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以梅国云长篇小说《第39天》为例

赵日超

来源：文学报

        作家梅国云长篇小说《第39天》是具有典型性的军旅小说——它书写了一个转业军人跌宕的生命历程；同时也不再被局限于“军旅文学”的小范畴内，而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危机、命运悲剧，让读者感同身受悲戚不已——这是文学最永恒的魅力和力量。

           评论者林森说，如果寻找一个跟书中主人公牛大志相呼应的文学人物时，他想到金庸《天龙八部》里的萧峰。在某种意义上，牛大志就是一个当代的萧峰，当他在军人和群众的身份中迷失的时候，注定了他拥有化解不开的痛苦；当他亲手了结了自己的叔叔，就注定了他将在一场“战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心灵的救赎。

军 旅 文 学 的 新 书 写
以梅国云长篇小说《第39天》为例


林 森  | 文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军旅文学”是中国文学特有的类型，这种以书写对象、书写者的身份来进行命名的方式，是中国的文学现场才能诞生的。即使没有清晰的碑界、没有划定的一个圈，却也有一些暗含的标准，来定义着这一类文学的边界所在——人物的身份，就是其最大的特征。当身份成为叙事的主要动力，身份的变化便往往成为人物命运变化的内在原因。身份变化，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身份的强化，一种则是身份的迷失，从这个角度来看，《第39天》属于第二种。当梅国云不断在作品当中，让主人公牛大志面临茫然、犹豫和纠结的时候，这部长篇也就有了冲破“军旅”局限的可能，具有了生存境遇上的普遍性——这个小说的主题，也就因此荡漾开了。

       2020年修订版《第39天》有近34万字的篇幅，这么长的叙事长度之中，梅国云的故事是不断敞开的，整个故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人公牛大志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有规划的军人，却遭遇了“被转业”的命运；第二部分，牛大志回乡，故乡利用牛大志的英雄身份，进行招商引资，以改变其村子的面貌，可结局却是鸡飞蛋打兵荒马乱，牛大志不得已，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叔叔；第三部分，远走他乡的牛大志，无意中遭遇到了针对一个国际性论坛的恐怖袭击，他为此深入虎穴进行反恐，最终献出了生命。在这三个部分里，当然还有不少的支线，不断丰富着主人公的情感和内心，赋予其复杂多面的形象，这其中，身份的焦虑感，则一直洋溢其间。英国作家艾伦·德波顿有一部随笔集就叫《身份的焦虑》，在这本书里，艾伦·德波顿所分析的，是在西方当代物质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仍然面临的身份焦虑问题，他在书中写道：“身份焦虑指的是人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简而言之，所谓身份焦虑，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在《第39天》里，牛大志就一直被这种自我价值松动后的焦虑所折磨。




       我们可以看到，讲述这些故事之时，梅国云显示了军人的果敢，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小说一开始，牛大志已经陷于“被转业”的尴尬局面，他的内心翻江倒海汹涌澎湃，都是“被转业”所带来的波澜。在这部分里，牛大志出现了第一次迷失，他并不清楚自己“被转业”的理由。他坚持认为，为了更好地建设军队，看到军队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个有基本责任心的军人分内之事，可在“被转业”之后，他才从战友口中得知，这其实是他“被转业”的根源所在。

         这一部分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主人公牛大志的迷茫与纠结，也是写这部小说时，刚刚从部队转业的作者梅国云的迷茫与纠结，大量的内心独白、疑惑反省，让小说推进的节奏变得很慢，也让小说在犹疑中充满批判的力量。梅国云没有正面批判，可批判无处不在，批判存在于主人公的左右为难里。这第一部分，梅国云以“离开部队”的方式“书写部队”“回溯部队”，饱含着的，其实是作者梅国云对部队难以割舍的深情；牛大志越是迷茫，梅国云对军队的真心越是袒露无遗。牛大志在这里，遭遇到了严重的身份危机，他不再是军人，回归普通的民众，他痛苦的，不是军人身份的失去，而是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有理想、有责任的军人要被“清理”掉，而那些左右逢源的油滑者则继续留在军队里担任要职？近几年，部队开始了各种反腐、改革，面貌一新，显然，也是高层意识到了部队里存在的问题。梅国云在部队多年，又是一个敏感的写作者，自然更早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主人公牛大志的愤恨与不甘，其实是梅国云的真心流露和焦虑所在。

        第二部分，牛大志回到老家牛家村，开始了第二次的身份危机。经历过第一部分漫长的内心戏，牛大志也想融入现实，当一个普通人，可曾带有的英雄光环，让他没法轻易回归日常生活。乡人想着利用他的身份招商引资；起初一切都顺风顺水，村人、镇领导甚至县领导，都把“牛大志”当成一个IP来经营。可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村里的项目打水漂之后，牛大志的叔叔牛得地把怨气撒在村支书身上，在一场醉酒之后，牛得地劫持了村支书的孙子，在他即将把小孩杀害之时，他自己却命丧侄子牛大志之手。

        这部分里，梅国云的关注更为广阔，不再局限于部队，而是泛化到了更广大的现实，招商引资、乡村建设等各种新的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在他笔下一一呈现。身在部队多年的牛大志，身上有着某种“单纯性”，其实是无能力应对、化解这一切的，他没法跟乡人解释清楚他离开部队的缘由，因为他的“英雄光环”不仅仅属于他，而是所有乡人的集体荣誉。于是，对于利用他这个“大IP”来进行“乡村建设”的计划，他内心排斥却又没法拒绝。这种身份上的摩擦、冲突，让他无比痛苦——这痛苦在他扣下扳机杀死叔叔时达到顶峰。虽然之后他被县里宣传为“大义灭亲”的英雄，可在村里、在家里、在他自己的内心里，他失去人之为人的根本，他只能逃离牛家村。

       第三部分，梅国云再一次让小说的局面扩大。离家的牛大志，在途中被准备在某国际论坛中搞恐怖袭击的林广进拉入伙，一直以英雄自居的牛大志，自然是将计就计，深入虎穴。本来已经是平民的牛大志是不应该趟这趟混水的，可亲手杀死叔叔的罪恶感，需要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获得救赎。同时，一直迷失的身份，也在这里得到了确认，在小说的《2009年1月18日至19日》这一章结尾，准备豁出去的牛大志，反而获得了内心平静、寻回身份的主体性：“牛大志感到自己从现在开始已经不再是被人提着摆弄的木偶。”有意思的是，牛大志同意被林广进召入伙的时候，他隐瞒着内心真正的想法，以迷失身份的“卧底”，来完成个人的救赎，也让恐怖袭击消于无形。最后，牛大志当然也得到了部队上级对他英雄身份的再一次确认。

       可以看到，身份的焦虑感，布满《第39天》的所有角落，书名也以一个“生命倒计时”般的存在，提醒着读者，越接近结尾，我们越接近主人公的死亡。“军旅文学”把目光放在作品人物的身份上，自然因为其身份和现实的摩擦，是具有足够的力量的，这力量是能让没有军旅生涯的读者感同身受的关键所在。我们甚至可以给这部小说改一个题目——《一个身份迷失者之死》。关于身份的迷失与寻找，当然不是文学里的新话题，米兰·昆德拉有一部小说，就以《身份》为题；韩少功在长篇小说《暗示》里，也有专门论述身份的章节。在前文所提到的《身份的焦虑》中文版序言中，艾伦·德波顿说：“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很显然，梅国云也意识到了中国人的身份焦虑问题，于是他在《第39天》中把这一文学中的经典主题移到军旅文学中，使得军旅文学的表达，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当我希望寻找一个跟牛大志相呼应的文学人物时，我想到了金庸《天龙八部》里的萧峰：萧峰不断迷失于自己的辽、汉身份，登场不久便被驱逐出丐帮，还亲手杀死了最爱的人阿朱，最后为平息两国交战而死。在某种意义上，牛大志就是一个当代的萧峰，当他在军人和群众的身份中迷失的时候，注定了他拥有化解不开的痛苦；当他亲手了结了自己的叔叔，就注定了他将在一场“战争”中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心灵的救赎。很显然，梅国云在书写这一切的时候，也是饱受煎熬的，这煎熬来自他对军队现实的反省，也来自他对牛大志悲剧命运的无力扭转。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发问一句：“牛大志真的是英雄吗？”他到底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无法摆平内心危机的懦夫？——这样的追问，当然是没有答案的，可也正是这种不断引发读者追问、思索的书写，使得《第39天》成为了最具典型性的军旅小说——它书写了一个转业军人跌宕的生命历程；它同时也不再被局限于“军旅文学”的小范畴内，而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危机、命运悲剧，让读者感同身受悲戚不已——这是文学最永恒的魅力和力量。

赵日超

祝贺梅主席的长篇小说巜第39天》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