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兴化文学现象

     (2015  04 20)  刘春龙 汪夕禄   

       江苏省兴化市，被称为中国长篇小说发祥地、明清小说重要基地。建国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化文学创作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涌现出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评论家。在2005年至2006年不到一年时间内，兴化籍作家不约而同推出了以故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毕飞宇的《平原》、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刘仁前的《香河》、刘春龙的《深爱至痛》，在江苏乃至全国文坛引起了极大的震动。2010年兴化市政府联合江苏省作协举办了“兴化文学现象”研讨会，正式提出“兴化文学现象”的概念。这一文学现象得到中国小说学会的认可，2011年12月，中国小说学会命名兴化市为“中国小说之乡”。

一、兴化文学现象形成的原因

       青年评论家何平在《“兴化文学现象”：一个追认的文学现象及其文学生态意义》中写道：“如果确实存在‘兴化文学现象’，从地方文学史的角度，我认为是带有追认的意味。虽然我们现在意识到作为施耐庵、郑板桥、宗臣、刘熙载等的故乡，兴化早就应该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标。但不可否认，‘兴化作家群体’作为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被提出来是和兴化籍的毕飞宇在全国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有关。”“兴化文学”作为一种现象早已存在，只不过一直没有被命名，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的伟大诗人屈原，兴化人民相信他曾在兴化“行吟泽畔”，至宋代客官兴化的范仲淹又给兴化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正流风。兴化文脉自屈原，至范仲淹、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一路延续至兴化当代作家群，从未间断，被今人称为“兴化文学现象”。

      1.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兴化文学现象的产生筑牢了根基。兴化地处里下河平原腹地，河港纵横，湖荡交错，广袤而深沉的水土孕育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兴化”为 “兴盛教化”之意，寄托了人们对兴盛教育文化的期望和祝愿。兴化历史上有名有姓可查的举人260多位，进士100多位，士子有着良好的著述传统。明清时期，在兴化境内孕育产生的小说，在全国县级地域独占鳌头。元末明初，施耐庵著《水浒传》，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堪称中国长篇小说开源之作。施耐庵也被誉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明代兴化道士陆西星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神怪幻想小说《封神演义》的作者(《辞海》载“一说陆西星作，西星为明代道士。”)，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华阳洞天主人)校注《西游记》。明末清初文史学家李清“旁搜野史录新闻”，著成长篇文言小说《梼杌闲评》。据此，兴化被学术界称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祥地、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明清时期，还活跃着一批文学成就显著的兴化人，《报刘一丈书》作者中原才子宗臣、理学贤人韩乐吾、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艺概》作者、有“东方黑格尔”之誉的刘熙载……
       到近代，兴化开白话文风气之先，刘熙载孙女刘韵琴，早年侨居马来西亚，回国在上海做记者，创作过许多小说，如《大公子》《湘民苦》《报夫仇》《行路难》等，她的白话小说甚至比鲁迅还要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白话小说创作的先驱。

       2. 独特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兴化文学的独特个性。兴化水网密布，河湖众多，素有“无舟楫不行”、“自古昭阳好避兵”之称。兴化自明初至抗日战争五百多年间没有大的战乱，相对而言，粮食、水产较为丰富，人民生活安定闲适，有利于文化的传承、积累和发展。兴化处于盐城、泰州、高邮之间，被广大的农村所包围，腹地很大，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和商品交换中心。兴化素有“洪水走廊”之称，东有海水倒灌，西有洪水压境，在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兴化人民养成了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性格，并把与水有关的各类日常生活赋予了丰富的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水乡生活的艰巨性与多样性丰富了兴化作家的生活经历，也培养了人们对水的亲切之情，水的清澈，水的秀美，水的温柔与水的豪放交融在人们的灵魂里。在兴化籍作家的作品中人们常常能看到兴化水乡的影子。《水浒传》中的梁山水泊就是个例子。正如赵本夫先生所言：“多水的兴化养育了兴化才子们出色的领悟力。他们在兴化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写作，兴化人的生活，其实也是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为我们再造了一个文学的兴化，其实也是为我们再造了一个文学的中国。”

      3. 领军人物的凸现发挥了示范与带动作用。兴化文风昌盛，在文化艺术的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很多大家，如施耐庵、宗臣、李鳝、郑板桥、刘熙载等，可谓群星璀璨。在崇文的文化氛围里，当地文艺名家的示范与带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新时期，在兴化这块土地生活成长过，如今走出故乡在外地工作的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如毕飞宇、费振钟、王干、顾保孜、朱辉、庞余亮、顾坚、刘仁前等，他们成功之后，寻求反哺故乡，与家乡的文学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批工作在兴化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岗位上的作家在自己坚持不懈地开展文学创作、不断推出新作的同时，直接影响、带动了一大批热爱文学的人士参与文学创作，兴化的大地上涌动着一股文学创作的热潮。

       4. 发达的民间文学影响了兴化人的文学思维。民间文学是指由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间曲艺、歌谣等。兴化的民间文学与其他地方稍有不同，它更加集中于文学艺术名著创作过程发生的种种传说与故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施耐庵与《水浒》传说、东海贤人韩乐吾的传说、陆西星著《封神》的故事、郑板桥传说。这些故事在兴化广为流传，形成了一种传承不衰的文化，为兴化文学现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老百姓街谈巷议、口口相传的都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民间传说。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下，兴化人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文学的思维和想象，在民间故事中注入自己的创作，激发知识阶层的创作灵感，数百年兴化文学长盛不衰的秘诀也许在正于此。上世纪80年代，从兴化走出去的作家马春阳任《乡土》报刊主编，对兴化的民间故事进行了整理，影响了兴化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文学爱好者，为兴化作家的集体爆发预存了能量。

       现在，文学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兴化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十分重视，在鼓励支持文学创作方面做得尤为突出。2009年11月，兴化市委、市政府和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兴化文学现象”研讨会，2011年，设立面向海内外汉语原创的“施耐庵文学奖”。设立“施耐庵文学院”，加强对兴化文学现象的研究与普及。设立“毕飞宇工作室”，以“文学沙龙”的形式定期对兴化作者的小说进行“会诊”。《兴化报》副刊《楚水》，《楚风》杂志、《文化兴化》、《纯小说》等，是兴化业余作者发表作品的主阵地。《中国乡土文学论坛》、《楚水在线》等文学网站成为文友网络交流的重要阵地。

二、兴化文学的特点

       兴化文学呈现出灵动如水、讲究语言、乡土气息浓郁的特点，鲜明的兴化烙印使之辨识度很高。这些同质，使兴化文学现象与兴化文学群体成为可能，也使得研究者谈论兴化文学时，可以在某个相对统一的体系中构建理论。

       1. 偏于婉约的艺术风格造就了兴化文学灵动如水的特色。兴化作家因为目之所触手之所及皆是水，写作风格也带上了水的特点，婉约大于厚重。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灵动如水的艺术个性，许多作品有较浓郁的诗意抒情色彩，与之相关的艺术表现大都比较细腻，善于描摹情感和心理世界。毕飞宇的诸多小说名篇，如《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等都具有这种风格，散文方面费振钟早期的《黑白江南》也是这一风格的代表。艺术上的精巧和灵动，和对乡土世界的迷恋，使得兴化作家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抒情性，兴化很多作家都在努力向“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靠拢。评论家贺仲明指出：“这些(兴化)作家的作品较少纯粹的客观写实，它们大都蕴涵着作家较强的内在情感色彩。”“作家们普遍对大的社会政治事件着墨不多，视野也不追求宽阔，而是更关注情感的世界、风俗的世界和人性的世界，侧重从生活深度开掘生活。”正因为如此，兴化作家作品普遍呈现出对美和真的赞美，而欠缺对更加广阔的人性世界的追问和反思。

       2. 对语言的迷恋使兴化文学呈现独特的风格。兴化作家大都对语言存有“洁癖”。汪曾祺对里下河地区的作家影响很大，他对语言非常讲究，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兴化与汪曾祺故乡高邮相邻，风俗习惯相似，人情世故相似，汪曾祺对语言的态度影响了不少兴化作家。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是说：“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既从事创作又对本土作家非常熟悉的刘春龙曾经说过：“如今兴化的写作者可以自命不凡、大言不惭地说鲁迅、茅盾、巴金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写作没有受过汪曾祺的影响。”王干、费振钟更是以之为师。兴化作家对语言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毕飞宇简约、严谨又恣意、幽默，费振钟更具古典美感，王干脱跳活跃，庞余亮纯净、流畅，刘仁前乡土俚俗味十足。值得研究的是，坚守在兴化本土的作家同样对语言极度敏感，都有一种强烈的语言自觉，刘春龙的语言呈现出谨严回环之美，李冰的语言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带着“洋气”，王锐的语言尖锐敏感而又不让人疼痛，宋桂林的语言内敛而充满张力，诗人金倜、王干荣、王桦苍对语言的讲究更是到了偏执的程度。这些构成了兴化作家语言的独特个性，它们有效地吸纳方言土语的营养，又加入自己的个人风格，呈现出统一之下的千姿百态。

       3. 鲜明的兴化烙印增加了兴化文学的辨识度。评论家吴义勤在《兴化何以文风盛》一文中写道：“里下河地区是中国传统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水网密布，物产丰富，算得上是鱼米之乡。这养成了里下河人特殊的世界观，那就是：既自得其乐，安于现状，又渴望外面的世界和更好的生活;既重视物质，又关注性灵与精神;既是现实主义，又是浪漫主义;既形而下，又形而上;既封闭，又开放;既封建，又浪漫;既安心自然，又迷信鬼神。这一切决定了兴化乃至里下河地区本身就充满了文学性。而重文重教，崇拜文化、崇拜文人也是这块土地上特有的人文景观。兴化的文化人既从这方水土中汲取着激情与灵感，又从这里收获了敬意与崇拜。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兴化作家都有着鲜明的兴化烙印。这不仅是指作家们对于兴化风土人情、自然万物的描写与厚爱，比如毕飞宇的《平原》《地球上的王家庄》对于兴化乡土文化景观、乡村生活伦理的出色呈现，朱辉的《白驹》对于战争情境下兴化人生存方式、生存思维和生存情感的挖掘，刘仁前《香河》似乎脱离大时代而存在的风俗画般的文学世界，就是对于‘兴化’经验和‘兴化’记忆的特殊建构，而且更是指兴化的文化思维对于作家文学思维的特殊锻造。”

       4.对乡土灵魂的执著守望使兴化文学始终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兴化作家无论是走出去的，还是坚守本土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始终保持着对乡土灵魂的守望。从叙述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可以看出兴化作家对兴化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有着近乎偏爱的感情。乡土世界是兴化文学的母体，兴化作家通过自己的写作，把原生态的兴化展现在世人面前。评论家张柠称兴化为“水乡文化的一个标本”。兴化文学的领军人物毕飞宇近几年的创作有意避开乡土世界，成功地创作了《推拿》《青衣》等获奖众多的作品，可是许多评论家还是认为他最出色的小说应该是以《地球上的王家庄》为代表，以兴化农村为背景的作品。一直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的费振钟，也将研究视野转向乡村政治生态的调查，他的研究母本恰恰也选了兴化乡村，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兴化乡土世界。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更是紧紧贴着兴化这一片热土“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得到广泛认可。相较这些走出去的作家，坚守本土的兴化作家对乡土灵魂的守望显得更加执著可敬。刘春龙的散文集《乡村捕钓散记》展示了水乡兴化的另一个标本，以诗意的笔法写了发生在水世界里的事情，谷怀的《南瓜花》更是一株深植于乡土世界的虽不起眼却异常重要的庄稼花。兴化无意将自己的文学世界做成“水乡文化的一个标本”，但是浓郁的乡土意识，深刻的文学自觉，不停游走于乡土世界的作家的灵魂，恰恰无意间为成为“水乡文化的一个标本”提供了可能。

三、兴化文学存在的不足

       兴化文学现象虽然在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兴化作家群的创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要形成一个成熟的文学群体，还需要兴化作家清醒认识和高度重视自己创作上的不足，思索如何让更多的兴化作家冲出江苏走向全国。作家个性和作品特色始终是文学作品取胜的根本，创新永远是创作不竭的活力，也是作家生命的源泉。凸现特色是兴化文学创作的灵魂，更是兴化文学名家佳作不断涌现、继续辉煌的法宝。

       1. 地域的优势同时也可能是劣势。对兴化文学非常了解的评论家晓华认为：在我看来，兴化的作家在创作上相对的一致性就是对乡土的执著。他们对土地、对兴化的风土人情近乎偏爱，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们总是努力将原生态的东西展示在人们面前。兴化的作家以整体的方式，以集体书写的方式，目标一致，前赴后继。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写作的取向，更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呈现，是一种文化守成。兴化处于江苏里下河的腹地，水网密布，历史上一直以农业和水产为主，这一传统的生产方式至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这给兴化的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
       然而，文化的滋养从另一个角度也可能是一种束缚，兴化作家们在肥沃的文学土壤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地域的优势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让兴化作家难以走出地域的影响，为他们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关闭了无数的窗。兴化作家存在重复自我的危险倾向，毕飞宇用他过人的才华和勤奋掩盖了这一倾向。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兴化作家都有毕飞宇这样的能力，于是在已经成名或者还未成名的兴化作家笔下，看到了相似的人物，相似的场景，相似的语言。诚然，这几乎是一个文学流派成立的基础，但是近亲繁殖的恶果则是发育不良。兴化作家们应该警觉，在沉迷于对乡土世界忘情抒写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更加广阔的世界等着去发现与挖掘。

       2.习惯于回望而忽视当下社会。仔细研读当代兴化作家作品，不难发现，这是一群习惯于回头望的作家群体。毕飞宇的《玉米》、《平原》，刘仁前的《香河》，庞余亮的《薄荷》，朱辉的《白驹》，顾坚的《元红》，谷怀的《南瓜花》等，评论家汪政认为他们的写作姿态是挽留的、向后的，他们坚持固守着这一方水土的文化。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写作，才没有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文学上获得更大的名声，这也是许多地方本土文学无法克服的问题。
      作家采取守成和回望的写作态度无疑是讨巧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的记忆本身就带着那个年代的故事性，有些作家甚至是在追忆自己的故事。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感觉安逸而享受。谁也不能否认这样的写作会创造出优秀的、甚至伟大的作品。然而写作上的守成会导致作家对当下世界关注的缺失。在这一方面，刘春龙的《深爱至痛》稍稍不同，这部直击当前农村乡镇合并的长篇小说，与现实进行了正面的交锋，被评论家称为“国内首部直面乡镇区划调整的长篇小说”，可惜他没能趁胜追击，一股作气形成一种关注当下的文学气候。另外值得一提的倒是以小小说见长的沈海波、韩世凯，相比较其他作家而言，他们的小小说贴近地面，行走于现实当中。总体而言，兴化作家对于身处的正在变革的社会关注不够，关注当下，或许可以成为兴化作家以后写作的一个重点课题。

       3. 文学作品及创作者的数量与质量之比严重失衡。兴化文学人口众多，本土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30多名，市县作协会员数百名，文学爱好者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么多的写作者，真正能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太少。兴化文学的金字塔底座厚塔尖不高，文学人口多，冒尖的少。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兴化本土作家出版的文学类图书就有数百本，但是精品少，能引起大众关注的更少。这些现状在提醒兴化作家，文学创作不是以量取胜，兴化文学已经过了用数量证明自己的时期。作为完整的文学群体，兴化文学过度依赖从兴化走出去的作家。由于县城写作者天生的营养不良，以及发表平台的狭窄，相比较于兴化籍在外作家，兴化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显得比较薄弱。
       另一个失衡之处，在于兴化青年作家的“断代”。一个完整健康的作家群体，应该是老中青都有杰出的代表。而兴化文学的成就更多集中于中年一代身上，不管是早已成名的费振钟、王干，还是如日中天的毕飞宇、朱辉、庞余亮、刘仁前等，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兴化文学目前的高度。70后、80后作家则显得冷寂不少，视野范围中，似乎只有现居上海的兴化籍80后作家一草在全国青春文学还有一席之地。本土的青年作家，写作时间，作品数量都不少，这么多年写下来，却始终没有大的动静，没能在全省甚至全国文坛取得自己的位置。兴化作家在青年一代形成了断层，其原因与当今社会商业气息过浓的大环境有关，但也不能忽视兴化本身的文化环境问题，对青年作家关心不够，作家本人自信不足等诸多因素导致兴化作家给人后继乏人之感。兴化的70后与80后作家还没能独当一面，还没能形成自己的文学力量，也许是前辈作家的光芒过于耀眼，遮蔽了他们的光彩，也许还有其他需要深思的问题。

       4. 对方言土语的过量使用削弱了兴化文学的品质。语言是一个地域最大的文化特色，作家的写作往往会带有自身所处地域的语言特色。兴化籍作家也是如此，他们写作的题材和内容大都集中于兴化这个小小的地域，毕飞宇的“楚水”、朱辉的“白驹”、刘仁前的“香河”等，这些地方几乎都可以用“兴化”代之。地方性写作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方言土语在作品中的运用问题。兴化作家对于家乡风土人情的过分迷恋和过度抒写，使得方言土语在作品中所占比重过大，不仅影响正常阅读，还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不仅是落实到纸面上的方言土语，还有行文中时时出现的方言思维，这就造成不少作家作品晦涩难懂，引发歧义，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到费解，阻止了兴化文学的健康成长。

四、兴化文学的下一步

       在兴化，文学绝不是挣钱的手段，而是作家实现自我的一种精神追求、提升自我的一种生存方式。兴化文学现象并不是出几个好作家写几部好作品就能长盛不衰了，而是要看以后还能不能源源不断地出优秀作家优秀作品。

       1. 坚持兴化文学特性并寻求突破。文学评论家贺仲明对兴化文学现象的发展提了自己的意见：兴化作家形成了群体性的地域个性，但这并不说它不需要发展和变化。具体来说，在现有的创作特色和水准上如何寻求突破，是坚持既有风格还是改变自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文学越来越泛化，也越来越受到商业化的影响，如何坚持和寻求新的发展，对每个作家都构成考验。
       我的观点是首先要保持个性，在这一前提上再寻求发展和突破。这当中包括独特的关注点和轻巧的艺术个性，它们都与其地域文化有深切联系，是值得珍惜的特点，不应该轻易放弃。当然，其中也要有一定的取舍。比如作家的生活视野可以适当放宽，自我的色彩可以淡一些，适度加强叙述的客观性。另外，地域特色还可以更鲜明些。兴化是一个有独特地域文化特色的乡村，它的地域特色不只是体现在自然和生活场景，更是内在的文化、性格和人。强化地域特色能够使作家的个性更为显著，值得作家们进行更充分的追求。

       2. 大力培育文化人才创作沃土。设立兴化文学发展奖励基金，发挥毕飞宇工作室、施耐庵文学研究院的资源优势，推动“走出去”与坚守本土的作家良性互动，大力培育文学人才创作沃土，鼓励支持文学人才的成长。目前毕飞宇、费振钟、王干、顾保孜、朱辉、庞余亮、顾坚、刘仁前等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与家乡的文学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提携和激励着家乡文学作者。《兴化报》“楚水副刊”、兴化市文联主办的《楚风》、市作协主办的《纯小说》、市文广新局主办的《文化兴化》，挖掘和团结了一大批文学新人，成为作者发表作品、展示风采、交流情况的重要平台。

       3. 以施耐庵文学奖为平台，提升兴化文学现象影响力。借助“施奖”平台，提升兴化文学创作水平。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设在兴化，对兴化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施奖”从提名委员会到评审委员会，云集了全国著名的出版人、编辑家、作家、批评家，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眼光，对于兴化的文化与文学、对兴化的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源。兴化的写作者通过“施奖”可以认识汉语写作的状况，加深对汉语叙事文学的理解，进而自觉认识到兴化文学写作的希望与不足，从而为兴化文学的进一步崛起提供新的契机。

       4. 高频度亮相著名文学期刊，扩大兴化文学的传播面。兴化作家，特别是兴化本土作家，不能局限于在本地发表文章，要苦练内功，争取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上的亮相机会，以获得文坛的关注，扩大兴化文学的传播面，让兴化文学现象真正走出兴化，走出江苏，走向全国。

       5. 寻求与文学专业机构合作培养青年作家。兴化市政府近几年与中国小说学会、江苏省作协等文学机构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应该进一步深化合作，邀请省作协在兴化举办读书班，邀请小说学会到兴化举办专题讲座，加大青年作家的培养力度，早日填补兴化青年作家的“断层”。

     作者注：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张王飞、张光芒、贺仲明、何平、晓华、汪政、吴义勤、何言宏、金莹、顾维萍论及“兴化文学现象”的有关论文，在此表示感谢。

兴化小说名家真多！兴化不愧为全国小说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