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长峨：致彼岸书（散文）

纤指素心

致彼岸书
秋天的花朵（外一篇）
——读赫尔岑手记之三
文 |梁长峨

一部《红楼梦》暴露了世间虚伪奸诈、趋势附炎、人情冷暖。曹雪芹笔下通过集名誉地位金钱势力于一体的四大家族由鼎盛到衰落，写尽那个社会的一切丑恶，道尽那个时代人间的辛酸、荒唐、平庸、尖刻、刁钻、无奈、卑劣，到最后“忽喇剌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切欢喜忽悲辛……”“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揭示了皇权社会不可逆转的末世危机，为那个社会唱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

读《古拉格群岛》，知道那里纵横错落，荒凉寒冷，是凶残极地。但索尔仁尼琴不是诅咒毒蛇猛兽、恶劣的自然气候和环境，是作为在场者见证人用他被拧紧过手铐的手，击碎冰体，将几十年中凝冻的寒冰下残忍的事件、血腥的场面、生命的残骸，暴露给天下，写尽了独裁者的暴虐、刽子手的冷酷、投机者的钻营、卑鄙者的卑鄙，宣告了那个专制体制和王朝，尽管还凶狠疯狂的存在，但已走到了无解的穷途末路。

这两部作品帮助我走进赫尔岑同弗·佩切林的对话之中。
弗·佩切林给赫尔岑的信中这样说：“哲学和文学，呜乎！这已是社会之树上开的最后的花朵。每当达到自己的鼎盛状态时，每当哲学家、演说家和诗人处于统治地位，并由他们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时——那时候，社会便走向末日，走向衰落和死亡。希腊和罗马证明了这点，所谓亚历山大时代也证明了这点；哲学从来没有这样洞察幽微，文学也从来没有这样繁荣发达，然而这却是一个社会极端衰败的时代。”

赫尔岑回复他的信中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文学是秋天的花朵，它的争奇斗艳是在国家灭亡之秋。无论是西塞罗的生花妙笔，还是他淡而无味的道德教诲，无论是卢奇安的伏尔泰式的讽刺，还是普罗克洛斯的德国哲学，都挽救不了古罗马的灭亡。”“文学和哲学的任务不是维护业已衰老的形式，而是把它们推进坟墓，粉碎它们，摆脱它们。”

他们两人都认为，哲学和文学发生突破、繁荣的景象，一定是这个社会制度或这个王朝这个时代走向末期的征兆，是衰落阶段即收尾时出现的特异的声音和光照。因为一个正常社会和时代，一个祥和公正的社会阶段，没有谁会无病呻吟，人们总是习惯于唱着和谐的、平庸的、柔美的歌。路中有不平，人们才会怨声载道；欺人太甚了，才会有反抗的怒吼；孤独无助，才会有拔刀相救。不是厄运重重，无法生存，谁会背井离乡，说走就走，水里火里不回头。这个时候，社会彻底失去公正道义，王朝大厦裂痕迅速增大，制度让人性变得越来越恶，人们普遍对当局忍无可忍，憎恨入骨。于是，思想家和作家双眉紧锁，灵魂震动，拿起巨笔写出反映那时那人那事的经典巨作。这样的作品，是会在当时社会阶段甚至文学史上鲜艳夺目。但它们是秋天的花朵，也就是说它们是在这个特殊社会阶段的土壤里长出来的，是一朵送葬的挽花，是一曲送终的挽歌，是那个社会那个王朝必然灭亡，最后如何灭亡的证词。如曹雪芹的《红楼梦》、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都是秋天的花朵，都是那没落、专制社会的挽歌和证词。
赫尔岑同弗·佩切林不尽相同的是，他进一步指出，秋天开的花朵，无法装扮成夏天和春天的花，即它不能让时间再返回夏天和春天去，它没有任何能力阻止秋天向更深处走去、向严酷的冬天走去。一个国家、一个王朝、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由百花齐放的春天，走到万木葱笼的夏天，走到落叶纷纷、众花凋零的秋天，同样无法挽回。一个国家、一个王朝、一个社会阶段，一旦走到类似秋之衰败的时间节点，一切办法都不可挽救，自以为的妙计可能会更快地加速它的灭亡，充其量只能为其灭亡打上垂死挣扎的烙印。所以任何歌颂这个衰朽政权的作品，都起不到任何挽救的作用。赫尔岑是对的。古今中外有不少王朝在岌岌可危之际都组织一帮思想家和作家诗人为其吹喇叭，抬轿子，涂脂抹粉，到最后却无一不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命运。所以，赫尔岑干脆说：“文学和哲学的任务不是维护业已衰老的形式，而是把它们推向坟墓，粉碎它们，摆脱它们。”
一个社会一个王朝的行将灭亡，如一个衰朽多病行将就木的老人一样，任何药物都挽救不了，所有求神拜佛做的法事都无济于命，当然更不用寄希望强行作家诗人写一堆堆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文学不可能具有太阳的功能，让严寒的天气变暖；作家也没有扭转乾坤的力量，能让历史的车轮倒转，掩盖的结果会适得其反，导致社会和王朝更腐败、更堕落，越歌功颂德越麻木、越坏菜。一个国家到了肃杀之秋的节点，只能越来越快地向前奔去，直到这没落时代腐败王朝彻底进入冬天，一切败落净尽寿终正寝为止，然后才能生出新牙新枝新花，迎接万紫千红的春天到来。唐宋元明清，还有那个超牛的沙皇，有哪一个王朝能翻过去死亡这一篇。所以，聪明的作家诗人，都从不觉得自己有何了得，不会吃到点糖，就激动地找不着北，盲目干傻事。在恶疮上插花，只能使自己蒙羞，成为后代的笑柄。渗透奴性的作品，永远不会成为杰作。

“天凉好个秋。”天冷了，聪明人总是最早感到气候不对，率先跑到咖啡馆，在甜中品尝苦涩，也享受点安然和暖意。不过，躲得外面的寒冷，身心得到舒坦，但出来呢，将会遇到更寒冷的侵袭。咖啡文学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广众的心灵，救不了日益败落的社会。
记得有个作家说过：当我们的任何的苦难、经历、困境，都可以约上一个朋友到咖啡馆去谈的时候，其实这个苦难这个人类的境遇的困境已经被我们消解了。他说得很对，不过还要加一句，在消解这一切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学，消解了作家诗人自己。

文学承担不起社会是前进还是后退、王朝是生存还是灭亡的大任，但是却能恰到好处适逢其时地表现这个生与死的节点，把这个悲剧里的一切淋漓尽致端出来给人们看，在社会上形成巨大的冲击波，会让社会中的暗流聚集。所以，没有鲁迅、曹雪芹、索尔仁尼琴，是文学的大缺陷，表明作家群体缺项，甚至有恙。

离皇上最近，就该……
中国有句俗语：“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意即靠近水边的楼台，因没有树木的遮挡，所以能够看到月亮的投影；而迎着阳光的花木，光照充足，所以发芽早，容易形成春天的景象。

遗憾！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这自然环境与自然之美如此纯洁相谐的美的发现，给结结实实糟蹋和玷污了。
在俄国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当时艺术院院长提名阿拉克切叶夫为名誉院士。亚·费·拉勃津（1766-1825）彼得堡艺术院的会议秘书问：伯爵对艺术有过什么贡献？院长无话可说，就答道：他是“离皇上最近的人”。秘书便说：“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他不单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
这位艺术院长的回答很经典，带有普通性。古今中外有哪个朝代选人用人不存在这个问题？“朝中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本质上与“离皇上最近”是一个意思。有多少人不是靠这爬上权力的高峰。问题不在于离皇上最近的人就不能提拔，而在于不能用离皇上是否近作为提拔重用的理由和尺子。如果这样，就会坏事。

因为再有作为的皇帝身边都有不堪大用的，比如给皇帝理发的、做饭的、倒马桶的、穿衣拿拐仗的、还有那位艺术院秘书说的给皇帝赶马车的车夫今天叫小车司机，等等。不能因为他们离皇帝最近，就轻易委以重任。要知道只是机遇或有什么适合皇帝用的小特长，让他们走到皇帝身边，绝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治国兴邦的才能或独挡一面的本领！

再说，此门一开，五马六混，山猫野猴拔树精，都会争着抢着挤进来。不是离“皇上”近最能提拔吗？他们就拿出各种绝招，上窜下跳，左右逢源，八方联络，四方拜佛，实行人与人的接龙，通过九曲十八拐，走到“皇上”身边。结果，流氓、鬼精、二混子……都混了进来。如此下去，会搅得官场成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群魔乱舞之地。

就说文坛吧，如果按照那位艺术院院长说的都选“离皇帝最近的人”，文坛这个神圣的容器，就会成为大杂碎云集的地方。只凭脸皮厚、手段毒、嘴巴甜、拜师多、靠山硬，对“皇上”礼拜勤，就可登高位，谁还会沉下心来钻学问、搞艺术、写巨著。某省书协常务副主席就16人，还有一个省书协主席团竟多达62人，何等荒唐可笑！这是世界之最，艺术史上的耻辱。这些人的艺术大都狗屎不如，为什么却能当上副主席？为什么狗屎能堆到主席台上被恭奉，享受大面积的掌声？那些决定这些“狗屎”的“皇上”，哪个敢说自己没有玩猫腻？那些被堆到主席台的“狗屎”，又有谁敢拍着胸膛说自己不是靠金钱靠后台上去的？这样，圣洁的文坛就成为不讲规则，假冒伪劣充斥的集贸市场，就成为丑态百出邪恶百出的交易场大卖场、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就成为沐猴而冠者们争斗及表演之台，成为比内裤还脏、放着恶臭的搅屎桶。呜呼！



作者简介
梁长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散文家》副总编、《华夏散文》副主编、曾任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出版过《今日的灵魂》《无悔岁月》《爱的心路》等随笔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