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之子的故乡情

—访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宗仁

●王  卉

    在采访王宗仁老师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那篇脍炙人口的《藏羚羊跪拜》，每每读完都为文中消逝的生命而叹息，更被生命的本真深深震撼。随着对作家的深入了解，其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历程，越发使我体会到一个作家、一个军旅作家身上的时代担当，也感受到了他赤诚和质朴的本色。

长在故乡的一枝“嫩芽”

    王宗仁的故乡在扶风县太白乡长命寺大队北王村（今杏林镇长命寺村北王组），那里盛产的西瓜又沙又甜，远近闻名。家乡的西瓜味道一直在他的记忆里，儿时，他跟着伯父务瓜守瓜田，几乎一个夏天都住在瓜庵里。瓜熟了，还要跟着伯父拉着西瓜走街串巷地吆喝着卖瓜。在外漂泊多年的他，一谈到家乡，依然难忘西瓜的味道，而让他“耿耿于怀”的是那时伯父不曾舍得给他吃最好的沙瓤西瓜，看着买瓜的人吃得那么香，站在一旁的他馋得直流口水。

    夏天是小孩子们最喜欢的季节。闷热的午后，谁也睡不着觉，那时，调皮的王宗仁就叫上弟弟们拎着大桶小盆，盛满水，跟着他去田里“灌黄鼠”。那时田里的黄鼠很多，跑得又快，小孩子根本捉不到，田边经常能看到它们的洞，用满满的一桶桶水灌下去，不一会儿洞里的黄鼠就会被水逼出来。守在洞口的孩子们经常会逮到小黄鼠，当然也有意外，偶有蛇从洞口出来，吓得猝不及防的小伙伴们惊慌而逃。

    那个年代，乡村的狼是很多的，十多岁时，王宗仁还常常碰见狼在田野悠闲地散步。狼跑进村里伤人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一年正月十六的早晨，他正和小伙伴们到田野拾头天夜里村民在坟里放的萝卜灯盏时，忽然从墓穴蹿出一只狼，他当时以为是一只狗，就紧追不放，追了大约数十米，才放弃了追赶。他说，原来狼也怕人。后来，他笔下经常有动物成为主角，藏羚羊、羚牛、赤狐等等，他用不同视角体会生命的本真，告诉我们动物也是善良而富有人性的。

    王宗仁曾说，是故乡的粗茶淡饭把他喂大，使他长硬了翅膀。走南闯北数十年，难忘那薄如纸的臊子面，浮头漂一层韭芽；难忘那烤得焦脆的锅盔饼，沾满了喷香的芝麻粒；也难忘那通红的麦仁粥，掺和着豇豆和洋芋块……故乡的亲人更是牵动着他的心，奶奶是乡里尽人皆知又让人尊敬的善人，她常去村里的寺庙烧香叩头，她教育家里的孩子不得害人，要善待生命，哪怕是一只虫子。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做事正派公道，是村里的领路人，也是家里的主心骨。王宗仁在文章中曾感慨，他父亲这一辈子把自己的血与骨还有灵魂都埋进了家乡贫瘠的土壤，而王宗仁自己则是母亲苦难的肢体上生发出来的一枝嫩芽。他想快快长大，变作一片绿荫，夏天为她遮阳，冬天为她挡风……如今，在家乡的院子里，他儿时种下的皂角树已长到二十多米高，遮天蔽日的，守护着庭院。

发表处女作时他才14岁

    故乡是王宗仁文学的发源地。他入伍前发表的那些散文写的都是故乡的真实故事，现在他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那么亲切。他忘不了那天躺在软乎乎的苜蓿地里，堂哥给他讲的“奇闻逸事”，当晚他便趴在炕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陈书记回家》，并很快发表在 1955年 8期的《陕西文艺》上。写这篇文章时他才 14岁，正读小学六年级。

    散文要写实，写现实生活，这是王宗仁文学创作一直遵循的理念，那是家乡的热土赋予他的。他从这里开始了“爬格子”，他写村子里的大板爷，写和他一起坐在村道上玩面面土的瘦娃哥，写像小伙子一样泼辣的四婆婆……村里的事他都写，三天两头就有一篇说消息不像消息、说通讯不像通讯的稿件诞生。纸糊一个信袋，投寄出去，虽然他知道这些稿子是不会登出来的，但他仍然盼望着。

   王宗仁总是对身边的人和事有着细致的观察。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大概在1956年夏天，他写了一篇纪实散文《村头有棵大槐树》，内容是一个要求进步、做了许多好事却入不了团的农村青年王治治的故事。稿件投寄《陕西青年报》后，引起了关注，团省委派一位同志来村里调查此事。乡亲们都说王宗仁这个小孩真厉害，把省上的人都惊动了。他的这股爆发力和凝聚力，就像当年在扶风中学操场进行跳远比赛时所表现出的那样，这个平时不露声色、几乎不去操场做运动的书呆子，奋力一跃，竟拿下了全校的跳远亚军，让同学、老师刮目相看。

    入伍前王宗仁写的作品真不算少，包括给当时影响挺大的上海的刊物《萌发》也投过稿。发表的散文有： 1955年 8月《陕西文艺》上的《陈书记回家》， 1956年 11月 14日《陕西日报》上的《离娘的骡驹谁喂肥？》， 1956年 12月 19日《陕西日报》上的《两麻袋玉米棒》， 1958年 1月 15日《陕西日报》上的《赵大爷》。这几篇作品，王宗仁至今仍保存着剪报稿。

    在老家，对王宗仁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位是乌安民，他当时是长命寺小学老师，乌老师常给报社写稿，王宗仁也跟着他投稿。可以说，乌老师是引导王宗仁给报社投稿的第一个人。那是 1952年，王宗仁在长命寺小学读四年级，看到乌老师给《陕西日报》投稿，那稿子的题目叫《算黄算割又叫了》。王宗仁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动听、美妙的文章题目，那是在他们的作文题目里不曾有过的。心想，原来这就叫给报社投稿，投稿就得有这样好的题目！从此，他也开始学着给报社投稿了。他寄出去的稿件有：《村头有棵皂角树》《吴华拾粪》《放寒假也不休息》……但没有登出过。那时给报社投稿不用贴邮票，剪去信封的左上角，写上“稿件”二字，就可以寄往全国任何一家报刊。

    另一位是扶风中学的王瑞祥，是他引导王宗仁走上了文学之路。在王老师的帮助下，学校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文学社，王宗仁及好友鲁为民、苏积成、郭新礼都是文学社成员。他们经常在一起谈作文，谈给报刊写稿。王老师是从西安下放到扶风的，他的语文课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他的课讲得那么生动、形象，让村里的土娃娃们长了很多见识。他热爱文学，对王宗仁几个文学青年也格外关照，经常在课余时间把他们叫到他办公室兼卧室谈写作。王宗仁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是写生产队一位饲养员老颜爱牲口的故事，王老师看了作文后，指导王宗仁不必面面俱到，抓住一点写透写清楚就行了。后来这篇修改过的《离娘的骡驹谁喂肥？》便顺利地发表了。

    1957年 7月王宗仁从扶风县初级中学毕业，当时扶风县还没有高中，他只能报考凤翔、兴平两县的高中，却未考取。落榜原因主要是作文丢了分，他未按规定的作文格式写，而是写成了一篇散文。如今回想，当初他如果中规中矩，现在我们也不一定能读到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了。因为王宗仁已经在《陕西文艺》《陕西日报》发表了好几篇散文、诗歌，是乡亲们公认的文化人，同年同月，太白公社就决定让他到长命寺小学当民办教师。

    两个月后，王宗仁响应号召，应征参军了。其实，没有考上高中对他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去参军像是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青年在跟自己赌气。可他这个决定的确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当闷罐车把他拉到了兰州市黄河滩上一个军营的汽车教导营，他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了汽车部队。学习了一年的驾驶技术后，王宗仁和他的战友们一路奔波，来到昆仑山下的格尔木。

用生命与青藏线“交心”

    王宗仁在青藏线上当兵的 7年间，吃雪啃干馍，烤车，读书写作，苦涩、忍耐与乐观伴他度过了每一个早晨。他将所见所闻都用心记了下来，在随后的四十多年，无论他身在哪里，他的心都未曾离开过青藏线——他 120多次翻越海拔超过 5300米的唐古拉山，他用生命与青藏线“交心”，即便是离开青藏线后，这条路仍然让他牵肠挂肚，在他创作的 40多部、 500多万字的书中，百分之八十都是反映青藏线的，他写过修天路的开国将军、写过不畏牺牲的无名战士、写过贤惠善良的军嫂、写过勤劳朴实的藏区老阿妈……《藏地兵书》是一本 32万字的散文集，这里不仅有青藏高原的军营生活，也有故乡扶风的影子。《雪山无雪》《昆仑山离长江源头有多远》《远山的雪路》等，都写到了故乡的乡亲，写了对故乡的思念。特别是那篇写在西藏平叛战争中同乡战友献身高原的《沉默的巴颜喀拉山》，字字句句饱含着对战友的深切怀念，读后让人潸然泪下。那个永远躺在冰天雪地的战友是王宗仁的同学，同年级不同班，同年入伍，同在汽车 76团三营当驾驶员。王宗仁说，每当他回忆起那天被叛匪袭击的情形，心里就无法平静，事情已经过去了 50年，每提起战友的名字他的心还很痛！他在文章中不愿写出战友的真名，只能用手中的笔来纪念、来告诉读者战争的冷酷无情，让人们珍惜今天这幸福的生活。

    1988年寒冬，王宗仁随汽车团的车队从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出发，到藏北巴青县执行救灾任务。在一个崖下，他们看到了路边撑着一顶被雪压得歪歪扭扭的帐篷，离帐篷不远处的两个藏族小孩穿着破旧的藏服瑟瑟发抖，双手被冻得又肿又红……顿珠和央金兄妹俩被送到了“军车医院”救治，王宗仁实在心疼被冻得发烧的小央金，就把自己身上的红色毛背心脱下给她穿上。这件毛衣是王宗仁父亲来部队看他时从家乡小镇上买来给儿子的，并嘱咐他上雪山时一定要穿上它。后来，这件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的毛背心成了央金一家人的宝贝。两年后，王宗仁收到了一封用藏文写给他父亲的信，信中写道：那件大红的背心，保护着心脏不挨冻，我们一家人轮流穿着度过了多雪的冬天。愿阿爸（王宗仁父亲）扎西德勒……“故乡和西藏，看似那么远，但一件普通的毛背心却把它们连得那么近！”王宗仁动情地说。

    王宗仁长篇报告文学《苍茫青藏》里的主人公，扎根高原、建设兵站的一对伉俪是来自陕西的陈二位和他的妻子刘翠，他们的故事在“ 2004年感动中国的爱情故事”征文活动中摘取了唯一的一等奖。在这篇仅用一个星期就创作出来的万余字的文章中，刘翠做的臊子面成了抵御高原反应的“特效药”，读者们疑惑了，小小的一碗面真有那么神奇吗？王宗仁却说，这是他太思念家乡了。的确，王宗仁在写条件恶劣的高原生活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把笔延伸到了故乡。这是必然的。

    当年，王宗仁得知自己要离开高原、调到北京工作时，他是难舍难离的，就像他当年离开家乡一样。他在离开高原前执行最后一趟任务时，路经昆仑山中的昆仑泉，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采了一棵草。这棵草的标本一直夹在他的笔记本里。

    难熬的高原生活有了色彩王宗仁曾坦言，是读书和写作使那段寂寞难熬的高原生活有了色彩，也让他的生命越发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爱读书是王宗仁在家乡就已养成的习惯。小时候家里地方小，屋里光线也不好，出出进进的人也吵个不停，王宗仁就把磨坊里的面柜当成了“书桌”，那里地方宽敞而且很少有人打扰，是看书写故事的好地方。后来，家人每每在他的房间寻不到时，就知道他准在磨坊。王宗仁当兵离家时，他的书足足装满了五个老式大木箱，后来，他弟弟王宽礼翻看时，发现书上都做满了笔记，哪里写得好，哪里有不足，都有详细的解读。看到这些，王宽礼不由得暗暗佩服起哥哥来。

    在青藏高原开车的日子里，王宗仁虽然运输任务繁忙，常常是“拂晓五点引擎响，夜半三更才宿营”，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读书。他说，读书的时间是挤出来的，每天到兵站保养完汽车后可以读书，晚上在昏暗的驾驶室里可以读书，途中抛锚后以及早晨发动好汽车等候出发的时间也是读书的时间。驾驶室的后备厢里总是放着刘绍棠的《山楂树的歌声》《运河的桨声》、李瑛的《红柳集》和杨朔的《雪浪花》《东风第一枝》等。王宗仁说，这三位作家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

    王宗仁喜欢读诗，诗可以让人有丰富的联想，诗的凝练而意境深远的语言，会使他把散文和报告文学写得很美，耐读。多年来，王宗仁一直坚持订阅《诗刊》《星星》《诗选刊》《散文诗》《散文诗世界》。他也出版了五本散文诗集：《青藏写意》《七月的拉萨河》《枯萎的歌》《遥远的拉萨》《雪山壶中煮》。现在不管他手头的创作任务多么紧张，他每年都会认真地写一组散文诗。

    当然，王宗仁也喜欢读另外一类文体：杂文。他说，杂文中包含的思想光芒可以给作者认识生活以敏锐的思想武器。他一直在订阅《杂文选刊》，对于报刊上那些他认为对创作有帮助的杂文、随笔，他都坚持剪报。王宗仁的数十本剪报本是他珍贵的知识宝库。

鲜花烂漫待后生

    在王宗仁的报告文学集《鲜花开在山那边》中有一句话：“自己开出的路，也许是坎坷不平的泥土地，但却是通向未来胜利的路。走别人为你开的路，即使铺满鲜花，也未必好走。”在王宗仁给堂弟王周劳的一封家书中也曾写道：“让我们做些工作，记下那些点点滴滴，传给后人。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他还写了“鲜花开在山那边”几个大字，勉励青年努力工作，过好生活。

    王宗仁时常谈起他第一次读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感受：当时拿在手上就放不下了。他读得很认真、很仔细。顿河的生活和人物描写得那么生动，常常读着读着就置身于作家笔下的生活环境里了。后来，他又找来作家另一部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来读，同样喜欢。多年来，他用读书来解决精神上的饥渴。“文革”中，他以前存放的所有文学书籍几乎全部上交或被焚烧，唯这几部书一直珍藏至今。他说，读书除了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外，还可以净化我们的情怀，确立我们的气质。什么是净化情怀呢？就是让你从斤斤计较的小世界走出来，面对大海，面对整个事业；什么是确立气质呢？就是树立你的理想、奋斗目标。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更是少不了这些。

    王宗仁也寄语家乡那些 30岁左右的青年作家，希望他们的文学能走出宝鸡，走出陕西。王宗仁说，宝鸡是块文化沃土，优秀的作家层出不穷，难能可贵的是那些边工作边创作的业余作家，他们克服着种种生活困难坚持创作，是有希望的文学人。除了相关部门要下点力气给他们创造条件和机会，自己也得多努力，多读优秀作品，立足本土、面向全国，多向兄弟省区作家学习，开拓自己的视野，避免一孔之见。

    王宗仁说自己特别喜欢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喜欢读这篇文章倒不是为了学习打仗，而是学习如何认识事物、认识生活，如何做人。直到今天，他仍一有机会就给年轻人推荐这部著作，希望有心人能认真读一读，定会有所收获。

    王宗仁从 2004年开始，坚持每月写一篇散文，从未间断。这些已经见报的百余篇散文，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西藏，也让他结识了一批读者、作家，让他的创作始终保持在幸福状态。他与周明合编《中国散文排行榜》也已经有 10个年头了，编散文年选必须读好多散文，他说这是读书、学习的好机会。尽管要占不少时间，他却乐在其中，每月选出三五篇，长流水不断线。目前，王宗仁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青藏军人死亡档案》，也在酝酿写一部西藏民主改革题材的小说。王宗仁还说，到了这把年纪，思乡之情更浓，他要好好写写自己出生成长的那个小村庄：北王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