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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琍敏:幸亏我不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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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5 22:31: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幸亏我不是农民
姜琍敏

  也许是对比太鲜明,太强烈了,这天晚餐时,我漠漠地听着收音机里“市民热线”里的市民们,一如既如地投诉着他们关于绿化受破坏、水电问题,化粪池漫溢等等苦恼。突然地,被一个喑哑而怯怯的声音揪住了听觉。这是一个外地农民的声音,诉说着此刻听来显得怪异而(其实决不)“陌生”的问题:他那70岁的乡下祖母,半年前得了“三岔神经痛”,在县乡就医已花去上万元,但病未见好,反而越发天翻地复地疼痛了。家人东拼西凑又筹了一些钱,把死活不舍得再花钱的老太送来省会大医院求治,可是结果(似乎原是意料中的事),投诉者说:连跑数家大医院,大概他们看是个又老又瘦小的乡下老太吧,没一个有好气的。这个照,那个查了一通后,不是说没问题,就是连听也没听完病情就开好了处方。总之,几天下来,三千元又打水漂似的唿啦一下就没了,痛楚却半点没有消除。老太凄怆地怪怨她的家人说:早知道是这个结果的,干嘛非要糟塌这个钱哪!
  不知为什么,我确信这老太的感觉是真实的。而且她的感概决非就事论是的。毕竟已是古稀之人了,她这一辈子关于自身命运的思考可能是个空白,但经验实在已是太丰富了,丰富到能够脱口中的的地步了。我因此而草草地放下了筷子,不无庆幸地叹了口气:幸亏我不是个农民……
  从逻辑上来说,市民们的烦恼和那个乡下老太的烦恼是没有多少差别的。但稍一比较,差别还是明显而深刻的。市民们关于水电、化粪池的烦恼在农民那儿几乎提不上日程,或者是不以为然的事。他们面临的是更为紧迫的生存质量、健康保障等问题;市民们也有就医难的问题,但并无千里迢迢寻医不值的苦衷,大医院就在他们身边。看病大多还有一定程度的公费或劳保。医院对市民尤其是其中的低阶层
者,态度也不会好到哪去,但一个农民在某些“白衣天使”眼中肯定不如一般市民来得“经看”些。至于那个老太所患的“三岔神经痛”,如果换在一个体面的市民甚或市民中的亲友、头面人物身上的话,恐怕医治的效果也是大不同的。至少他们不会感到(想象到)老太蒙受的那种令人绝望的窘迫……
  岂止就医问题,几乎在任何方面,同样生存着,作为一个“农民”和作为一个“市民”,其内涵和外延都有着何等尖锐的差别呵!这种差别的直接结果就是城市在不断膨胀、繁华;间接结果就是,几无任何一个市民,会因为非特异原因而“倒流”到农村去。如果说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的话,最最下层的那一部分毫无争议地就是农民阶层。不仅因为农民是整个世界的“衣食父母”,因为农民的总体物质生活远逊于市民,更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可说是人格定位也无可讳言地总是处于最低下的层次;尽管在理论上或书本上,如今的农民仍然稳稳地居于“老二”的地位!
  农民,让我想起一支操练的队伍,一二三,向右看齐,所有的目光接力般唰唰向右,唯有他们挺直着,目光向前;是基础,也是屋脊,更是一切“指挥”的焦点。
  在那个古老而哲学的游戏中,棍子打猎人,猎人打老虎,老虎吃公鸡,公鸡吃虫子,虫子啃棍子,没有一个绝对的强者,没有一个绝对的弱者。这完全符合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却似乎不符合人类社会的规律,至少我看不出农民在社会的琏环中是虫子还是老虎,抑或是猎人?什么都象,什么都不是。
  农民,仅仅提及这两个字眼,便有一种粗砺、毛糙、古旧而灰暗的直感。尤其是中原、西北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农民,令你联想到的,恐非悠远的江、伟岸的山、漂亮的骏马;而是黑褐的土地,沉默的石块,瘦小而任劳任怨、无声地咀嚼着干草的小毛驴。农民坚忍,如千古冲涮的河床;农民耐劳,如风雨剥蚀的石壁;农民质朴,象久已裉色的春联;农民憨厚,象敦敦实实的辗盘。农民的狡黠、愚惰、刁蛮处也与市民式的大大不同,仿佛泥泞的土路,枯黄颓软的草皮。他们身上似乎永远混合着阳光下泥土的腥气、雾月下草根的幽香和柴火、烟草熏染的气息。哪怕是永远居留在深宅大院里的人们,也每日每时看得到、感觉得到农民的存在,但在他们心目中,农民的份量,或许是轻淡、飘渺、悠远而若即若离的暮霭……
   如同庄稼离不开土地,城市也越益离不开农民。随着社会发展,这种需求与日俱增。而随着城乡物质差别的越趋扩大,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见缩小,越来越多的农民也抛弃了他们的土地,来到城市“打工”谋生。这使城市在感到种种益处的同时也感到了生存空间的紧迫和社会问题的尖锐。更使习惯于在泥土中单调生活的进城农民呼吸到了难以想象的繁华,也沐浴到更多他们在乡间所无法想象到的艰难
与困惑。
  也许他们的心态因此失衡,也许愚性使然,他们中的小部分人因此而成为严重危害城市治安的因素。但其绝大部分则受制于农民本质的约束,已经习惯或者说麻木于作为一个被轻忽漠视的社会角色了。以我的想象,这部分人的艰难当然有物质差异的尖锐对比带来的心灵的震撼,更有自身地位与市民地位的反差带来的精神创伤。这种刺激几乎无处不在。当我看到那些皮肤黧黑、衣屦破旧的民工头啃着地,汗溅着土,目不斜视默不作声地拉着沉重的钢板、铁条之类,从视若无睹的红男绿女身边蹒跚而过的时候;当我看到头戴大盖帽的执法人员义正辞严地掀翻他们的果筐、撅断他们的称杆以维持城市的秩序时(当然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那些真正欺行霸市影响市容最甚的“土著”市民很少成为这种执法对象!),我都会由衷地叹一声:幸
亏我不是农民——并非因为他们相对拮据、缺乏文化教养和由此带来的生活单调、精神贫困,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那种令“城市人”所决难忍受的尴尬地位。
  农民的地位问题带来的困窘决不仅仅在城市中存在。相反,在法制与文明观念都远为开明的城市,他们的处境要比在他们本土的乡间,村头优越得多。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离乡背井到城市来谋一席之地的原因之一。在乡间也有尖锐的层次对比,而无权无势的农民依然居于他们只能居留的层次。坑农、伤农事件的层出不穷,乱摊乱募乱收费等种种问题,更多地出自农村中的姣姣者、“上层”者们。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年年下发的无以计数的红头文件,总是改变不了三乱之类局面,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某些地方(多是相对贫困地区)似乎真应了马太效应,“获得的,还要加给他,失去的,还要剥夺他”。那儿的三乱已到了惯于忍辱负重的农民也忍无可忍,以至年年都有人自绝人世的地步。而省、市县企图治理的压力,激起的有时竟是变本加厉的再加码。某乡连续两年出了好几条人命,终于招致省一级的愤怒,撤换了乡、村领导,农民才吁了口气。但这样的局面是否能够根本改观,我仍是不敢太乐观。因为这似乎并非是问题的最根本症结所在。无论哪一阶层,对农民这一阶层,无论出于审美的、文化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似乎总是缺乏由衷的尊重或者必要的关注。或许城市感到粮价飞涨、原料紧张的时候会有所不同,但即便彼时,我们的号令、举措、关怀、重视,又有多大程度不是从市民而真正是从农民之角度出发的呢?
  有时候,我印象中的农民真好象无奈地袒露着的“柔软的下腹”,软弱无助。什么阶层都有某些人想去摸它一把,甚至踢它一脚。最鲜明的例证便是,每值春天,伴随着布谷鸟的啾鸣一齐到来的支农声声里,必定会源源不断地流去大批大批虫吃了增肥的假农药、含盐量高到可以炒菜的假化肥和绝不会发芽或结实的假种子。电费暴涨,农资腾贵已算不得新闻,蝗虫般有规律地飞来啃食当令花果、春茶的豪
华轿车也不再是什么新景观。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假药、假酒致死人命的消息,竟也会年复一年地主要地来自于原本已相对贫困、缺医少药甚至温饱都成问题因而最需要同情、扶助、至少是公正无欺的农村!
  这种悖象在农村其实已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正常:由于管理松驰、文化低下、群众缺乏辩别力、因穷而贪图便宜等原因,农村成了滞销、伪劣商品最理想的温床。泥土里苦苦刨弄了一年,口袋里也装不下几个闲钱的农民,捏巴着那几张沾着他们体温的纸币,反复拈量着选购他们赖以生存最急需的用品时,可以供给他们的,竟大多是质价不符、假冒伪劣的东西。少得可怜的几个钱实际上又被大大地打了折扣。不信你可以去乡村的食品店看看,货架上充斥着多少过了期的,硬如石头甚至发了霉的食品?至于假盐、假酒、假酱油、假百货似乎也都长着眼睛,纷纷瞟着农民那瘪瘪的钱袋,翩翩飞来……
  当我在说我幸亏不是农民的时候,你当然知道我实际上想的是什么。实际上我的上一辈就曾经是农民,我的上上一辈乃至列祖列宗无一不是农民,我现在的亲友中仍有许多是农民,我的周围处处都有农民的影子。而你的情况与我的绝对差不了多少。事实上我们的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十人中有七八个他们的名字叫农民。而这七八个的绝对数是一个庞大到崎形的金字塔的塔基!因了种种原因而已幸运地居于金字塔的中层乃至上层的我们,目光早已局宥于我们那几座沾沾自喜的城,思维几乎也完全是“市民”式的了。这是我们骄傲、荣幸之处,抑或也是我们自负、卑微之处吧?我们营营苟苟于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功名利禄,“无论魏晋,不知有汉”。我们发出的声音,我们投出的视野,我们喜闻乐见的一切,与那庞大的塔基在不知不知觉中已是何等地遥远而隔膜呵,虽然我们从来没有隔绝。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不可能不是紧密相连的一体。否则,我们必定会从我们所处的高处訇然倒下!
  当一条精虫从亿万条拼命奋游的精虫中脱颖而出,艰辛而疲惫地获达卵子时,它肯定是幸运的。但却未必便是最幸运的--如果它进入的是一位农妇的卵子的话,某种程度上看,它的命运未必会比它那些因失败而生存短暂的精子兄弟们辉煌到哪去。在即将开始的另外一场生存竞逐中,比起另一类成功地进入另一类卵子的精虫来,它的跑道不知要漫长而崎岖多少,它的生存环境、教育环境、人文环境不知
要差多少,因而,它之达获新的目标的概率有多大,亦是可想而知的了。它的命运几乎可说是在它进入卵子那一刹那便“命定”的了。虽然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的代价是什么,我们都一目了然。所以,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叹一声,幸亏我不是农民。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或许你也会)想起我实际上仍然也是农民——比如我的这些思想似乎就很“农民”。然而我毕竟可以时不时地庆幸一下:幸亏我不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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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琍敏,一级作家。曾任《雨花》主编。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江苏散文学会会长。巳出版各类文学作品26部。

发表于 2020-6-18 15:17:5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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