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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然:走向史诗的突破与建构 ——浅析刘岸的长篇小说《子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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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8 11:48: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走向史诗的突破与建构
——浅析刘岸的长篇小说《子归城》
刘安然

      读了刘岸先生长达百万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子归城》第一部(原载《福建文学》2020福建长篇小说专号),深感振奋,感慨颇多,不能不说。
     《子归城》纵横百年,以生动感人的传奇故事和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对人与自然、“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课题,进行了有益的阐释和提问。传达了作者的基本理念: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创造历史和未来,实现振兴中华的百年之梦。
      “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子归城》的故事从辛亥革命爆发之夜开始:刘天亮流浪进城,误入谋杀现场,被洋商追杀,逃亡之路步步惊心。直至被云朵姐妹和钟爷所救,代书人林拐子则成了他的替身,被扔进废矿井,生死难料。
      民国肇始,丝路动荡,清军溃入,弑杀县令。刘天亮被巡检何坨子及尕老汉暗中追踪,欲赴阿山,却被哥萨克擒获,丢失陶罐,被迫下井背煤。金丁赴任,洋行商战,华商惨败,何坨子逃亡花花沟。刘天亮则在经历了精沟子断贼、科布多事变后,振臂一呼,领导矿工暴动成功,复归古城。在经历了阿山走镖、抗击溃军,拯救俏红、名妓奇案等事件后,最终创建了刘家酒坊。而何坨子的女儿柳芭则沦落成妓女,与刘天亮一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名妓奇案后,成了白石头楼里的一个神秘传奇……
      小说的故事一波三折,波澜壮阔,令人眼花潦乱、目不暇接。有羊脂玉枕的中亚亡国旧事,又有撒拉尔、驼二婶、黑牡丹的爱恨情仇。有正史中的察罕通古事件、辛亥暴动、哥萨克犯边,又有陶罐酿酒、傻子升天的民间神话……
而“我”则在创作这个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小说的同时,也在当下的生活中,经历着林拐子后人密访古城遗址,诗会伤脚,遭受莫兰蒂台风袭击,电脑硬盘损坏、书稿丢失等事件,写作历程一波三折,挫折不断……
     《子归城》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史诗,时间跨度过百年,人物众多,故事丰富饱满,结构坚实宏大。既具有强烈的草根性,又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既展现了西北的沧桑苍凉,生动刻画了户儿家等土著的形象,又反映了当代“海丝”起点——厦泉漳等沿海地区的人文历史,精神风貌。
     刘岸在本书中展现了他卓越的长篇小说驾驭能力。小说创造性地使用元叙述手法,以“陆丝”、“海丝”的过去和现在为两个叙述层次,一层从辛亥革命之夜开始一直到尼古拉二世逊位,描述了1911-1917年间在古城子里发生的系列故事;另一层以2016年“我”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经历为线索,描写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城市的当代生活图景,讲述了林拐子后人林子非等秘访古城遗址,发现祭文碑、误闯生态保护区等隐秘情节。两个叙事层次既有发生联系的显性线索,又有暗自呼应的隐性线索。
     小说从文体到叙事都进行了新的突破和建构,避免了百年时空给小说叙事带来的拖沓、松散等弊端,呈现出更加紧凑的结构,波澜壮阔、环环相扣,集中了主旨,取得了艺术创作探索上的成功。例如小说人物的塑造,许多情节围绕城中某住民的生平铺开,每个人物的性格、经历截然不同,但并不显得零散,众生命运交缠,从个体凝聚成了群体,呈现出史诗品格。再如小说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经过刘岸的碎片化处理,有意味的重复,便有了象征性,超越了故事本身。刘天亮从古城子的谋杀现场前往煤矿的情节就是如此,小说先后从刘天亮、红胡子、何坨子、皮斯特尔、林拐子等事件参与者的角度讲述了这段故事的不同侧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隐秘,做出的决定或随意或审慎。如此复杂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共同将刘天亮的命运推向了未知,其中种种巧合与误解,刘天亮一无所知,读者却是一清二楚,不由得更加为他的生死命运担忧。而故事结束后,读者会发现:人物的个性,古城的风貌,已得到了清晰的刻画和展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不仅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更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探索性作品。
     《子归城》打破了时序结构,不再拘泥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文本显得更为开放自由,高度灵活。小说也不再是单一线索,而是多线索交叉复式叙述。在这种交叉叙述中,读者的思维从正常走向无序,在无序中感受变异,由变异升华出荒诞,最后在荒诞中体会愉悦。这是一种繁复,更是一种艺术。中国的长篇小说作家,常常缺乏两个素质,一是虚构叙事能力,二是懂简约,不会繁复。敢简约,不敢繁复。须知繁复是一种艺术能力,尤其是皇皇巨著,不会繁复,必然单薄。如《水浒传》采用一环接一环的链条式结构,前80回无懈可击,而在众好汉排定座次,进入宏大、繁复的叙述模式后,叙事则开始捉襟见肘,艺术效果大为逊色。当然,《红楼梦》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故事链和结构模式,创造了中国小说的高峰。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岸堪称中国最好的曹雪芹继承者之一。
      刘岸小说的叙事技巧是其作品显著的艺术特色。
      其一,小说叙事在百年时空中跳转自如。如第一章第二节的开头,“天亮走进子归城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一百年后有一个叫刘岸的小说家要关注他进城的模样,所以他邋里邋遢,边用食指抹着清鼻涕,边东张西望地就进了东门。”再如第二章第一节的开头,“小说家都喜欢有故事的人。林拐子是个有故事的人,但我不喜欢他,我喜欢刘天亮。刘天亮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在辛亥年十月那天的故事就很让我着迷。那天,刘天亮是九死一生,跑到古城驿来找驼二爷的。”作者纯熟地使用元叙述策略,在当下与历史之间自由地来回往复,展现了一带一路上的历史、文化和惊心动魄的故事以及传奇,同时描写了当代厦门人的精神侧面,成功讲述了“中国故事”。
     其二,小说文本中对各种“史料”“文献”的仿写、摹写,足以乱真,充分体现了小说虚构文本的特点特征。小说是一种虚构文体,小说家的主要写作目的就是使用各种艺术手段,使读者进入到他们的叙述圈套中去。据笔者考察,《子归城》中有大量仿写、摹写,如“引用”的“丝路民谚”——“走进古城子,跌倒拾银子”;再如“链接”的各类典籍如《北丝路记考》《古城图志》《一带一路风物志》《河洛酒经》《云中斋文牍》,甚至一些所谓的“哥萨克民歌”——“我的钦察汗马呀,我们走吧,按凯撒皇的命令,让铁蹄踏碎敌人的城乡,在刀尖上闯荡哥萨克的名声”等等,其实都是刘岸的个人创作,既非采风,也非文献。但均神采飞扬,形神兼备,可圈可点。
同时,作者又把一些真实存在的人物拉进叙事之中,如舒婷、刘亮程等。虽然他们在文中并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但造成了一种让读者真假难辨、陷入叙事圈套的艺术效果。
      这种虚虚实实的叙述圈套还体现在刘岸对小说背景资料和细节的巧妙处理上。刘岸首先为他的故事设置了一个漫漶不清的历史起源:“在古称西域的地方,有一条河横穿丝路北道,它后来消失了,这条河叫涅槃河。”接下来讲到张骞出使西域、顺治禁海令、康熙亲征噶尔丹等史实,都非常准确而可靠,然而其中夹杂着违反禁海令的刁民被流放,以“高斯投影”确定流放地在博望渡,八百追剿兵和罪犯们共同建起子归城,康熙下旨令他们屯垦戍边等情节,似乎有些荒诞,可夹杂在一些人尽皆知的历史中,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令读者不禁怀疑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吧?
      其三,刘岸显然并不想让读者沉浸在子归城中,与城民同呼吸,共命运。小说采用元叙事策略,将作家的虚构过程呈现出来,如第一章开篇“前不久,我面朝大海,正在构思小说《子归城》。”甚至将自己的创作技巧也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我说构思小说,就是在考虑怎样把这部史诗,用最简洁的方式装进您的脑海。为此我煞费苦心,创造结构模式,探索元叙述,采取网络链接方式等等,不一而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您能自由简单地阅读本书。”文本中有时还会出现第二人称叙述视角,类似“您已经知道”“这里的叙事密度是不是过大了?好吧,我让您松弛一下”等话语,设置一个虚拟读者,读者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文本是围绕着作家的主观意识展开的。奇妙的是,它更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随着“现在”叙述层次的展开,林拐子的老黄历、“我”查找资料、林子非发来资料等情节让人如临真境,读者下意识地开始跟随作家去考证“历史”的真相,甚至有些情节是“天亮爷爷告诉我”的,还有些情节是具有多种版本(譬如“名妓奇案”),而“我”一一列举和证伪,“历史”层次的情节就这样被推动了。
     既然是考证,当然就不必按照单一的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进行,也就使得多线索同时推进的复式叙述成为可能,时空也就能够随之灵活切换。《子归城》的叙事逻辑正是如此,呈现出插叙、顺叙、倒叙混杂,当下与历史交织的奇异面貌。
      元叙述是先锋派作家常常采用的策略,刘岸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更加彻底和富有创造性。他不仅交代了虚构过程和虚构手段,甚至将创作过程中的经历也呈现出来,而且着墨甚多,形成了《子归城》的两个叙述层次。这不只是艺术手段的探索与创新,更是与小说题旨密不可分的。而作家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建构和手法,得以在百年时空间自由切换,使复杂的叙事,变得轻松自然,真正做到了浑然天成,令人叹服。 
      小说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
     《子归城》的语言特点明显。在注重对当地土著语言的吸收和进行地域性传达的基础上,它融会贯通西北与东南、书面与民间、古典与现代的各种言语,进行了一场语言的饕餮盛宴。让一部皇皇巨著恰当地呈现出了语言和叙述上的多样性。如皮斯特尔在得知红胡子之死后的祷词“那么,让我们祈祷吧!祈求雅霍甫的灵魂安息!祈求我主原谅他在伏尔加河抢劫盗窃的罪恶,原谅他在丝路盗墓盗马的罪恶……”;撒拉尔遇见的安西人说“我们就是安西的买卖人。明天回哩,一哒哩走?”;钟爷的叹息“乱臣贼子啊……这是要灭九族的罪啊。”;钱老三的喝骂“招人?!日他妈的还招球个啥人哩?”。不同身份、口音的人们的口语截然不同,它们在协助塑造人物的同时,也勾勒出了一幅古城子人的语言浮世绘。
      《子归城》既有粗鄙化的民俗俚语,也不乏诗意化的表达。如第六章中的描写:“当时夜色四合倦鸟归巢,天狼星孤独地挂在天上。天亮经不住那棵形状华丽的老榆树的诱惑,就爬上去,睡在了树上……”第十二章描写天亮自阿山归来“天亮听到高高的城门楼上有人在大喊着让孩子回家吃饭,城门下站着几个杂乱而可怜的人,黑影幢幢地唱着忧郁的酸曲儿。让他惊愕的是,那歌竟和老白俄的长歌一模一样,正缓慢地黑雾般地流向无垠的荒野……”这些语言无不典雅而诗意,充满了古典的意蕴,又是如此的怪异与苍凉,某种迷蒙而朴素的哲思就在其中时隐时现。
      《子归城》的语言就像一场演唱会,既有高大上的美声唱法,又有通俗的流行歌曲,甚至包括说唱、民谣。所以它呈现给读者的阅读感受,既有非常尖锐的真实的揭露,又有极其柔软的情感的表达,既有杰克·伦敦的粗犷,又有村上春树的典雅、诗意。这种杂糅的尝试非常危险,但刘岸在这一点上显然非常成功,恰如其分地实现了创造初衷。
       应当强调指出刘岸的叙事语言。它们无疑是有趣的,充满张力的,肯定受了卡尔维诺“轻逸观”的影响。卡尔维诺主张以艺术世界的“轻”化解现实世界的“重”,“文学是一种生存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子归城》讲述的故事,本质上是苍凉的、酷烈的,轻生死重大义的人物,个个都像荒漠中的胡杨,有着直抵生命根部的狞厉和底蕴。可作家选择的语言方式却并不是沉郁的,艰涩的,而是以“轻”载“重”,情节上利用人物夸张的言行达到荒谬的效果。如天亮被树的形状吸引而上树睡觉,结果睡醒就发现自己成了俘虏;再如金丁因修造的厕所巧夺天工而当上古城子县令;《子归城》在节奏上不刻意延长悬念以制造冲突,而是早早揭破真相,如颇为惊悚的名妓奇案,作家几乎没卖什么关子就揭破了谜底。而在进行这样的叙事时,作家在语言上借鉴了传统的反讽、戏谑等手法,融合了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把沉重悲凉化为诙谐风趣。如对龙套角色身份和姓名的精确记述、修饰词与中心语的超常规搭配、数量方面的精准苛刻、有意用现代词汇讲述过去的故事等,都使得小说的叙事与语言相得益彰,水乳交融。
      刘岸出生在中国西部新疆,那里是丝绸之路的核心经济带,更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汇、冲撞的区域。
      从历史经验看,古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成功典范,“是历史温度最高,历史力量最集中,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最多最快,文明与精神的结晶最早最大最瑰丽的区域”。正因为此,刘岸的小说创作既有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底色,又始终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撞击的华彩和先锋精神,其作品有着东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的双重支撑,总会在一个崭新的维度上呈现出异样的艺术风貌。
     中年之后,刘岸移居厦门,那里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刘岸在那里受到海洋文化、闽南文化的洗礼,十多年的生活和学习使他具有了一种新的目光和视野……
      而这也就构成了《子归城》能成功表现“一带一路”内涵的物质基础。
      应该看到,由于对中国西部及丝绸之路的深刻研究和认识,刘岸对“一带”的描写和体悟——也是小说的主体、主线,是准确且充满创造性的。他通过刘天亮,云朵,赵银儿,诸葛白,马麟,金丁等人物,逼真地摹写出了100年前丝绸古道上的众生相、浮世绘,写出了世人罕见的、从西部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传奇和故事。
      但在表现“一路”即海上丝绸之路方面,虽然也创作出了林闽嘉、林子非、阿发老板等生动的人物形象,但个别人物还是略显单薄,缺乏思想深度。例如莫菲、金丝边眼镜等,他们身上其实可以散发出更多闽南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历史积淀的光彩。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显得过于城市化了,更多的体现的是时代特征而不是地域特色——至少在人物的语言上,我们没有闻到强烈的“海腥味儿”,感受不到闽南人特有的思维、行为方式。这能不能说是作者在对海洋文化的表现上缺乏特别的创造力和思想深度呢?
      当然,闽南文化属于中华文明的子文化,其地域性、差异性不能大于母体。何况,东部沿海当今所处的时代和生活是在一个更快、更复杂、更激动人心的时空中展开的,要想从整体上认识理解,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去表现他,不仅需要用全部的心灵情感去体验、持久而艰辛的去创造,还需要时间和机缘。不过,惟其如此,才会更有意义。
     总之,《子归城》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进行了期望拨动时代脉搏的宏大叙事。其人物鲜活生动,情节感人,技巧纯熟,叙事绚烂瑰奇,语言富有创造性。同时作家还以精美的文本对普遍而深刻的人类命运、生态与环境、中华文明的和合精神等进行了追问和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子归城》的成功探索,已经为作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可能性,刘岸先生走向史诗的突破与建构,必将取得丰硕成果。
      事实上,《子归城》仅仅是一部跨越百年的鸿篇巨制的第一部,是个相对独立的前奏,相信在它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雄浑壮丽的精彩华章。
      我们期待着。而且有理由有信心期待。
       参考文献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小说创作论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普林斯,《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译林出版社,2012。
     刘岸,《子归城》,《福建文学》2020福建长篇小说专号。

      刘安然,南京大学文学院

发表于 2020-5-3 19:10:24 | 显示全部楼层
刘院长好样的!你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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