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 汶：第七届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综述

赵日超

寻找里下河文学新的生长点

——第七届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综述

来源：文艺报   2020年01月20日    作者：泰 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苏兴化作家群为代表的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长于里下河的作家，携其“里下河式书写”相继登上文坛，其文学创作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一个充分体现文学地理特点的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流派逐渐形成。里下河文学流派深深根植于里下河地区深厚的文化土壤，是目前中国文学界最具活力、正在成长中的文学流派之一。从2013年起，泰州市连续举办六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6年来，一系列活动及成果让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发展脉络愈发清晰而丰富。
　　11月23日至24日，第七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作家、评论家、学者围绕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特质”、“里下河散文的传统与新变”、“里下河文学高地建设中的新生长点”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意义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在给研讨会议召开的贺信中肯定了里下河文学近些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里下河文学流派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了以汪曾祺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足以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优秀作家作品。这些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展示了里下河地域独特的人文风情，既呈现出里下河大地的原生状态，又以自身的方式讲述里下河故事，传达里下河经验，以独有的姿态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写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近年来，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在流派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文学创作方面，均取得了不俗成绩，可谓创作与研究双丰收。我们欣喜地看到，里下河文学流派已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上的重要板块之一。
　　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里下河文学流派根植于里下河深厚的文化土壤，它属于里下河，属于江苏省，同时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文学财富。近年来，江苏省作协与《文艺报》社、泰州市文联、泰州学院等单位连续召开了六届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联合成立了中国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推出学术研究文章和新闻报道100余篇，出版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36册800余万字，编辑出版《里下河文学》年刊，推出学术研究文章240余篇。这些成果更为准确地透视里下河文学的内涵，引发人们对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近年来里下河文学流派在创作方面也是硕果累累，里下河文学流派长篇小说资助项目、“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星书系”、里下河生态写作计划等，每年都有新的优秀作品问世。通过一系列扎实的工作，现在的里下河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中充满活力和巨大潜力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当下全国文学界的一道靓丽风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里下河文学流派出现于苏中，成长于江苏，辐射向全国，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重要成果与突出现象。人们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所蕴涵的文学与乡土文脉，与平民美学、与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种种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广博而丰厚的意蕴。这些人文蕴含与文学品质，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主要特色之所在，也是它的艺术厚度与美学高度之所在，深入解读这些文学与文化问题，挖掘和总结蕴藏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深入阐释里下河文学流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有积极意义。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谈到，7年前，泰州文联以极大的胆识、勇气，提出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概念，也许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点忐忑，但是经过7年的不断努力，通过创作和研究的双重实践，证明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经过里下河文学流派广大作家以及广大研究者的辛勤耕耘，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经成为江苏文学的重要板块，成为中国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需要特别重视的是，里下河文学流派是“活”的流派，不是文学史上固化的概念，因此，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不知道明天有什么惊喜等着我们，因此也更令人期待。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特质
　　泰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刘仁前从水意与诗意、温润与温暖、悲悯与叩问三个角度来阐释里下河文学的审美特质：“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在人们长期生产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与“水”难分难解的文化品格，它细腻、温婉、节制、冲淡。“水”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水”的色彩、水乡风情，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文本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水，不仅构成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亦成为影响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水也让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温情、诗意的日常生活。里下河的诸多作家习惯于以回忆性的、诗意的叙述语调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曹文轩的《甜橙树》、鲁敏的《逝者的恩泽》、沙黑的《街民》、庞余亮的《出嫁时你哭不哭》、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元红》等作品注重表现里下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注重书写生活表象之下的温情与诗意。这些都表明一种温情、诗意的“日常生活”叙事法则，已经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发芽生长。受水文化的影响，温润构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底色。汪曾祺的代表作《大淖记事》《受戒》、毕飞宇的《平原》《玉米》、费振钟、王干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曹文轩的《草房子》、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刘春龙《垛上》等，各种温润的水乡情致，融化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灵魂背景里。这种温润尤其表现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里下河质朴的乡土特色表现在作家作品上，还体现出一种温暖的乡土精神。这种温暖还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体现出平民主义生活美学。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深厚的悲悯精神，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们的内心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从前传统的乡土经验，在遭遇一种陌生的城乡变革经验的时候，难免产生不适感，甚至反感。比如，土地的流转与流失，城市化与乡村规模化经营，乡村道德伦理式微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与人性的挣扎、心灵创伤等内在的焦灼，依然纠结于当下的乡村社会。面对乡村新的躁动，传统价值观念遭遇新的挑战。就今后的创作而言，里下河的作家们还需要深入了解、研究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而作出自己相对理性的价值判断。“城”与“乡”不应该完全对立起来，不应该一味表现孰优孰劣、孰轻孰重，而是应该葆有小说家的责任与良知，不是在乡村的表象上停留，而是有意识地向乡村地域文化的延续与变迁、乡村伦理的重建等纵深领域拓展，既有对传统的追溯，自我的发掘，也在重估历史、构建新的乡村现实，这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新的创作方向。
　　南京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温潘亚用“清丽本真”来概括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品质。清丽是其故事、叙事、语言与日常生活一致，舒缓、清淡而亮丽；本真是指无理性雕琢、加工痕迹，直书生活原貌。“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主导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具有鲜明的“清丽本真”特征：一是里下河文学摒弃理性主义本质观，书写日常生活原生态，再现里下河人共同的生存结构。里下河文学以极其冷静而细腻的笔触把生活事实和盘托出，没有任何宏大叙事的使命感，也不提供关于历史规律的任何信息。在“原生态”描写中，深刻揭示了人生内在真理与秩序。二是里下河文学并不追求纯粹的“零度”写作，它只是用来说明作家对生活事实的坚守以及客观冷静的叙事方式。里下河文学关注人性与人情，具有明确的价值追求，与新历史主义的无序与非理性有着本质区别。三是“百姓日用即道”观念的影响非常深刻。里下河人深信，人的情感、欲望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坚决反对贪欲、恶欲、不孝、不悌、纵欲等与自然、和谐对立的邪恶欲望，人生观念清丽本真、性情开朗而明丽。历代里下河人生活自足，生活内容素朴、单纯。里下河水系通达，清澈激荡，水草丰美；油菜花开，一片金黄；芦苇茂盛，碧水连天；水上森林，清新优雅；人物俊朗，习俗开明。四是里下河文学从作家到受众，从作品内容到解读均属于朴素的大众文学。她描述大众人生，健康而质朴，再现自然本真人性；她关注大众，积极乐观；人物鲜活朴实，不庸俗亦无高大上的夸饰。
　　扬州市职业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孙生民从汪曾祺如何谈自己的创作中窥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特质：一是描绘日常生活的诗意美，做到“人间送小温”，体现泰州学派的“日用即道”的精神，呈现日常生活美学意蕴，着力表现一种有意味的充满诗性的人生形式。二是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以日常生活及细节为特征的叙事美学，关注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更多的是少年成长小说，主人公身上有强烈的艺术气质或者说文人气质。三是回溯的叙述视角，悲天悯人的挽歌调子，没有西方惊天动地的悲剧或者说没有大喜大悲，却有东方式地久天长的悲凉，形成了淡淡的喜悦与淡淡忧伤的美学风格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四是注重童年经验和地域特征，强调民俗风情的描写，讲究氛围的创造，写童年、故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形成散文化小说或诗化小说风格，也可称风俗画小说。五是讲究语言的经营。文章的叙述语言简洁干净，文白相间，节制而富有弹性。语言清清爽爽，干净利索，一点不拖泥带水，少用修饰词而多用叙述性的白描，追求诗性的文体。
　　《大家》主编周明全从文学的发展角度看里下河文学流派建构的意义。他认为，从流派这一概念而言，与作家群不同的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其内涵和外延更为广阔深远，不仅体现在地域性这一方面，而且囊括了不同代际、不同文体、不同文学理念和创作方法等等。就其区域性而言，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成员大致包括三类：一是出生在里下河地区，在度过青少年时代以后，到其他区域工作并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二是自出生以来，一直在里下河地区从事创作，从未离开过出生地的作家；三是出生在其他区域，后因某种个人或历史的原因（如“文革”插队）来到里下河地区，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不论属于哪种情况，均受到里下河地方文化和民情风俗的影响，他们植根于里下河文化，受里下河文化的熏染，作品呈现出文化的共同性和美学追求的共生性。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晓琴谈到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小说特质时认为，里下河小说的心理性以及神采飞扬的讲述语言，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最突出的一个特色，这种特色可能与扬州一带自古即蜚声远近的“评话”、以及苏州的“评弹”文化有关系。里下河的小说家们显示了在语言与叙述方面无与伦比的才华，这种才华使故事的戏剧性都内在化了。虽然有批评家也曾委婉地批评里下河小说戏剧性较弱的问题，但实际上，不是小说的戏剧性弱，而是小说家们的语言太突出了。后者掩盖了前者的地位和作用，在毕飞宇的《推拿》《平原》、朱辉的《白驹》、刘仁前的《香河》、庞余亮的《有的人》、顾坚的《元红》、刘春龙的《垛上》等长篇小说及毕飞宇的《玉米》等短篇小说中，不能简单地看待戏剧性冲突的强弱。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风貌使这个地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偏不倚、中庸雅正的地方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作用于每一个成长于此地的作家，他们笔下的小说世界便形成了与此相呼应的精神质地，青年评论家黄玲把这种精神质地称之为“温情现实主义”。她认为，里下河一带作家普遍受明代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影响，在小说中给了日常生活以郑重的注视与书写。在里下河小说里，汪曾祺可以用很多笔墨津津有味地谈论一道菜的做法与吃法，毕飞宇对农村妇女家长里短怀有天生的描摹兴趣，鲁敏对乡村伦理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的神秘而骇人的力量敬畏又沉迷，朱辉的小说几乎都是家庭故事，日常生活在里下河小说家笔下获得了光明正大的地位。当然，里下河小说注重日常生活，这不仅是从小说的内容层面说的，更重要的是小说家的态度，他们不是为了写日常而写日常，而是他们真正的兴趣就在日常，生命如何在具体的日子里展开，情感如何在一种生活里落实，这才是里下河小说家们真正关注的。他们的小说写的都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触手可及的现实，因此，他们的小说相比于一些宏大叙事更温暖，也更柔软。他们认为日常生活是历史的血肉，也是可以穿越时代的、最为恒常的力量，因此日常生活最有真意，也最有深意。这是里下河小说家们的伦理观和哲学观。
　　扬州大学教授叶橹关注里下河的诗歌创作，他分析了子川、庞余亮、布兰臣、姜桦几位诗人的创作，认为这些诗人对水网的生存环境有着深切体验，所以在他们笔下，经常会出现以“水”为题材却又意涵多重韵味的诗篇。里下河的水网地域特色，曾经是它滋润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生存的一大优势。所以在一些诗人的笔下，里下河的水域，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期待。里下河水域作为一种人类生存的局部生存环境，它之所以被诗人作为题材写进诗中，必定是因为诗人从中感受和体验到了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所以无论是有关它的滋润、流动乃至暴虐，其实传达的都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对自身命运的表现。当人们从它的滋润和流动中表现了一种对自身命运的感悟时，它是温情和前行的，而当它以“洪水”的形态肆虐时，人们难免会对它心存畏惧。这种文学现象其实正是人类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杨学民认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崛起，改写了江苏当代文学地理版图，甚至可以说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地理，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不同于宏大叙事，也区别于先锋派小说、新写实小说，虽然它与新写实小说都归属于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叙事相比，里下河文学流派关注的是民间而非庙堂，即使在作品中关涉重大政治题材、主题，它也将其置放到日常生活时空中来展开，以民间立场、态度来理解、评价和进行艺术处理。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历史的本体和小说的生活基础。而与新写实小说相比，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主体性”的回归和自觉。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同样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但放弃了“零度情感”，转而追求有滋有味地、有节制地叙事，寻求表现生活的诗意美，表现出对自由人性的热切赞美。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与新写实小说一样，都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拉开了距离，不再追求生活的传奇，不再刻意书写戏剧性矛盾冲突，而是自然地、本色地展现生活，但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没有放弃对“生活”的选择。在追求自然地展现乡土时空体时，始终保持着对天空的仰望、对意义的捕捉、对悲天悯人境界的由衷赞美，超越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的维度一直存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古典主义倾向。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不只是回归到了日常生活领域，解放了作家把握生活的视角，而且进一步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审美地书写日常生活，这是对宏大叙事、新写实小说的反拨，也是对以京派小说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除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古典的倾向之外，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表现在对小说文体的创新方面以及在叙事艺术层面的贡献。
　　里下河散文的传统与新变
　　作为从里下河地区成长起来的一名散文作家，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吴光辉对里下河区域的民众性格的个人感悟是悲情与悲壮。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里下河的水土充满了悲剧性质，养育出来的必然是充满悲情性格的民众。里下河的地势如同锅底洼，在历史上长期饱受黄河夺淮的水灾之苦，也正是南宋时期黄河夺淮的水患，使这片原本富庶的土地，一下子变成了充满灾难的贫困地区。贫困与灾难使这里的民众，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特有的悲剧情结。所以吴光辉努力在里下河区域特色散文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悲剧审美，他特别关注这个区域悲情悲壮的性格，去进行散文审美与意象营造。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炜认为，经过多年发展的里下河文学，因内在的文学共同性，它的流派特征已初步显现——恬淡冲和，内敛中庸。从地理上看，“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河湖众多，素有‘无舟楫不行’‘自古昭阳好避兵’之称。”这种独特的地质地貌，反映到文学上就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作为苏北水乡的里下河，同时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绵延其中的便是这一地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文化精神：‘水’与‘土’的精神，在文字中则表现为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释放出细腻、自由、温婉、灵动的精神姿态，而‘土’的品格却又绽放出朴实、顽强、倔强、刚毅的生命风姿。”当这种“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自然内化到该地域作家的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明显的里下河特色。但这种特色归根结底只是对其共同性的一种概括。而以共同性归纳起来的里下河文学也有它的差异性。就散文而言，这种差异性表现得尤为明显。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奠基者、老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汪曾祺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兴化更为丰富，他的散文始终沉静于他的个人气质——恬静、散淡、安详。因而，在现有的批评话语中，对其气质的勾勒也多围绕着名士风度、蔼然仁者等角度来展开。他的散文作品多以宽阔浑厚的文人视角来表现和谐的、本真的、有滋味的生活面相。当然，这其中也蕴藉了诸多庞杂的人生况味。而文笔师从汪曾祺的刘仁前，他的选材、句式、笔法确有汪氏的影子，但与汪氏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加看重情感的直接表达。这种直抒胸臆式的抒情方式，在《楚水风物》中多是叙述之外的“简笔”。
　　常熟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红莉从中国散文传统进入“里下河散文”研究，她认为，中国散文从先秦诸子到两汉史传到明清散文，一直沿着两条路径前进。一条是“文以载道”的散文传统，这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主流，“立意为宗”“忧患意识”“家国情怀”构成了散文传统的要义，也确认了社会功用在中国传统散文中的精神价值。另一条是追求个性和言志的抒情散文，强调散文的感情性和心灵性，指向中国散文内在的审美感知。而汪曾祺散文继承的“旧传统”高度吻合了中国散文传统的抒情闲适与载道功用。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因为个体“人”的发现和“人”的本体矛盾，“五四散文”彰显了多元复杂的审美形态，周作人散文既有冲淡平和的“隐士”闲话，也有浮躁凌厉的“叛徒”批判；鲁迅散文既有《野草》的“独语体”也有《朝花夕拾》的“闲话风”，更有杂文的“载道论”。汪曾祺说大概继承了“五四散文”的传统，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理论上承继了闲话风、独语体、载道论这三种散文范式，但在散文创作的实践现场，我们更多读到的是士大夫文人抒情传统的闲适，而这些士大夫文人的闲适风也成为“里下河散文”创作的主流形态与艺术范式。毕飞宇认为汪曾祺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和士大夫气，毫无疑问也是里下河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所拥有的；费振钟、刘仁前、庞余亮、周卫彬等“土生土长”的里下河人对里下河共生性体验的表达，既包含着社会人文的地理，也是经验的累积和感觉的留存。某种意义上，汪曾祺开创了“里下河散文”抒情传统并由他自己走向了成熟，他的散文创作范式几乎投射在大部分“里下河散文”作家作品中，对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如费振钟、夏坚勇、王干、徐可、汪政、刘仁前、庞余亮、刘春龙、贾梦玮、王尧、毕飞宇、李明官、陈社、姚正安、阙雅萍、何洪、周荣池、吴光辉、赵日超、苏宁、徐霞、王三宝、杨守松、海马等。
　　里下河文学的新生长点
　　南通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范钦林认为，“里下河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集居高地，成就于一种自然的文学生态环境与丰厚的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纵横经纬的渊源之中。这种文学地理版图的集聚与成型还与里下河地域作家对于地域文化的坚守与对于地域之外文化的接受与吸纳等交流是分不开的。地域的历史文化形态与自然地理特征与样态对于那些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学家们具有着本质意义，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其他地域特征的文学与文学流派的区分具有了重要的地域识别度。不过由于时代发展与变化速度之快难以想象，而且此类发展与变化往往还带有某种颠覆性，因此任何抱残守缺的想法都是当下文学发展跟上时代发展的重大威胁。从里下河文学高地的现状来看，作家的成长过程与作品创作过程也都还是一种自然进化的样态。当然，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此类成长与创作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从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有点看天吃饭的特征，文学天才的产生往往不太确定，这会给文学高地的再生产与保鲜带来困难。由于有此类忧虑才会有文学高地的新生长点问题的提出与讨论。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方法：一是项目制的预先创作管理，这个目前应该正在做；二是高地内区域之间作家与评论家的制度性合作与交流；三是引入“创意写作”管理、培养与创作机制。落实好这三项举措，应该会对于高地新的增长点的确立带来新的视角。
　　武警广州指挥学院副教授郑润良认为，自2013年以来，泰州文联围绕里下河文学流派组织的多种活动、多项举措已经有效地使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评论家的重视，成为近年来中国文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现象。为了进一步扩大流派的影响，确保里下河文学流派得以茁壮成长，建设里下河文学的新高地，使里下河流派作家作品的影响进一步“走出去”，必须寻求一个突破口。简单来说，就是要办一个刊物——《里下河文学》，而后在该刊物的基础上办微信公众号，甚至设立“里下河文学奖”。通过诸多种方式扩大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影响，巩固和扩大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者队伍，建立“里下河文学共同体”，建设里下河文学新高地。
　　青年评论家程远图认为，“寻找新的生长点”不单是里下河文学面临的重要命题，恐怕也困扰着当下文学界，尤其困扰着在“影响的焦虑”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们。“建设新的生长点”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里下河作家应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介入新的时代”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尤其在这个媒介革命的时代，作家经验、写作方式、审美取向出现高度同质化的状况，在这种境况下，如何处理日渐淡化的地域经验，如何把地域经验融入普遍性写作中，应该成为里下河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此外，历史感的匮乏似乎已经成为当下青年写作的症候，实际上，地域经验和历史是分不开的，缺乏历史感的地域经验恐怕只能成为浮表的审美对象。在扎实的历史修养、丰富的地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结合对时代及其变化的准确认知和敏锐把握，或许能使里下河文学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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