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长峨 | 致彼岸书：变成了家犬 ——读赫尔岑随记之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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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这个名字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如惊雷响彻法国的上空，并且传遍了整个欧洲。当时，法国出了许多思想家，他是这中间的出类拔萃者。
赫尔岑评价“在运用强大的辩证法中，他远胜于最有才华的法国人，而且比他们更灵活。”他身上有一种拉伯雷和蒙田，伏尔泰和狄德罗身上……甚至在帕斯卡尔身上屡屡出现的与生俱来的高卢法兰克人的天才。他只是掌握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犹如他掌握了天主教的反驳和论争的方法一样；但是无论是黑格尔哲学，还是天主教神学，都没有给他的著作提供内容和内容的性质——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他用来试验他的理论的工具，他把这些工具磨砺砍削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就像他锤炼法语，使它适合表达他那有力的、充满活的思想一样。这样的人总是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两只脚上，他们绝对不会向任何事物屈服，绝不会让人家用套马索套住自己的脖子牵着走。”
他自己也坦然而自信地说：“我的书是写给法国人看的，应当承认，法国人虽然充满了革命热情，可是却远不足以承担他们现在的角色。尽管我的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还是比我国的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高出不知几许，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即使再过十年，我也是他们中间的巨人。”
蒲鲁东之于旧世界是一个不折不扣、异常出色的挖墙者，或者说是一位泣血地拆墙歌者。他同黑格尔一样是辩证法的诗人，区别在一个是站在学术运动的平静的高峰上，一个却一头扎进纷乱无序的人民骚乱和各类学派之间的白刃战中，而蒲鲁东属于后者。他就是要在这种骚乱和白刃战中杀出一条血路，清理和扫除旧世界。他擅长的不是立什么怎么立，而是扫，是扫地以尽的扫。他在奋勇扫除旧世界途中，是不顾一切的，既不顾踩倒遇到的东西，也不怕误入歧途，走得太远。只有他一个人“首先告诉法兰西，在这个即将倾圮的大厦内是找不到拯救之道的，其中也没有什么需要拯救”。
从二月革命开始，蒲鲁东就千百次地反复告诫法国人，要当心，站在你们大门口的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豺狼，他们正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你们呢。你们要全副武装，不要含糊，更不要“酣睡”。而当时的法国人都耸耸肩膀，露着不屑一顾的神色，认为他在小题大做，耸人听闻。后来，许多人遭到不幸，惊惶失措，沮丧悲观，不仅不认为这是自己轻敌和傲慢付出的代价，反倒说是蒲鲁东事前说了不吉利的话才招来了不幸。这证明对旧世界不彻底砸碎绝对不行。
正因为蒲鲁东对旧世界否定的决绝，引来了旧营垒的人、专制者及一切对旧世界抱幻想和愚昧人的强烈仇恨与反对。制宪议会的人们叫嚷着要把他“送进疯人院”！实行专制的统治者和偏爱专制的官员、学者、御用文人“像憎恨叛乱者一样”憎恨他。
后因他在报纸上攻讦路易·波拿巴，而且内容深刻，措辞尖锐，终于被这位皇帝抓住机会，于1849年3月28日，判处他三年监禁。他逃到了比利时。1849年6月初，他又秘密返回巴黎，6月6日被投入监狱。在监狱中，他依然不肯放下武器，继续写文章批判这个专制皇帝：“总统先生，请问您是什么人？请问您是男人、女人、阴阳人、野兽还是鱼？”可见这位“顽强的贝桑松农民”，这位勇猛的“角斗士”是怎样的“不可驯服”。
因此，专制者把他转移到一间非常糟糕的房间，给他换了一间坏得多的囚室，屋内的窗户有一半钉上了木板，除了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而且还不让任何人进去探监，门口还设置了特别的哨兵。赫尔岑感叹道：即使让一个顽皮的少年改邪归正，也不能使这种方法。然而这个无耻的专制者却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尽管如此，他在狱中仍然一边不懈地写文章，一边“出色地指挥着自己的乐队”（指办《人民之声报》）。他的文章充满新意，火光熊熊。报纸停刊自然难免。戴着镣铐的他还在作最后的挣扎。1850年，他又努力出版《人民报》，但是这次尝试又很快被封杀了。
1852年，蒲鲁东刑满释放，回老家贝桑松去养病了。可他依然不愿放弃手中的笔进行著书立说。他抱病写出巨著《论教会与革命的正义》。因为这部书，野蛮的皇帝又判了他三年监禁。
这部书究竟写了什么又使他锒铛入狱呢？从维护皇帝极权专制说，蒲鲁东是个冤案，这是法国当局书报检查官的评判失误，或许他们根本就没审读完此书就妄下断语。
赫尔岑一向是蒲鲁东的崇拜者。可是，当读完此书第三卷时，他就感到心头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不由的叹息“这个‘一往无前的战士’支持不住，被压垮了”。
在书中虽然依旧能看到同样强大的雄辩术，同样恢弘的气魄，但是它已经不是自由的最新论述了，原来那种扫荡一切、否定一切的气息已荡然无存。书中“既否定一切又充满了宗教思想，既怀疑又迷信，否定一些权威，又树立另一些权威，很少继续深入下去，深入到现实的实质本身，很少使用辩证法既勇敢而又正确地解下身上的全部绳索……
“这位伟大的圣像破坏者却对人的解放了的个性害怕了。”
“在他看来，‘自由’人就是没有服役期限的哨兵和工人，他必须服劳役，必须站岗放哨，直到死亡来接替他，他必须扑灭他心中的一切个人情欲，一切与完成他的天职无关的东西，因为他不是他，他存在的意义，他存在的实质在他之外……”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层的组织，是正义的育儿室，它注定要从事永远的、足不出户的劳作；它必须成为清除一切个人东西的祭台，它必须清除任何情欲。在现代工场工作的有严格纪律的罗马家庭——这就是蒲鲁东的理想……基督教还把人看得高于他的家庭关系，而且高出许多。它对儿子说：‘抛弃父母，跟我走，’可是在蒲鲁东看来，为了体现正义，应该把这儿子重新套上无条件的父权枷锁——有父亲在，儿子就不应有任何意志，尤其在选择妻子问题上。他应当做奴隶，并从中得到锻炼，然后假以时日再成为自己孩子的压迫者，而这些孩子的出生，是出于他的义务，为了传宗接代，而不是爱情的产物。在这样的家庭中，婚姻是不能离散的，但是可以像冰一样冷……”
“古老的家庭自然会带来古老祖国的烙印，以及它那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它那残暴的美德，而这所谓美德使人们流的血十倍于所有的罪恶加在一起使人们流的血。”
赫尔岑说完这一切之后，对蒲鲁东这部著作一针见血评价说：“这是二月革命，即仍旧是那个七月王朝，只是没有路易·菲力浦罢了。”
无须赘言，按照蒲鲁东的理论，结果一定是人的个性失去了，自由没有了，人都变成非人，变成被使用的工具，变成永生受人役使的奴隶，变成老老实实的臣民，最终一定是皇权专制极权的永世存在。
我好不明白：这样的著作竟然能被封杀，作者还竟然会因此受了牢狱之灾？！真让人替蒲鲁东抱屈。唉！也不亏呀。谁叫他以一世盛名为代价去拍马屁的呢？他也许会想以这部著作可以获得当朝皇帝颁发给他金质奖章，殊不料人家不领情，拍马屁拍到驴蹄子上了。
我想，这绝对不是皇帝的本意，任何一个皇帝包括憨皇帝都喜欢听维护自己的好听的话，哪有对人处罚的道理呢？！罪在审查人，这帮书报检查官，虽然有豺狼的凶狠，但因生着猪的脑袋和老鼠的眼睛，而无法胜任其职，终究辜负了圣恩。
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严厉批判过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但我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看过蒲鲁东这部《论教会与革命的正义》，如果看了会作何感想？他们会不会为这个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变为极权专制主义维护者而惊讶得无语。他本来是位旧世界的拆墙者，后来怎么竟变成护墙者？本来是头野狼后来怎么竟变成护院的家犬？人真的是会变的。为什么呢？是不是坐牢坐怕了，骨头变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