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学者散文的使命与价值重建

江山

学者散文的使命与价值重建
王兆胜

摘要：时代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散文的优秀传统，改革开放之初有所凸显。进入20世纪90年代，散文有面向历史与书斋、背离时代和疏离政治的倾向。对此，学者散文有纠偏之功：一方面，以世界眼光关注现实，思考人类命运；另一方面，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重要重大问题。在生命品质和精神高度上，学者散文注重世界视野、宇宙意识和人类情怀，强调文化意识、现代性和前瞻性，重视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启蒙思想，突出理性思考、批判意识和辩证思维，为新时期散文树立了高标。另外，学者散文在以下方面应实现自我启蒙和价值重塑：一是提高自我审视和自我反思的意向能力，二是注意内在修为与内心图景的优化，三是区分“小我”与“大我”的不同。真正优秀的学者散文应有巨大张力，这包括在现实与梦想、理性与感性、现代与传统、知识与思想、小我与大我、微观与宏大、自信与谦逊、批判与自省、历史与未来之间。

关键词：学者散文  时代感  使命感  自我觉醒  价值重塑

作者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北京  100026）。


在散文这个大家族中，“学者散文”为其一，并且是重要的一支。然而，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很不够，这包括成果数量不多、对一些基本问题缺乏清晰认知、视域和观念有局限。其一，比较宽泛地理解“学者散文”。有人认为：“学者散文大致可作二解，一是学者所作的散文，二是学者型的散文。”由于“学者型的散文”过多，范围过大，界限难明，致使“学者散文”变得模糊起来。其二，窄化了“学者散文”。有人提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百年来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代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文体风格的散文作品。”这可能是“学者散文”的理想化状态，如以此为据，真正能称得上“学者散文”的就很少。其三，宽泛与窄化共存。如有人将“学者散文”与“知识分子书写”等量齐观。其实，给“知识分子”以宽泛理解，就会泛化“学者散文”；但从精英知识分子角度审视，很多学者写的散文又称不上“学者散文”，这又是一种窄化。我更愿将“学者散文”简约为“学者所写的散文”，并结合精英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和人文情怀，通过学者的“使命担当”来理解和认识，希望突破当前学者散文局限，进行更有意义的价值重建。


一、学者散文的时代感与使命感


在中国传统散文中，时代感和使命感并不匮乏，它们像骨架一样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最著名的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成为一种文化血脉在中国士子心中流淌。近现代以来，不少散文都有“家国情怀”，以强烈的使命感为时代发声，抒写“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散文。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散文，它们为时代、祖国和人民而歌，成为强烈的宏大叙事。像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荔枝蜜》、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秦牧的《土地》等都很有代表性。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以来，散文离时代渐行渐远，对于政治甚至采取疏离和厌倦的态度，这从人们对于杨朔的整体否定可得证明。比如，以书写政治散文著称的梁衡认为：杨朔散文是“为空头政治服务”，是“‘左’的说教模式”，是让读者“受骗上当”的，是“良心上受了愚弄和感情遭了强奸”的。这一评价如来自远离时代和政治的散文家，尚可理解；但出自被称为“政治散文家”的梁衡，则有些不可思议。这充分说明，新时期散文对于时代、政治的隔膜与疏离。我认为，新时期散文与时代、政治的疏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滞后于时代，以农业文明的眼光和思维看待社会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那些热爱乡土文明的散文家，像贾平凹、张炜、苇岸等人的散文表现比较突出。如苇岸曾说：“二十世纪这辆加速运行的列车已经行驶到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了。数年前我就预感到我不是一个适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甚至生活在二十世纪也是一个错误。我不是在说一些虚妄的话，大家可以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这点。我非常热爱农业文明，而对工业文明的存在和进程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但我没有办法不被裹挟其中。”苇岸写出不少散文佳作，但滞后的价值观使其自弃于时代，从而影响作品的发展向度。二是以后现代眼光简单否定社会发展，在碎片化书写中使作品失去包容的建构能力。如刘亮程在《城市过客》和《城市牛哞》中这样写都市：“本以为在乡下走了多年的坑洼路，走城里的平坦马路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车流如梭的十字街头我总觉得难以过去。前后左右的汽车和喇叭声使我仿佛置身兽群。”“浑厚无比的牛哞在他们的肠胃里翻个滚，变作一个嗝或一个屁被排掉——工业城市对所有珍贵事物的处理方式无不类似于此。”站在反思城市文明和工业化弊端的角度看，刘亮程散文是有价值的；但其最大问题是农业文明和后现代语境的影响，所带来的“失语”于时代和社会发展。三是世俗化的散文书写带来对于时代、政治的无知与戏化。有不少优秀散文家，受到世俗文化冲击，渐渐疏远时代和政治，同时也被社会和读者疏远。如曾写出优秀散文《阳光容器》《巩乃斯的马》的周涛，后来沉迷于阿狗阿猫式写作，反映了他与时代社会发展的隔膜。在《包包趣闻录》中他这样写自己心爱的小狗“包包”：“啊啊呜呜兮呜呜啊啊，包包可爱兮把人爱煞；一只黄犬兮黄犬一只，游戏草坪兮不赏桃花。”“哼哼唧唧兮唧唧哼哼，包包年少兮少年英雄；乳虎啸谷兮试翼鹰隼，威加四方兮力能拔鼎。”“伊儿呀呀兮呀儿伊伊，包包心中兮月朗星稀；是敌是友兮分不清晰，只要认你兮一认到底。”周涛还写道：“因何名包包？嘴脸黑包公。狗狗为其母，诞生我家中。初生拳拳小，而今汪汪凶。咬架塔利班，抢吃阿难民。额上眉浓浓，双目光炯炯。皮毛黄马褂，正色官九品。七分最像狗，三分颇类人。我爱小包包，风流天下闻。”周涛还提出惊人的人生观：“在这个自私的世界上，一个人惟一毫不自私的朋友，惟一不抛弃他的朋友，惟一不忘恩负义的朋友，就是他的犬。”“人永远不会比犬更可靠。”这是典型的被鲁迅批判的“哼哼唧唧派”，其政治观、社会观、人类观、动物观，尤其是以“包包”这只狗比喻“嘴脸黑包公”，以及对社会和人的绝望与不信任，都说明作家已远离、背离了时代与政治，成为一个自外于社会的异化者。四是多陶醉于日常生活的书写，其散文的时代性、社会变动性和政治性并不强烈。于是，不少散文成为与时代变革、政治发展无多大关系的抒发甚至呓语。此类散文对于自我表达和社会抚慰是有益的；但不会激起时代波澜，也难成为推动社会发生变革的真正动力。

在这样对于时代、社会、政治有意无意疏离的散文语境里，学者散文也难辞其咎。我们看到更多的学者散文属于“书斋式”文体，过于偏重知识，像书话体散文即是如此。如从生活和人生的沉淀看，这样的学者散文是一种滋养；但以时代和社会乃至政治的天平衡量，这些散文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还有两类学者散文与时代、社会、政治拉开距离，甚至变得格格不入。其一，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散文，它虽能借古鉴今，但也是背对“时代”，将主要兴致投向历史。当那么多学者散文都沉溺于历史，少对或不对时代、社会、政治发声，这样的追求也应引起注意和警惕。其二，是“新学人散文”对于时代、政治的冷静态度。所谓“新学人散文”，有研究者指称的是赵园、陈平原、王富仁等人的散文，并提出其与时代、社会、政治拉开距离。这位研究者据赵园在《独语》“后记”中的话认为：“曾经是富有激情和才情的学者赵园，如果是以这种心态开始她的散文创作，则不免有些令人心冷的感觉。但这也恰切地表现出当代学者的社会态度和人生态度。”“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新学人’们的‘闲谈’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絮语，也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无奈的叙述。”当学者散文对时代、社会和政治失了兴趣，往往以“冷”处理方式进行创作，在获得人生体悟时，也走向更内化的自我。可以说，90年代前后以来的学者散文多处于时代、社会、政治的“缺席”和“失语”状态，这就带来明显的内倾性甚至封闭状态，当然其时代感和使命感就自觉不自觉受到限制。可喜的是，还有一些学者散文不辱使命，为时代、社会和政治发声，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散文尤其是学者散文的局限。

第一，以世界眼光关注现实，思考人类命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散文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价值的方面。如改革开放之初，费孝通写的“域外随笔”可谓视野开阔、现实感和时代性强，文化站位和境界高远，是难得的学者散文。在《访美掠影》中，费孝通对美国的“家务机械化”“新型市场”“能源危机”“电子系统”“斗智的世界”“博闻强记的电脑”“黑人问题”“信心危机”等，都有关注和思考，如他这样写道：“现在整个地球上的人都正在被吸进一个息息相关、彼此牵连的大网之中，形成了一个大社会。”“人的脑子记不住这么多在不断高速活动和变化着的因素，更来不及照顾到它们之间的牵扯和影响，结果就会控制不了，管理不好，事故频繁，效率低落，甚至搞不下去。自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推广，人脑的限制才被突破。可变因素尽管多，变化尽管快，相互牵扯和影响尽管复杂，一到这电脑里都可以极迅速地处理得井井有条。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人对复杂活动的控制和管理了。美国当前这样的现代化大社会才有出现的可能。”这是1979年写的文章，40年后的今天来看，仍觉费孝通有着与众不同的时代感、社会使命感，以及难得的高屋建瓴和远见卓识。赵鑫珊散文关注人类文明的功过，对于地球生态、自杀问题、技术进步、人类命运等都有探讨，具有前瞻性、人类情怀和宇宙意识。作者指出：“‘毒雾’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其实，它就是指现代工业将一些有害的物质（比如硫的化合物）排放到环境中而造成的严重污染。毒雾是黑色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人类面临着选择。选择使人困惑，痛苦。”“有一个事实还要在这里指出来：仅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发达国家竟排放出80%的有害气体，而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却少得可怜。”这是20多年前的言论，但却切中当今时弊，反映了赵鑫珊散文的超前性和时代使命感。可以说，赵鑫珊在新时期学者散文中是个重要存在，但他对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热情关注与探索却未得到足够重视，以科技引导所做的艺术、哲学独特思考也是颇有价值的。还有周国平的《电脑：现代文明的陷阱？》《现代技术的危险何在？》《我反对克隆人》《医学的人文品格》都是贴近时代的写作。南帆散文也是很有时代感、社会责任担当的，是一种智性的知识分子书写，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神秘的机器》《网络的风流》《读数时代》《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电子政治家》《现代人》《说化妆》《论躯体》《媒体时代的作家》《钱》《时尚与文学的趣味》《数字的背后》等。从这些题目可见，南帆散文的“新”与“时尚”、“时代”与“现代”、“使命”与“担当”。可以说，从费孝通到赵鑫珊再到南帆，我们既可见其强烈的“时代之问”，也可体会其各自的重点、特点和要点，这是学者散文当随时代的典型代表。

第二，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社会重要重大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散文最具现实性的部分。其中，教育问题、腐败问题、都市异化问题、文化问题、文坛众生相等最为突出。如林非散文有一个巨大的现实的时代棱镜，从中折射出对于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切之情。像《招考博士生小记》《车声隆隆》《养狗的朋友》《愧为学者》等都是如此。林非对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知识贬值问题发出这样的忧思：“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倒腾和贩卖的收入会如此惊人，而从事知识劳动的报酬却这样微薄？至于权力的受惠，自然就更不用去说了。像这样的话，谁还愿意辛辛苦苦地去读书呢？对于社会财富的这种分配方式，难道不会使伦理观念的杠杆，发生严重的倾斜吗？”孙绍振以幽默散文见长，因此对于各种人间世相给予幽默式描摹，像通货膨胀、诚信与虚假、胡侃与恶搞、洋人洋相、文坛傻帽、政治笑话等，都是他的涉足范围。作为老北大的孙绍振，还写了篇《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对北大中文系的学术逆淘汰给予严厉批评。李辉的《忧虑周庄》《拆墙》《且听上海喇叭声》《做人的学问》等，也都关注时代转型过程中人文精神流失等问题。还有丁帆的《缺“骨”少“血”的中国文学批评》，也是现实性很强的尖锐文章。

有人甚至这样肯定学者散文的价值：“相比而言，说九十年代的文学，在面对和回答今日的问题上，似乎变得有些迟顿和软弱，倒是有些学科学者的发言，表现出更多的信心。”由此可见，学者散文在整个散文中的分量，以及它在担当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上的价值意义。


二、学者散文的生命品质与精神高度


学者散文应成为散文中的“大丈夫”，除了对时代、社会、政治有责任担当，还要有精神追求和生命伟力。某种程度上说，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内在动能；前者主要形于外，后者更为内在；前者是风骨，后者为神韵。只有当学者散文具有精气神，才能更好担当责任使命，让内在的温润光辉显现出来。优秀的学者散文就代表这样的生命韧性和精神高度，也包含着国家民族与人类发展的未来走向。

近代思想文化革命先驱梁启超有《少年中国说》《新民说》，作为百年中国学者散文之端绪，二者可谓开风气之先。在《少年中国说》中，梁启超表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此文写于120年前，即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但作者站在新世纪元年，以喷薄欲出朝阳般的神采震天动地，直到今天仍能感其生命热力。《新民说》倡导一个民族国家的创新复兴，可谓学者散文之大作。黄遵宪赞之曰：“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还有李大钊的《青春》和《新青年》杂志都充满英气。如李大钊1916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散文《青春》，开篇是一种慢板式序曲，读之如沐春风。作者写道：“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冱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文末，作者为一种激情荡漾，于是写出下面句子：“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这种精神风貌和生命气质是学者散文最好的形态，也是经典之作的标志。

在之后很长时间里，较难找到堪与梁启超、李大钊学者散文相媲美的力作。后来学者所缺乏的不仅是才、学、胆、识，还有风骨和气韵，更有境界、品位、情怀，一种在天地间纵横驰骋、敢于担当的大丈夫气概。不过，从根本上说，学者散文的精神血脉和生命气韵并未中断，而是外在和内在地继承着，有的方面还有所推进创新和发扬光大。这在新时期学者散文中有突出表现。

首先，世界视野、宇宙意识、人类情怀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散文的重要特征。由于学者心怀天下，俯仰于天地间，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所以20世纪初以梁启超、李大钊为代表的学人才能振臂高呼，写出感天动地的散文。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学者散文也有以雄心壮志抒怀，从而打开天地、开启枢纽、提升境界。较有代表性的是赵鑫珊散文，其关键词是天地自然、人类命运、地球宇宙、宗教情怀、计算机技术、科学观念、人文精神等。最重要的是，赵鑫珊没站在反科学和非理性角度否定现实与未来，而是希望通过科技拯救地球生态与人类文明，是一种健全美好的博大情怀。他称我们广阔无垠的居所是“袖珍地球”，是一个亟待“拯救人类唯一能够栖息的这个小小的脆弱行星”，我们应以“绿色卫士”身份对之进行拯救。在“希望曙光”中，赵鑫珊这样宣称：“生态环境科学已经不仅仅是理论，不仅仅是学说，而必须成为地球上每个普通居民的意识，成为紧急、持久的行动，成为人人从我做起的行动哲学。这才是希望曙光。”“希望曙光也在中国地平线上破晓。中、小学生的作文常出现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主题。有的学生还表决心，要去消除农药污染，挽救海滩上软体动物的生命。”虽不能将赵鑫珊散文与梁启超、李大钊相提并论，但其价值不可低估，尤其在天地情怀、科技力量、人文精神、希望曙光上既有承续又有创获。

其次，文化意识、现代性、前瞻性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散文的显著特征。与作家相比，学者的最大优势除了丰富的知识、系统的学科训练、深刻的历史意识，最值得称道的是对文化、思想、精神的理性认知和深刻理解。有人称：“学者的散文令人回味之处，还往往体现在对人对事的体察、分析有着不同一般的角度和在精神层面的深入。”这也是为什么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识特别强烈，并以《文化苦旅》作为学者散文的出发点，许多文化分析透彻深入。费孝通在《文化的生与死》一书中，主要关注的也是文化、精神问题，像“民族生存与发展”“文化自觉”“美好社会”“二十一世纪的人”“二十一世纪和平”“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以及“‘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这些都具有前瞻性和文化向度，关涉国家民族的战略发展与人类的命运走向。林非在《散文的昨天和今天》《东方散文家的使命》中，有着强烈的现代文化理性自觉意识，也有着超前性的人类发展向度，他写道：“散文这种记载着整个人类心灵活动的文体，确实应该充分发挥审美的潜力、智慧的引力和思想的冲力，使得广大读者能够津津有味，甚至是如醉如痴地阅读着从这个领域里诞生的许多佳篇，从而推动他们向着精神生活的顶巅升华，这样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散文对于建设自己民族和国家新颖的现代文化，无疑会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在所有的散文写作中，林非贯穿始终的一直是现代性维度和文化眼光，是以心灵之光和精神高度衡量国家民族与人类未来，充分反映了一个学者的境界、品质与见识。因此，林非的散文写作才有预见性，在价值观念与前行方向上才不会迷失。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林非就认为：“不管情况会发生多大的变化，不管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趋于缓和或紧张，我们都应该很科学地估价这些国家，以便在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充分吸取他们的经验与教训，当然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一条远远高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辉煌之路。我正是从这样的信念出发，描述了自己在美国与日本的各种见闻，描述了自己在那儿和旧雨新知的诚挚交往。”30年过去了，这段话至今仍没过时，而其中“科学地估价”“走自己的路”“远远高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辉煌之路”这几个判断，确有高屋建瓴的先见之明。

再次，重视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启蒙思想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散文的内在特征。优秀的学者散文既要融入社会人生，表现时代风云变幻，包括那些世俗生活；但更需要有精英意识和启蒙思想，以纯粹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和人生观提升整个社会的思想品质与精神境界。就像有学者所言：“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的‘文明核’。知识分子在社会意识上的使命便是传播文明，知识分子特有地位是社会文明所必须的。知识分子有义务在自我启蒙的前提下对社会大众进行‘启蒙’，有义务对陷入野蛮的泥淖中的社会大众进行‘拯救’。”季羡林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高扬中国知识分子的品质。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是学者散文对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最高赞赏。王尧散文往往集中思考知识分子问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与思想之问，所以提出“纸上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都到哪去了”。作者明确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震荡远比西方现代社会转型时要剧烈和复杂，知识分子的分化、分歧和各自的内心冲突是在这一‘中国问题’中产生的——而这些问题和冲突，应当是促进散文这一文体发展的力量，是散文写作的思想、精神和情感的本源，但恰恰在这些方面，散文写作可能未得要领。倘若回避和掩饰写作与现实构成的紧张关系以及写作者置身其中的内心冲突，散文或许真的离散文远去了。”王尧以深入透彻的眼光看到了新时期以来，整体知识分子的软化、退化甚至异化，他们由原来的关注时代、社会、政治的精英阶层，一变而为“纸上”的有名无实的“知识分子”，其散文写作也就变得有名无实和虚弱无力。

最后，理性思考、批判意识、辩证思维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散文的鲜明特征。我们不能说作家散文没有理性思考、批判意识和辩证思维，而是说在这方面往往不如学者散文表现突出，它更擅长形象思维、直觉能力、情感表达。这也是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作家学者化”口号，并产生广泛认同和强烈共鸣。学者散文往往更重概念、推理，尤其是较为严密的思想逻辑，所以易形成深刻的思想，也容易令人信服。另外，学者散文普遍愿站出来直陈己见，有的还充满大段议论，这既使作品的理性含量增强，也会推高作家的观点，引领读者进入哲思层面。这在林非、余秋雨、周国平、南帆的散文中最为常见。批判性与反思性是学者散文的另一特点，这是由学者的历史感、使命感、研究性和创新思维决定的，就像谈及知识分子时，王彬彬和王尧的反思批判所带来的新见一样。一般而言，学者不会人云亦云，即使推陈和返本也意在出新和开新，没有反思和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批判意识会让学者散文进入一个思想和精神相当锋利的程度，有助于增加作品的光芒。还有辩证思维，这是学者散文优于作家散文的关键所在。凭一己感受和灵光的作家，其散文易出现偏向，甚至走向极端，这有利于突显形象，加深印象；但最大的不足是，往往有失公允、公正，甚至会走向事物真理的反面。最典型的是写动植物的散文，不少作家失去“人”的主体性，走向人性异化之路；学者散文往往多能辩证看待人与物的关系。还有对于历史的观念，许多作家的散文写作极易失衡，考虑一点则不及其余，像张承志就将荆轲精神拔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进行了神化和圣化。林非也写荆轲，但比张承志理性和辩证得多，在赞赏荆轲的美好精神时，又不忘指明其背后包含的危险，即弄不好就会变成一种恐怖主义行为。因此，作者强调：荆轲精神离不开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语境，但在民主社会中荆轲行为是有危险的。另如南帆的散文《钱》就充满辩证性，作者取中用弘、立论中允、抑扬得当、说理透辟，读之令人信服。由于学者散文富于现代理性、反思精神、批判意识，还有形而上的哲思能力，所以往往更见其广度、深度、高度，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

虽在经典的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学者散文还没达到梁启超、李大钊散文的精神高度和生命品质，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的凑泊，因为从学识、学养、才华方面说，梁启超和李大钊均为百年不遇之才。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学者散文自有其精神高度和生命品质，特别是一直得先贤之烛照，也得遇新时期以来中外翻天覆地变化。若假以时日，学者散文的兴盛一定会到来。除以上学者散文，谢冕散文让我们看到这种生命精神更直接的传承。谢冕《一百年的青春》是写北大精神和五四传统的，其间就荡漾着一种生命激情和现代意识，也有着对国家民族的忧患与面向世界的天下情怀。在《为了一个梦想》中，谢冕开篇说：“这一年对于中国现代史而言非常重要，它是改变历史的一年。当这一年的第一线阳光降临时节，白雪皑皑的淮海战场上，炮弹正在空旷的冰雪原野上空飞驰，连天的爆炸震惊了一个动荡的岁月。中国人在创造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年春天到来的时候，长江上万船齐发，这就把春天的绿意带到了江南。”在选题、笔意、气势和文采上，此文都带有梁启超、李大钊当年的风采。

三、学者散文的自我觉醒与价值重塑


学者散文的身份决定了其启蒙性，以精神的引领成为社会发展前进的风向标。但启蒙者自身的启蒙和成长，其自我高度与价值趋赴，也不可忽略，这对于启蒙往往更为重要，也是学者散文需要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目前，对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往往忽略于此，这就必然遮蔽甚至影响学者散文发展，并形成某些难以避免的误区和盲目。学者散文在自我启蒙和价值重塑上，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与借鉴。

第一，自我审视和反思的意向与能力直接决定学者散文的质地。启蒙者往往以自身优势进行启蒙，但整体而言更重启他人之蒙，忽略自我启蒙，这就带来启蒙的外向性特点，内省性尤其是自我忏悔意识不足。如当年陈独秀全力提倡民主、平等、自由，对专制主义采取猛烈批判，但他对自己的专断则缺乏反思，表示决不容许他人提出质疑。鲁迅一面是个现代启蒙斗士，另一面又坦承对敌对者一个都不饶恕，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缺乏包容心，即使朋友也多是从“相得相与”最后走向“相离相分”。余光中在诗文上都着力倡导现代意识，希望确立公民意识、环保生态意识、全球化趋向；但世俗化、不平等意识、缺乏自省，在他自己又相当突出。在《书斋·书灾》一文中，余光中反复称为他工作的小时工为“下女”；在《我是余光中的秘书》中，余光中痛感秘书工作的辛劳和低级，并以自己不得不做自己的“秘书”为耻；在《我的四个假想敌》《牛蛙记》《借钱的境界》等作品中，余光中缺乏平等、仁慈、善良，也无环保意识，更多表现出与启蒙精神相背的倾向。在《如何谋杀名作家？》一文中，余光中认为编辑、老板、读者、批评家都不怀好意，都试图对他这位“名作家”进行“谋杀”。他这样理解批评家：“可是谋杀团中最危险的分子，仍是那些职业凶手。他们的学名叫做‘批评家’，那当然是很神气的一种头衔。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宿仇，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其间荣辱互见，可是一直到现在，谁也没有把对方杀死。事实上，没有批评家，作家一样可以活下去，而且活得快乐些；批评家虽然扬言要置作家于死地，但是一旦作家灭了种，批评家的假想敌不再存在，就会面临失业的困境。所以作家一方面是他名义上的敌人，另一方面又是他实际上的恩人，难怪他恨得更深。”这样的认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不只反映余光中不了解文学批评的职责与特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平等意识和对话关系、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余光中缺乏内省意识，一种自我批评精神的丧失。以这样的境界和品位如何能达到启他人之蒙的目的？余秋雨的文化启蒙意识非常明确，但在不少地方暴露出弱点，一种缺乏自省意识和谦卑情怀的自大情结。他往往将别人的批评视为不怀好意，有意与之作对，甚至常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我以为，余秋雨之所以遭受那么多质疑和诟病，并不因为他多么不好，甚至有不可原谅处，而主要因为余秋雨不谦虚，尤其是自我膨胀得失了自省意识，没有“知不足”的“谦卑”与“敬畏”。为应对盗版猖獗和雨点般的批评，余秋雨竟发布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其中，除了声张他的书盗版成风，再就是为自己辩解，全面否定各式批评，并以固执、蛮横甚至敌对的态度待之。余秋雨这样评说批评者：“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他还说：“你说我拒绝人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象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这样的反批评既无理又无力，更显出余秋雨的局限，他除了缺乏气量、度量、雅量，还有反思能力和自我批评精神的薄弱。

读季羡林、林非、赵鑫珊、周国平的散文，我们会感到与余秋雨不一样的谦逊、自律、自我剖析。像林非写过《愧为学者》，说自己“我读了一辈子的书，写了一辈子的文章，还想这样读下去和写下去，可是当不少朋友称呼我为学者的时候，真感到惭愧不已”，因为“散漫、慵懒、不喜爱辩论，这样使我无法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在此，当然是自谦，也有对于自我的剖白与内省。林非还在不少散文中表示，自己无法像秋瑾这样的英雄人物那样勇敢无畏，对于死亡也有恐惧，从中可见其真诚与自然。赵鑫珊散文一直充满敬畏，他说：“对宇宙万物心怀敬畏感情的现代人才是好人，才是能持续发展的人”，“当今文明人的基本心态则是不敬天爱人，是大肆掠夺榨取和摧残，而不顾及子孙”，“我敬畏、敬惜的东西太多。水、纸、秋天的落叶、冬日的雪……我都敬惜。”在《我既渺小又似乎伟大》一文中，赵鑫珊坦言，“我经常感到自己很渺小，很渺小。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只有在我构思、写作‘文化哲学’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纵吾之目而天地不满于吾观，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于吾听，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于吾思’的伟大感觉”。因此，赵鑫珊写道：“如果我印名片，我愿写上这几句：‘赵鑫珊，三块土地的自耕农：哲学的土地，散文诗的土地，情爱的土地。’有耕作，就有收获。”赵鑫珊至今已写过近百本著作，却有着如此的谦敬与平淡，又不失理想和美好的精神，从中可见其散文与人格的质地。周国平在《有所敬畏》一文中说：“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不相信神圣。”“相信神圣的人有所敬畏”，“相反，对于那些毫无敬畏之心的人来说，是不存在人格上的自我反省的”，“不相信神圣的人，必被世上一切神圣的事物所抛弃”。不过，在当下的学者散文中，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并不多见，需要今后进一步努力和提升。

第二，内在修为与内心图景的优劣深刻影响学者散文的色泽。散文不同于其他文体，它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虚构，更不能靠饰物遮掩，它就是作家本人。所以，好的散文虽然无形，有相当的自由度和散漫性，但真诚至上、自然天成、平淡若水，它后面跟着作家本人，尤其是那颗未曾受到污染的内心。学者散文也是如此，不论学问多大，城府多深，手法多多，都能映照出内在的修为和内心图景。读很多学者散文，都会感到作者并非善良之辈，也不能感受其真诚与友爱，还时时被其虚伪和心机所震撼，这是透视散文的一个重要支点。还是以余光中散文为例，在那篇《我的四个假想敌》中，他写道：“冥冥之中，有四个‘少男’正偷偷袭来，虽然蹑手蹑足，屏声止息，心存不轨，只等时机一到，便会站到亮处，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于是，余光中接着说：“只怪当初没有把四个女儿及时冷藏，使时间不能拐骗，社会也无由污染。现在她们都已大了，回不了头，我那四个假想敌，那四个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丰满，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他们了。先下手为强，这件事，该乘四个假想敌还在襁褓的时候，就予以解决。”在此虽有幽默和戏谑成分，但不论是题目、用意、胸襟，还是心态和潜意识，都表明余光中的境界品位不高，心中不善。特别是在作家强烈的优越感下，包含着敌对情绪、冷酷之意、虐杀之想，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感。本来，女儿为父亲之最爱，她的被爱、出嫁虽有不舍，但伟大的父爱尤其是伟大的父亲作家应充满美好的暖意和祝福，并开出浪漫灿烂之花。因此，我认为余光中《我的四个假想敌》是一个坏作品，至少不是佳作。

好在有不少学者散文注重内修，有发自内心的善意和光泽，从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这些散文注重由外向内、强调心性的安定从容、带着喜容的祝愿，当然也就有了天成般的智慧以及心灵之光。季羡林被乐黛云称作已达到有“真情”“真思”“真美”的三真境界，韩小蕙则说季羡林“是个话特别少的人，很实在，不追求浮华，不炫耀，也特别有原则，坚持自己。从人格上来说，我觉得他是个圣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跟人相处也特别善良。季先生很朴素，爱穿藏青色中山装和黑布鞋”。这就不难理解，季羡林将母爱归于“人间第一爱”，在《喜雨》中，因北京喜降甘霖，于是他说“我的幻想，从燕园飞到故乡，又从故乡飞越了千山万水，飞到了非洲”。还有《二月兰》，它被季羡林写得平淡自然，但又活灵活现，这得助于作者的“三真”境界和“圣人”人格，作品写道：“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却以多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这段话完全是素描，但纯然一片，也包含了花品、人品、天道，没有内在功力和高尚人格的人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赵鑫珊写过《我好像有四只眼睛》和《我心灵的空间》。所谓“四只眼”，除了忆旧的精神之眼、展望未来之眼、观察现实之眼外，再就是仰望星空之眼。所以，他说，我“第三只眼睛是用来注视星空，思索宇宙结构的。我尤其爱在严寒的冬天，透过空空如也的树枝桠，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久久窥视星星闪烁的夜空。在这一瞥之中，我会感到有一种天地间的大美弥漫”。在《我心灵的空间》中，作者直言，“我喜欢自己心灵的空间。因为它对我意味着安全、幽静、深邃”，“我尝到了拥有自己心灵空间的甜头。它是那么自由、舒展。那广大、幽远、奇险的境界，使我着了迷，看到了世界人生的意义”。在赵鑫珊散文中，世界是立体的、广阔的、深幽的，也是天然的、丰富的、变幻的、美妙的，而这所有都内化于心，变成一种天地之道和人生智慧。在周国平散文中，多有宁静与从容，也有内敛与通达，还有某些难以言喻的想象和意味，这在《平淡的境界》《平静的心》《困惑与坦然》《丰富的安静》《安静的位置》《平凡生命的绝唱》《纯真的心性》《纯粹的写作》中可见端倪。读这样的作品，有一种获得抚慰与催眠之感，这是由内心发出的穿越经验达到智慧的结晶。应该说，追求内心生活和纯粹境界的学者散文并不容易，也往往不为人重视和难以达成，但却非常重要和珍贵，就像潘旭澜教授那本散文集《小小的篝火》所包含的精神向度一样。可惜的是，在当代学者散文中，能达到精神和心灵高度的并不多见。

第三，“小我”与“大我”的不同明确标示出学者散文的高度。如果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散文最大的功绩是什么，那么，个性张扬、人性解放、性爱自由为其首。这股解放潮流像洪水猛兽一下子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罗网，从而带来中国新文化文学的巨大发展。不过，随之而来的是，集体、家庭、婚姻、道德、权威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甚至批判。比如，周作人对于“人的文学”中“人”的理解，就更倾向于人的个体，而不是集体的人；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将“任个性而排众数”置于最高位；林语堂明确表示，他的为文要“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还有钱锺书等人的“个人主义”更加突出。新时期以来，强调“个我”而相对忽略“大我”的学者散文有增无减，随着新媒体等的发展，规则与公德、集体与宏大叙事、禁忌与权威甚至意识形态和政治都受到强烈冲击甚至嘲弄，于是不少学者散文失去了均衡、节制和“大我”的情怀。如李敖在《幸亏有我》中这样自吹自擂，说他自己是“‘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的一代奇才”，“天下幸亏有我”，于是感到“自己太重要了”。在《李敖画像》中，他又说自己是“以目空一切之我，做手不停挥之事，朝夕不保，死生以之，这样的怪杰，天下还有吗？”他甚至更狂妄地宣称：“五十年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李敖读书多，学问深厚，自不必说；但如此“自大”和“狂妄”，显然是矮化和玷污了学者散文。余秋雨的学者散文也是多识有趣的，但其中的“个我”也是过于张扬，缺乏“大我”，尤其缺乏天地情怀。有学者批评余秋雨有“炸炒”之嫌，“即在文中不断自恋自赏、自我吹嘘”，“在自炒中连自己的老婆也炒在其中”，这一看法显然不是没有道理。有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学者散文的总体特征概括为，“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怀旧’”和“‘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审美理想”，这也堪称的论。在这些学者散文背后，其实包含着过于“个人化”的独语，它们缺乏“大我”的视野，尤其缺乏超越“个我”的关于集体、国家、民族、政治、人类、天地自然和宇宙等的宏大叙事。这也是为什么读余秋雨散文时，总有某种“狭囚”感：在文化苦旅中，总是跳不出“个我”得失荣辱的小天地。

潘旭澜最有代表性的散文是《太平杂说》，那是以现代意识对太平天国尤其是妇女命运的思考，极具穿透力和创新性。另外，潘先生还写了《咀嚼世味》等散文集。在《小小的篝火》这篇短文中，有这样的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母亲不是三春的阳光，也不曾想过要我报答。她只是寒夜荒漠的一堆小小的篝火，燃烧完了剩下的灰烬。可是，它的火星将我的血液点燃起来。我便也成为后面旅人的篝火，无论这篝火多么渺小，多么容易烧尽。然而，我倒是渴望，篝火不再长久地作为艰苦旅人的需要，只为节假日野营，增添一点古老的情趣与欢乐。”在此没有豪言壮语，也无自我吹嘘和自我玩味，而是由“小小”的“篝火”入手，在“谦卑”与“内省”的“小我”之中，彰显出一个作家博大的心怀和境界，以及内敛于心的伟大品质。朱以撒的散文《进入》是写钉子的，从小时候光脚被荆刺扎入，到后来钉子代替榫卯被钉进墙壁、家具、树木，再到将树木、高楼想象成进入大地的钉子；于是，在切身感受中，发出对被钉入之物的悲悯和珍视，从而思考环保、生态、仁慈等重大问题。作者在文末写道：“不由得想到立足的大地，有多少坚硬之刺进入它的深处，永远拔不出来，夜阑更深时，能否听到它无奈的呻吟。”作者没斤斤于“个我”得失，而是由此出发，进入一个更为博大的世界，即超越人本主义价值观，对天地万物尤其是无机物也怀有深熔的同情和理解。这大大提升了学者散文的“大我”境界，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真正优秀的学者散文应有巨大张力，这包括在现实与梦想、理性与感性、现代与传统、知识与思想、小我与大我、微观与宏大、自信与谦逊、批判与自省、历史与未来之间。这是与学者使命和价值重塑直接相关的重大课题。虽然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境界并非易事，更多的学者散文还不够理想；但有些学者散文确实与众不同，给人带来不少启示。优秀的学者散文不仅提升了学者散文的水平和标识度，也为整个散文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P77—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