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蕙：形形色色花絮

赵日超

《美文》2020年07期 长篇散文·连载

形形色色花絮
韩小蕙

     至此，协和大院的故事基本讲完了。但还有点让我意犹未尽，因此，再补充一些颇有意味的“碎片”吧，以形形色色的“花絮”，作为对“正史”的注脚。
     信马由缰，想起一段便记录一段，以数字连缀之：

大院里的夫妻教授

      大家都知道协和大院里的“大神”和“大医”多，然而我最羡慕的，还是一对对夫妻教授。据不完全统计，有十多对呢，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30号楼，药理专家金荫昌——夫人药理专家唐冀雪
      (详见本书第六章《协和大院一百年（名医篇）》)
      32号楼，外科专家吴蔚然——夫人黄伍琼校长
      (详见本书第六章《协和大院一百年（人物篇）》、第十章《三十朵金花（上）》)
     32号楼，放射生物学专家陆如山——夫人生物学家吴冠芸
      (详见本书第十二章《大孩子们》)
      32号楼，妇科专家连丽娟——夫君陆士良研究员
      (详见本书第六章《协和大院一百年（人物篇）》)
      33号楼，放射医学专家王世真——夫人儿科专家黄谨泉
      (详见本书第六章《协和大院一百年（人物篇）》)
      34号楼，内科专家张安——范琪
      (详见本书第十三章《小孩子们》)
      35号楼，何观清——司徒美媛
     (详见本书第六章《协和大院一百年（人物篇）》)
      35号楼，生理学专家华光教授——夫人口腔医院章铭佩大夫
     (详见本书第六章《协和大院一百年（人物篇）》）
      37号楼，细菌生理学家张宽厚——夫人预防医学专家李玉瑞
     (详见本书第六章《协和大院一百年（人物篇）》）
     39号楼，外科专家费力民——夫人妇科专家韩美玲
      (详见本书第十章《三十朵金花（上）》)
      43号楼，整形专家宋儒耀——夫人口腔科专家王巧璋
     (详见本书第六章《协和大院一百年（人物篇）》)
      新楼，生物化学家王克勤——夫君吴正若总工程师楼一
      (详见本书第十章《三十朵金花（上）》)

给溥仪和周扬治病
      1962年5月中旬，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自由选择配偶、与护士李淑贤建立起新的幸福家庭后仅仅两周，肾癌的先兆——轻微的血尿现象就出现了。但遗憾的是未引起重视，那时人们的医疗知识普遍缺乏，不懂血尿的厉害，他们夫妻俩只是看了看中医，被大夫诊断为“膀胱热”，未能早期发现癌细胞。后来溥仪再次出现血尿现象，这回经西医检查，大夫认为是“前列腺炎”，也未能及时发现这是癌症病变。自此，溥仪被病魔缠上身。
      一天，周恩来总理接溥仪去陪同会见外宾，听说他已经住院。当天晚上，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告诉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要求密切注意溥仪的病情发展，组织专家全面会诊。这才引起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即马上按照总理指示做了细致的安排。第二天，以大神吴阶平大夫为主，还有几位外科、肿瘤科专家共同给溥仪会诊，先后做了膀胱镜检查、前列腺组织穿刺、精液检查和肾脏造影，仍未见异常。但此时吴大夫已感到有问题，一面采取措施止血，一面继续观察。二十天以后溺血停止，溥仪出院，并参加了全国政协的会议。1965年2月5日，溥仪因溺血又趋严重而再一次住进人民医院。在3月6日的膀胱镜检查中，终于发现了膀胱内有两个小瘤子，一如黄豆粒大，一如小桑椹大，而且怀疑是恶性的，病历上的诊断为“膀胱乳头瘤，前列腺肥大”。
      这回，归根结底还是得靠协和了。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溥仪转到协和医院高干病房，由泌尿科专家吴德成大夫任主治医生负责治疗，还有肿瘤科专家吴恒兴大夫及几位外科专家也参与其中，他们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精心予以治疗及护理。遗憾的是，已经误诊三年，失去了最宝贵的早期诊治的最佳时期——多年以后，我听协和医院“大咖”潘凌亚教授说过：“癌症,只要是早期发现，我们都能治……”
      1965年，58岁的文化部长周扬患了肺癌，准备在阜外医院动手术。“四条汉子”之一周扬是新中国文艺界的第一人，其地位远非后来的任何一位文化部长所能比拟，所以，这次手术也是兴师动众的。当时特意从上海请来胸外专家××，做主刀吗？不是，只是做第一助手；又请来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大夫，黄为美国胸腔外科学会创始委员、美国亚历山大胸腔外科学会会员和国际外科学会会员，名列美国《世界名人录》，1965年当年，他在协和医院完成首例针刺麻醉下胸外科手术，接着又完成高难度的针麻下外侧切口全肺切除术，媒体做了大规模报道，连我这个当时的小孩子都还留有深刻印象。那么手术是由黄院长主刀吗？也不是，他只担任第二助手。
      周扬这台手术，是由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大夫主刀的。这位吴院长是相当了得的“大神”，被称为“中国心胸外科的开创人之一”，阜外医院和后来的安贞医院都是他组建的，并任第一任院长。他原来也是老协和的，但受业不在协和医学院，而是毕业于中国医大的前身沈阳小河沿医学院，二十世纪30年代到协和进修，因表现极其优异被留下做了医生。1940年首次成功切除食管癌；1944年成功施行中国第一例未闭动脉导管结扎术。1946年在天津中央医院建立胸外科，成功完成中国首例慢性心包炎切除术。1949年成功施行中国第一例慢性心包切除术。1951年起担任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这对于非协和毕业的医生来说是凤毛麟角，在高手如林的环境下，完全凭的是真本事。1956年起组建中国第一所胸外科专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科医院（后改为阜外医院）。1962年起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1979年以非凡的气魄，组织了全国90个城市、208个农村地区的高血压普查，总计普查人口400多万。1981年建立北京市心肺血管医疗研究中心并任主任。1984年建立以心肺血管病为重点的北京安贞医院，兼任院长。1998年，吴英恺大夫荣获“第三届中国医学科学奖”，即将1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首都爱心护心工程”。2003年，吴院长以93岁高寿离世，生前立下遗嘱，后事从简，捐献遗体做病理解剖。此外，吴英恺教授还是在中国率先研究心血管病的流行学及人群防治第一人，还培养了大批胸心外科和普通外科人才，还在中国与国际医学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看看，看看，这位医学大神在一生中，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情啊！所以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在我们家里，我从小就老是从父亲嘴里听到说起他，不过那时我弄错了，以为他也出自江苏常州吴家门，跟吴阶平、吴蔚然是兄弟。后来才知道，这一位吴大神是辽宁人，没有什么家族背景，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奋斗出来的。他好像没在协和大院住过，但像吴阶平大夫一样，来过好几次，连我都觉得在院子里见过他。
　　手术很成功，以至于得了肺癌的周扬，不仅撑过了“文革”中疯狂的“造反派”们的一场又一场批斗，后来，还熬过了劳改、秦城关押的漫长岁月，一直活到“四人帮”垮台，经过痛彻的反思，亲自向“文革”前被自己“整”过的不少文艺家道了歉。可以说，是吴英恺、黄家驷等几位大神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吴英恺大夫在手术前    资料图片
吴英恺（1910-2003）中国胸心血管外科和心血管病流行学奠基人之一

大医们无偿给大院人看病
     至今，每当我走进大院，一眼看到29号小楼时，还都会习惯性地向一层的大窗户望去，期待里面出现劳远琇阿姨的笑脸，但让人伤心的是，没有，只是密密覆盖的“爬墙虎”在那里摇曳。劳阿姨是在94岁的高寿时静静地走的，大院人听说后，都非常怀念她，因为大院里的大人、孩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没受过她的恩惠——我的印象里，她似乎把大院人的眼睛都包下来了，谁的眼睛一出问题，便都会在第一时间里“去找劳大夫”，这好像已经形成共识，甚至形成习惯，更甚至形成“定理”——然而今天我忽然想到：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大家就都这么做了呢？
     对于劳远琇这么大的“腕”，这样全国数一数二的眼科“大神”，你想排队挂上她的号？对不起，基本没门！可是大院人去找她，不管是大人、老人、孩子，不管是专家、干部、工人，劳阿姨全部一视同仁地帮忙，帮忙，帮忙，从来不拒绝，从来不厌烦，从来耐心解答各种问题，哪怕是匪夷所思的问题。而且，这是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了的，劳阿姨“海归”一回国，直到她西行去“休息”，持之以恒地做了五十多年啊！扪心自问：如果是我，能像她做得这么尽善尽美？答案是：若是十年八年，能做到，再长了，难说；若是对老人、大人，能做到，可面对一帮脏乎乎的孩子，难啊……

     大院里像劳阿姨这样的大夫，还有，还有。

     或者可以说，大院里的大夫，个个都是雷锋。
      “院二代”小时候，请儿科主任周华康大夫的最多，别看他是“大神”，平时也不爱说话，可是不摆架子，有请必到。我们家请得比较多的是大医鲍秀兰大夫，她就住我们家前面，人也和气得可爱。那时一般情况是，孩子病了，家长到大夫家里去请，医生吃完饭后就来了，经过几分钟的诊断，给出处理意见就行了。本来午饭后大家都午休，但如果你看到这些教授在院子里匆匆走来，八成就是给人看病去。那时请大夫看病，既不用给“红包”也不用送礼，“大神”和“大医”都把这看成是自己的天职。外科的吴蔚然大夫、内科的张安大夫，也都是大院里的忙人。此外还有几位护士长，如庆克娴、万丽芬，加上黄伍琼护校校长，都曾经把我们按在手里打过针哈。
     真怀念那时的幸福日子啊！　　
     
      林巧稚夸大院孩子有能力

     大院人都知道林巧稚大夫爱花，每周末都领着家里的一众晚辈，在她28号楼的前前后后，周周边边，种上许多花。培植最多的是玉簪花，已经长成一大片并成为多年生花卉，每年春天不用再撒种，它们自己就开始抽芽，慢慢长出翠绿色的大叶片，油亮油亮的，即使不开花，光看绿叶也漂亮。何况还是要庄重地开花的，初夏开始时分，它们就纷纷伸出老长老长的花茎，然后终于在某一天，突然开出大朵大朵的白花，那是洁净到天地原始之初的处女白、肌肤白、牛奶白、椰子白、白雪白、白云白……一只只倒火炬形的大花瓣，无言地向下谦虚垂着，像是要用白色的火焰照亮大地。此外，林奶奶还种有一岁一枯荣的月季、玫瑰、蔷薇等等，它们都是艳丽的红、黄、粉、紫、藕荷色，姹紫嫣红一大片，老远就看见了，好不美丽。

韩方生 摄

     但让林奶奶烦心的是，28号楼旁边有一株大国槐，老则古矣，茂则盛矣，5月开花也香甜到人的五脏六腑中。可缺点就是一到夏天就生“吊丝鬼儿”，满地黑色的鬼屎让人无法下脚，吊下来的青鬼虫也随风忽忽悠悠，掉到人的脑袋上、肩膀上，十分讨厌；落到地上的则到处乱爬，做蛹，特别恶心。每年林大夫请工人来喷药，好多天都不能开窗户，而且等药味散发完了，几天后“吊丝鬼儿”也就又冒出来了。后来，林大夫这心事被大院的男孩子们知道了，就去仔细观察，之后向林奶奶报告说，他们发现“吊丝鬼儿”的蛹生在槐树周围阴暗潮湿的墙根、地角，要是在这些地方撒些“六六六”药粉，杀死虫蛹，“吊丝鬼儿”自然就出不来了。林奶奶将信将疑，买来“六六六”撒下后，“吊丝鬼儿”真的几乎绝了迹，林家小楼南侧长年不敢打开的窗户又能开启通风了，林大夫高兴极了，特地把出国访问带回的外国糖果拿给孩子们吃，还逢人便夸大院里孩子“聪明、懂事、有能力，将来长大了准有出息”。

大院孩子“近朱者赤”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院里“二代”孩子最多，差不多得有一百多个，功课拔尖的不算少。这一般跟家长的直接督学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时候家长都不怎么管孩子的功课，抓学习是学校和老师的事，哪像今天这样家长每天陪着做功课、忙着在各种辅导班之间穿梭？不过那时，大院孩子的功课确实比胡同里的孩子好，这肯定跟大院里教授、专家成堆，文明程度高，对读书和知识分外尊崇有关。“近朱者赤”，潜移默化，好风气使然。
      到1966年“文革”前，有这么一些考上好学校的：
      清华大学：李天初，教授李耕田的儿子。
      清华附中：胡瑞萍，干部赵林的女儿。
     北京四中：韩方生，干部韦木的儿子。
      北京二中：张正国，教授张安的儿子。
      北京二中：李 平，教授李铭新的儿子。
      北京二中：陆颂芳，教授陆如山的儿子。
      师大女附中：吴北玲，教授吴征若的二女儿。
      北京女一中：吴北霞，教授吴征若的大女儿。
      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有这么一些考上大学的：
      北大医学院：张正谊，张安教授的女儿。

      南开大学：韩小蕙，干部韦木的女儿。
      南开大学：张萌，干部张家谦的女儿。
      大连海运学院：陆颂联，教授陆如山的儿子。
      大连工学院：陈燕生，干部陈XX(不记得名字了)的儿子。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薛利，干部薛则亮的儿子。
      人大一分校：惠军，干部惠建的儿子。

      人大二分校：梁荣军，干部杨信的儿子。


      到了21世纪，大院第三代成长起来以后，也有不少功课非常棒的80后崭露头角，考上名牌大学的有：


      北京大学：王蓓，劳远琇大夫的外孙女。


      南开大学：王惕，干部王从阵的孙子，后又考入美国名校。

      巴斯大学（英国）：梁思彦，干部韦木的外孙女。

      还有很多考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名牌高校的，有的是在中国接受的中小学教育，从北京考去的；更多的是“院二代”留学海外，然后留在了那里，他们的孩子就直接是在国外出生并接受教育的。说来，由于“院一代”的专家教授们基本都是海归，所以，我们这一辈“院二代”出国留学，然后留在欧美的特别多，比例大概高达40%到50%。有一年，我中学同班同学张ZY回国，我发现她说话的速度特别慢，甚至都有点犹犹豫豫的，心里很奇怪，后来才明白，是因为她久在美国不讲汉语，回国以后的汉语思维就有点反应慢了。还有的“院二代”当年出国早，已取得外籍，退休后又回到大院的旧屋里居住，是为故土难离，大院难舍呀。

怀念两位小伙伴  
      要说到一个痛心的话题：在我们“院二代”的小伙伴中，已有两位驾鹤西方，先极乐去了，令人感伤。

      一位是比我大一岁的张展兄。他也住过31号楼，父亲是北京市局干部，母亲是协和医院的电话员，他是家里的老大，一九六九届初中生，下面还有一弟一妹。张展也是爱整天“疯”在大院里的“淘包”，但他懂事，有责任感，从不浑到做坏事，对朋友热情仗义，每回从家里拿出来点儿吃的、玩的，都会给小伙伴们分享，所以他在男孩群里人缘好，有威信。后来他去了东北兵团，表现好，1974年被推荐回京，上了北京大学考古系。1977年毕业，成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的一名干部，两年后上调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后担任过北京艺术博物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馆长，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任，北京市文物进出境鉴定所所长。他先后参与了多个遗址的清理发掘和一批博物馆的筹建，为规范和完善文物进出境管理作出了贡献。他还发表了一些专业论文，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我个人觉得，少年时在大院里的“疯”日子，训练出了他的聪明才智，后来他的专业成绩里，一定有着小时候的“淘劲儿”所带来的灵感。可惜天妒英才，患了肝癌，走时才58岁，正是出成果的盛年，可叹呀！

      另一位是比我小一岁的王玲妹妹。她爸爸高奇叔叔是医科院xx所总支书记，她妈妈王晖阿姨是医科院院直办公室干部，她哥哥高X是我小学、中学的同班同学。小时候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加上父母都是一个单位的，所以我俩是非常亲密的小伙伴，即使“文革”中我父被斗、我成为“黑五类子女”时候，她也一直跟我说话，找我玩儿。后来我初中毕业，进了工厂，觉得特别幸运，她却跟我说她可不喜欢工厂，觉得当个工人，整天干一样的活儿，没劲。后来她果然就当兵去了，在海军的一个什么单位当绘图员，不在北京而是在山西侯马。几年后转业回京，到某出版社上班，干经营，由此实现了她不当工人的愿望。此时，她家已搬出协和大院，搬到了“大南院”医科院在天坛附近新盖的宿舍大院，那时她哥哥、我的同班同学高X已做了老板，小有成就。可谁知命运无常，某天突然传来噩耗，王玲在一次游泳中被游艇所伤，生命之花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凋谢在盛开的中年，悲夫，令人大恸！

我也跳过墙头、上过房  


      我小时候由于奶奶管束的严，一向是个乖乖女，是老师眼中的标准三好生。可是，我竟然也跳过墙头，上过房。


      “跳墙头”，是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流行在大院男孩子中的最时髦的“危险游戏”，源于当时上演的一部电影《铁道游击队》。看完那片子后，男孩子们都疯了，模仿的欲望让他们把目光瞄上了大院的墙头。原来，协和大院的墙头真是“宝物”，在16栋小洋楼的后门外，都有个大方块石板地的小后院，连接着小洋楼的后门以及地下室的大门。每个小后院都有一扇开放式的砖墙门，由一人多高（1.7米）、1尺多厚（40厘米）的砖墙连接着。这些砖同小洋楼的用砖一样，都是赭红色耐火钢砖，其硬度如钢似铁，别说能扛十级地震，就是抡起大锤去砸，也很难砸动，所以最是令维修工们“胆寒”。当初有一年，需要在28-29号楼之间的连接墙上打开一个口子，按老建筑的风格做一个开放式的门，可是工人抡起大锤，差点没把虎口震破了，也没能凿开一个窟窿。最后没办法，求助有关方面，用上了雷管爆破法，才最终得手。
      按照1920年代时期的设计和施工，大院儿的“洋楼墙”共分两段：东段是从大门口的东小胡同门起，连接28号、29号、30号共三座洋楼，这一段比较短，不太好玩。西段是从大门口的西小胡同开始，连接起43号、42号、41号、40号、39号的五座独立小楼，之后呈九十度转角，一条直线地连接起从38号-31号共八座连体楼，基本等于绕了大半个院子，长度了得，据有人说加起来能有两三里地，但我觉得没那么长，不过好玩是真的！

韩方生 摄
      所谓“跳墙头”，就是在那1米7高、40厘米宽的“长城”上走、快走乃至小跑，遇到一个个开放式的门，就纵身一跃跳过去。那门大约有1.5-2米宽，在地面上跳没什么难度，但在“半空”中跳，而且那“城墙”只有一尺多宽，要准确起跳落墙，真的就需要胆量了！我不知别的女孩跳过没有？而我那时正“黑五类子女”，大院里没人跟我玩儿，我就勇敢地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一天天地练习，最终可以在大院“长城”上行走如飞，而且从来没有过闪失——连大院里的一个大男孩都摔断过胳膊呢。
      后来我还上过房。那是在大院东墙下，有两处小平房，趁父母不在时，我就上去坐着，也是为了练胆。有一次正坐在房上看云彩，忽然发现我老爸远远地走过来，吓得我叽里咕噜就赶紧下来了，没摔着却弄了一身土。幸亏那时老爸心事重重的，或许是真没看见，或许是装没看见，我没挨斥，不过从此，我就对上房和跳墙头都失去了兴趣——现在想来，太惨了！当时正是我青春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如果能正正规规留在课堂里读书，那今天的我一定不是这么没出息，说不定中国能多一位女院士哪哈！

两朵奇葩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父平反后又上位了。有一段时间，有一位既无学历，又无专长，还没什么工作本领的“长脸鸭”，每天晚上《新闻联播》一结束，便到我家“串门儿”来了。真是没什么事，东聊天，西扯呼，国际政治，国内形势，张家李家王家，天上地下海中，无非海侃一阵，至晚上9点结束，回家。你说它工作虽然干不好，但在人际关系上是真有本事，心理素质也真强大，连我这不相干的孩子辈心里都明镜似的，知道它天天来坐着是想要什么。那时我也渐渐成人了，经历过“文革”，看到了那么多“有权即有飞蛾来扑火，无权就见小人来下石”的世情冷暖，心里不由得生出寒意。而且，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我，对于官场上那些假心假意的阿谀奉承者，是非常轻蔑也有警惕的，知道他们来得也快、去得更快。我父经历了“文革”的批斗折腾，当然比我还明白。可是架不住“长脸鸭”天天堆着笑脸来攻关，最后，竟然连我也不反感它的那些神聊海侃了——你想，类似这种小人的这种“迂回包抄”的下三滥手段，对那些在位的“官老爷们”的心理影响有多大？时间久了，好听话听多了，肯定就会被“拿下”。而那些不会天天“泡领导”，只会呕心沥血做事的好干部，则被冷落在一边，他们若是再犯个“书生气”，给领导提个意见什么的，不就更得去坐冷板凳了？而等“运动”一来，第一个出卖你的很可能就是你提拔的小人，那些旧日里不来拍你的人，反而不一定会来伤害你。这些一系列“运动”中天天发生的悲剧，怎么就教训不了那些当权者呢？——话题扯远了，还是说回天天来我家这位“长脸鸭”吧：后来，它想要的，位子、房子、待遇……全都一一到手了。之后，当然也就不用再来坐着了。我父离职之后，当然更不用来了。不过说句实话，到了春节，它倒也还记得打了个问候电话，而且也没干那种马上出卖旧领导，去舔新领导的勾当，这在当今的官场，已经算是比较正直的人了。

网络图片
      与此相比较，大院里的J伯伯就吃了大亏。他当所长时，有一个心术不端的下属“三脚鸡”也是整天往他家里跑，不停地汇报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真真假假，是是非非。J伯伯被它的妖言所惑，视为心腹，提拔到管理人事的要害岗位。孰料，他刚从所长位下来后，它便立即动用手里的权力，削减他的离休待遇，还去恶人先告状，到院里有关部门揭发检举一二三四五……幸亏J伯伯一生清白，那“三脚鸡”也就咬了一嘴毛，没把老所长怎么着？然而大院人愤愤不平了，纷纷议论说：人家本是你的伯乐，昔日给你的都是信任，你却无缘无故地害人家，而且对你自己又没得什么好，这不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吗……你说它是傻是痴还是坏？它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啊？除了人性恶之外，简直无法理喻。这个世界真是复杂，还真有“宁愿我惹一身骚，也要让你不痛快”的阴邪之人，真是绝了！至此，我想起当年在工厂时，一位住在大杂院里的师傅跟我说，他们街坊有一位就是这样的人，“气人有，笑人无”，平时就是看不得别人高兴，你说邪门不邪门？

两位大神的反应不一

     “文革”暴起，当抄家、揪斗的“造反 派”突然降临，两位大神的反应不一，但   都表示不服。
      被一派人马扭着臂膀，强行往大院子门口拖的黄家驷院长，一边挣扎一边高声喊：“抓人啦！非法抓人啦！”一向面相白净、慈眉善目的老人，此时憋得满脸通红，因恐惧和愤怒，脸型都改变了。当时连大院里的孩子都被吓到了，回家向自己的父母诉说：“从没见黄爷爷这么狼狈过……”

      而住在43号楼的北京整形医院宋儒耀院长，则表现得很镇静，试图对闯进家中的“造反派”讲理：我也是“人民”一分子，你们不可以随便闯入“人民”的家里抓人……

经济基础决定了很多事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三件事：第一是在1979年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学校组织去某工地劳动，全班同学一起放工回家。夏天，闷热，干了一天活儿又很累，同学们都软塌塌地拖着腿，恨不能赶紧回到家，先喝上一大杯白开水，然后休息。就在此时，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小X，咱们去XX店喝汽水啊？”原来是我们协和大院里的一个女生向另一个女生发出邀请，俩人都是教授的孩子。若是放在后几年，一点波澜也不会有，但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普遍贫穷，很多家长天天最操心的事就是怎么能让孩子们吃饱饭。我记得当时“北冰洋汽水”是一毛五1瓶，而黄瓜、西红柿、茄子什么的也就二分钱1斤，所以汽水绝对是奢侈品，很可能班上有不少同学根本就从来也没喝过“北冰洋”呢。所以那一声喊，即使不是带有炫耀的意味，也是非常刺耳的，严重脱离了群众，吓得另一位不缺心眼的大院女生赶紧把头低了下去……

      “人不患寡而患不均”，孔老夫子早就把我们民族的特性说得一针见血了。那时，大院里的专家没有不家境优渥的，因为他们的工资高，一级教授的月薪能高达330元，而医科院一个处长级干部是100元多一点，协和医院的一个成熟洗衣工是49元。而1949年以前，教授们的收入更高，像协和大院的小洋楼，一般都是一座楼只住一户，每家都雇有保姆；我还听我老爸说过，1948年他们受中共地下党的派遣，到某一小洋楼里做教授的争取工作，那时教授家就已经有了冰箱，招待他们吃冰淇淋呢……
      第二是在1990年代，有一次我回家，路过大院石板甬道时候，听见一座小楼旁边有几个人在聊天。只听一位医院的勤杂工LQG跟一位老教授FCI说：“听说又要涨工资了？这几年您涨几次（工资）了？”F教授说：“我的工资一直没涨过，刚‘解放’时是三百多，现在还是这么多。我听说这次国家还是规定，只给低的涨，高的还是不涨。”我怕他们嫌我偷听，便一低头匆匆过去了，同时心想：怪不得前两天都在传说北大的一位教授提意见，说他们家已经吃不起肉了……
      第三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在唐JX女教授还在世时候。有一天我老妈出去晒太阳回来，跟我说她刚才在大院里跟T 教授聊了一会儿。当时T阿姨已经90多岁了，丈夫J教授已经先她而去，唯一的女儿在国外，老太太是跟外孙及保姆一起住在以前的房子里。T阿姨每天背唐诗宋词锻炼记忆力，颇有效果，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也没衰退。T教授年轻时上的是燕京，我母亲比她小9岁，说是当时家里条件不好上的是中法，俩老太太聊得挺深，就自然涉及到身后事。T阿姨说她最担心的是自己那个外孙子，已经快三十了还没有对象。我们都是看着那孩子长大的，因为那孩子从小就跟老教授夫妇一起生活，垂髫之年就开始学钢琴，功课也不错，上的大学也不错，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工作，现在长得高高低低的，模样也不错，怎么会找不到对象呢？T教授叹了一口气，半天才幽幽地跟我老妈说：你看，我们家现在是又没权、又没钱，谁能看上我们啊……
      我真的是有点震惊了。从我们小时候起，大院里的老专家教授们就是“高等华人”啊，他们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回国的海归，有学问，有名气，有地位，有钱，有优裕生活，几乎家家有钢琴，户户有保姆。他们的孩子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从小享受到各方面的优质教育资源，过去都属于上流社会人士，别说一般平民百姓，就是干部阶层，也得是有相当级别的高干才能与其联姻的。现在，他们的地位竟至果真滑落如此？
      联想到欧洲的旧时贵族，有点像，当你没有了钱，光剩下一个名义上的外壳，其社会地位也是会慢慢降低的——经济基础不光决定上层建筑，也还决定了很多事。

韩小蕙

  
       光明日报社原领衔编辑。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韩小蕙散文代表作》等三十部作品集。主编出版历年《中国散文精选》等六十四部散文合集。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优秀个人、新闻界最高荣誉韬奋新闻奖等。曾获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首届郭沫若、冰心散文奖，以及老舍散文奖、北京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有作品被译往美、韩、匈牙利等。2003年应邀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在该馆演讲的作家和编辑，并荣获美国国会参议员“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奖”暨旧金山市政府奖。

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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