人物，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写出这样的人物，具有激励士气的意义。1943年完成《张居正大传》，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

       当年的两部手稿记录开拓的足迹

       朱先生在自传中说到当年的著作有《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和《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因为“自己对于这部叙述很不满意”，因此一直没有出版。我在最近十年间，先后在先生家人处借到这两部手稿，后者在2006年整理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前者近期整理中，准备明年复旦大学校庆110周年时，作为《复旦文史名家丛书》中的一种出版。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自序写于1941年5月，全书分十二章，仅第二章《传叙文学底名称和流派》和第八章《划时代的自序》的部分内容，20世纪40年代曾以另题发表。作为一部特殊形式的文学史著作，朱先生特别说明有关文献取得之不易，是从各种类书、古注中辑录四百多种魏晋别传、杂传为主干，依靠史传、僧传、碑志为基础，加以系统论撰而成。他认为被《四库提要》称为传记之祖的《晏子春秋》只是“寒伧的祖宗”，《史记》《汉书》的目的是叙史，而不是写人，被史家称道的互见之法，在人物传记中无法看到其一生的真相。他认为传叙文学产生的时代在东汉，自觉的时代在魏晋。他认为：“汉魏六朝的时代是不定的，动荡的，社会上充满了壮盛的气息，没有一定的类型，一定的标格，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地发展。”这样就出现“许多不入格的人物：帝王不像帝王，文臣不像文臣，乃至儿子不像儿子，女人不像女人”，有个性的人物当然是传叙记录的好标本，“传叙家所看到的，到处都是真性的流露”。到唐宋以后，情况变了，思想、艺术和为人都“成为定格”，“常常使人感到平凡和委琐”（均见该书自序）。此外，他对中古僧传评价也很高。他认为《法显行传》是一部“人性的叙述。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的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的相顾骇叹”。他举法显在天竺看到商人供奉的白绢扇而凄然下泪，认为这位高僧是“和我们一样地有知觉有感情的人物”。他特别赞赏慧皎《高僧传》各传篇幅扩大，可作完密的叙述，且是“富于人性的描写”。以庐山慧远为例，认为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并加评议：“慧远庄严博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罗什屈身僭伪，而慧远树沙门不敬王者之论。从人格方面讲，慧远与鸠摩罗什简直无从比拟，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有关全书内容，我曾撰文《传叙文学：人性真相的叙述》（刊《文汇报》2006年12月5日）介绍，在此从略。

      近得稿本二册，题端为《传叙文学述论》，扉页题记：“此书上下二册，述于一九三九，次年毕事。初名《传叙文学之变迁》，后撷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未付刊。扉页已失，姑粘此纸，以志始末。东润，一九七六年一月。”为先生从事传叙文学研究最初成文的结集。全稿包含十四篇文稿，一、《晏子春秋》；二、《〈史记〉及史家的传叙》；三、《〈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四、《〈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五、《法显行传》；六、《高僧传》；七、《续高僧传》；八、缺题文；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十、《唐代文人传叙》；十一、《宋代的三篇行状》；十二、《宋代的年谱》；十三、《全祖望鲒埼亭集碑铭传状》；十四、《传叙文学与人格》；十五、《传叙文学底真实性》。其中仅五、九、十四、十五凡四篇，增写后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高僧传》一篇增改后列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第十一节《〈高僧传〉的完成》，其他各篇均未发表。其中缺题一文长达二万多字，从前后文看，似乎为意外的写作，因为读唐初道宣《续高僧传》，体悟此书对隋代政治及人物的叙写，显然没有受到唐初史臣贬抑隋政看法的影响，展示隋代二帝之真实为人及与佛教之关系。近日整理，代拟题《〈续高僧传〉所见隋代佛教与政治》。先生在1940年因准备开设《史记》课程，研读六月，撰成《史记考索》一书，得文十八篇，以文献考订为主，没有人物传记与全书评骘之专论。《〈史记〉及史家的传叙》一稿，篇幅也超过二万，重点谈正史范围及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对《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的讨论，笔力健旺，议论风发，是其学术鼎盛时期难得的大文字。《宋代的三篇行状》讨论韩愈非史官不得作传说提出后，对宋以后文人不作传的消极影响，特别表彰苏轼《司马温公行状》、朱熹《张魏公行状》以及黄干《朱子行状》达到的成就。

     在这部著作里，确实看到最初拓荒的粗糙和不成熟。比如《〈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两节，是据诸书辑录传叙资料时的最初文献分析，就保存各类别传家谱较多的二书分别加以论列。但二书资料有较多交叉，裴注《三国志》虽然早于刘注《世说新语》，但所引佚书的时代则各有先后。稍晚作《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时，就不采取这一方式，而是采取东汉至东晋各时期传叙成就分别论列的方式。对《续高僧传》的研究，肯定其“和慧皎原著有相等价值”，并揭示此书对慧皎书的批评和补充，其所依据的文献来源，所撰在世人物生传的体例特殊，并看到该书对禅宗不满、与玄奘对译经认识的分歧，以及所见周齐隋唐佛道二教递盛的事实。虽然都具卓见，但就传叙文学立场说，显然还没能完全展开。

     但书稿中确有几篇难得的大文章。首先关于《晏子春秋》的考察，是针对《四库提要》认为该书是家传“权舆”的说法，认为“这里看不到传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看不到他的心理发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断的堆积”。这是有关传叙起源的大问题。《唐代文人传叙》一篇，特别表出陆羽《陆文学自传》自述曾为优伶，陆龟蒙《甫里子传》自述曾“躬负畚锸”，因坦白而令人钦服。对韩愈所论文人不作传的偏见，也给以严肃的澄清。对韩柳文“写人情处有极细密处”给以肯定，对韩碑大量谀墓的记述也给以明白的揭发。

     在上述论列中，朱先生有许多特立独行的卓见，显示读史的锐利眼光。如讲隋文、隋炀父子：“假如我们要把隋文和隋炀对比，显然地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帝阴狠，炀帝阔大；文帝鄙啬，炀帝豪纵；文帝是校计升斗的田舍翁，炀帝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子。要在中国史上找一个和炀帝相比的人物，我们只可推举汉武帝：他们同样是词华横溢的天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过炀帝的结局，遇到意外的不幸，成为历史的惨剧，再加以唐代史家全无同情的叙述，和《迷楼记》这些向壁虚造的故事，于是炀帝更写成童昏，留为千秋的炯戒。这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冤狱。”这样评说，无论当时或现在，似乎都有些惊世骇俗。其实炀帝“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是《隋书》已有的评价，开凿大运河今人也已有共识。朱先生还特别关注到“隋文父子虽然同是隆兴佛法，但是隋文是崇拜佛法，而隋炀已经是领导佛法了”。他看到隋文帝因侥幸获得政权，因而更加迷信祥瑞，迷狂佛说，度僧、建塔、送舍利，乃至自称弟子，但仅限于经像报应。而炀帝与智者大师的交往，则礼敬设会，悲泪受嘱，生死如一，对天台宗的弘传关系极大。又举炀帝之接纳胡僧、组织译经、清理度僧、设置经藏，以及向日韩传播佛教等诸端，以见其为政之阔大不苛细。对楚汉争战之最后胜负，朱先生认为“倘使把当时双方战略和天下大势搁开不说”，项羽因为世代将家，“对于部下的赏赉，是比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而刘邦止是一个无赖，他手下的大多是时代的渣滓，这正是陈平说的‘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渣滓当然有渣滓的道理，在这一大群的顽钝无耻之徒，他们没有宗旨，没有信义，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刘邦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成功了。他的成功的因素，就是不惜名器。”写于1940年的这段话，是对刘胜项败的判读，也说清了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值得玩味。

     1939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日，欧洲战场战火刚起，日军席卷中国东部和东南亚。朱先生虽避居乐山，但始终关注战争情势，论著中也时常见到激昂的抗敌情绪。他说汉初以来北方诸郡“没有一处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最后武帝才决定采用贾生的策略，实现文帝的决心”。“其后一切的战略，都由武帝独断，恰恰遇着卫青、霍去病承意顺命，如臂使指，当然攻无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幕南无王庭之后，中华民族才得到喘息的机会。以后再由元帝收拾局面，但是这个民族生存的大功，还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这里说的当然是汉与匈奴的关系，讨论的完全是汉代国势的安危和底定，但能说其间没有眼前的殷忧吗？在讨论到朱熹《张魏公行状》时，特别引录行状原文：“公（张浚）素念国家艰危以来，措置首尾失当，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复能自保，遂慷慨请行。”并说明建炎间张浚的计划是“自任关陕，由韩世忠镇淮东，吕颐浩、张俊、刘光世扈驾入秦”。但在建炎四年金人南下，张浚被迫出兵牵制，导致富平大败。朱先生认为行状对此写得太轻了，“其实自此以后，关陕一带完全沦陷，幸亏吴玠、吴璘保守和尚原、大散关，阻遏金人入蜀之计，但是从此东窥中原，几于绝望，不能不由张浚负责。”1939年东南多已沦陷，国民政府入川，军事形势与南宋之重心在东南不同，而维持大局，控守关陕、湖湘之大势则同。在这里，朱先生借对南宋初年军事布局之认识，提出国势安危之关键所在。在讨论全祖望碑状成就时，朱先生特别写到清初东南抗清之艰苦卓绝。他说：“当鲁王盘踞舟山的时期，宁波、余姚一带山寨林立，作为海中的声援，山寨没有陷落以前，清兵不敢下海，正和最近抗战中的中条山游击战一样，在民族战争中发生最大的牵制力量。”又说：“在山寨的挣扎当中，浙江世家子弟几乎全参加了。”特别表彰“钱肃乐是一个孤忠耿耿的大臣，张煌言便是一个百折不回的斗士”。在这些地方，说的是清初，又何尝不是当时全民抗战的现实呢？

     民国学术：课题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

     “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韩愈致敬李杜的诗句，我想借用来表达对朱先生当年研究的敬意。作为他的学生，我的看法不免有所偏失，但在整理他的遗著过程中，我希望能够体会他当年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希望理解和体会他的追求和建树，因此不能不为他当年的致力方向和学术成绩感到惊骇。

      20世纪30年代的武汉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去年见到朱先生当年开设文学批评史而编写的四版讲义，都是大字铅排线装本，即便避地乐山期间仍然如此。每版讲义都有朱先生详密的批补。学校印讲义，教师授课，都显得极其庄重。朱先生1939年的工作重心在授课，所作研究也围绕课程展开。当年没有立项，也没有考核，教授而能有专著，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但朱先生显然不愿止步于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努力开拓学术的新域，从最基本的文献工作做起，对传叙文学的历史作两千多年上下贯通的考察，这种气魄，“真是使人大吃一惊”。他的工作文史贯通，特别强调史德与史识，比如写《张居正大传》，要梳理明初以来政事举措之得失，要揭示张的家世渊源与人事纠葛，要在详密的事件脉络和人事冲突中揭示张的政治建树、成功与失败的根源。虽然最后完成的是三十万字的传记，但所作文献阅读当在千万字以上，所作文件考订如写出来也可有几百万字之多。按照英国近世传叙的做法，这些虽然没有写出，但细节却一点也没有简省，这是认真阅读朱先生传记创作的每一位读者都能体会到的。朱先生是对己严格而待人宽厚的学者，心气很高，始终追求卓越。2006年我将《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整理出版，送给海峡两岸的学人，都认为足以代表20世纪4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但他生前始终没有交付出版。这部《传叙文学述论》也是如此。其中《史记》是他用力极深的典籍，如隋代佛教与政治、朱熹出处与文学、全祖望对清初节烈的表彰，则他并无其他论著述及，但凡议论所及，都有特别的见解。即便这些论著当年写出后一直秘藏书箧，在相隔四分之三个世纪后问世，仍然保持新锐而前沿的创见。今人多喜议论民国学术之长短，我认为在朱先生身上，可以见到当时学术可以如此多元，完全遵循个人之兴趣，读书治学是求道阅世，发表与否并不重要，考核、量化更谈不上。

     朱先生由于师承、学历和人事的原因，在民国学界是一位孤独的探索者。他在晚年写的一段文字说道：“当时国立大学中文系还存在着形形式式的怪论。中文系的教师经常有三派人把持着。一、黄门，这是黄侃门弟子的一派，通称‘黄门侍郎’。二、胡适派，这是胡适门弟子的一派，奉胡适为‘胡圣人’。三、先师派，这是王国维弟子的一派，因王国维已死，因此口必称‘先师静安先生’。此外重庆中央大学有胡小石一派，以抨击非该校出身之教师为主；四川大学有向楚一派，以禁止学生使用钢笔为主。吸毒者有之，挟妓者有之，赌博者有之，至于作唱和诗、作诗钟，则为庸中佼佼者。”（1970年撰《遗远集叙录》）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当然有待核实，但可肯定他与这几派都没有渊源。相对靠近一些的是唐文治主持的无锡国专，但他从唐受学为宣统间事，到国专任教则为20世纪40年代末。可以认为，他的读书治学不受时风的影响，从苦读中参悟，在融通中得解，自成气象和格局。

    从1939年转治传叙文学，朱先生为此奋斗了近五十年，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为最后一部著作《元好问传》写下最后一个句点。虽然他曾在1981年参加国务院首次学位工作会议时，建议设立传记文学的博士点，但他倡导的以英国传记文学为参照的传记写作之后继无人，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仅略有所知，为才识所限，似乎没有能力继承这项工作。写下我的认识，也希望朱先生的工作有更多的人发扬光大。

    本文原载《文汇报》2014.12.5


     陈尚君  浙江慈溪人。1952年生于江苏南通，中共党员，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资深教授。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任重书院院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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