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穷
李晓旭
                                         

           我是六零后，出生在一个十分贫穷的苏北农村，地处淮安最东边，与盐城交界，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离县城大约有八十里地。
     
      童年的我没进过城，几乎没有看过现代物件，把从城里来的大婶戴在手腕上手表当作神器，唯一一次照相，见了相机就飞奔，以为那镜头会吸走人。我们村的生产生活水平与电视剧《水浒传》中没啥两样，我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孩童。

    回忆童年时，贫穷不堪言。我们那儿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就是独轮车，车轮和车身全是木制的，推起来吱吱作响。耕地靠水牛或人拉，浇地依人力水车或人挑。口粮都是水磨或石碾加工而成。肥料主要是人畜粪便草木灰，也有用野草与河泥一起沤制的绿肥。一九八六年才通上电，而且时常停，只有半夜才能亮灯，没有自来水，更没燃气。

      生活更是半饱不饥，大多数人家吃不饱，一天三顿，两顿是粥。早饭是一锅山芋，一锅玉米稀饭，吃剩下一起喂猪;中午饭也大多是瓜饭、萝卜饭、山芋饭，很少能吃上白米饭，更没有下饭的菜，萝卜干算是上等美味。只有下放在我家的堂姐，能吃上妈妈用瓦壶放在锅堂里炖的白米饭。青黄不接时，无粮下锅，剥没有成熟的玉米粒磨浆，做玉米糊稀饭，我最不愿吃，一吃就胀肚子，不消化，常常因此卧床不起。因为营养不良，兄弟四个中我最矮，遗传基因没能充分表达，比我女儿还矮近十公分。

      对贫穷的记忆，最让我难忘的事有两件。一九七二年夏天，父亲去城里医院看眼疾，母亲随父去服侍，几个月未归。我只有五岁，两个主心骨不在家，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爷爷、奶奶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能吃的主要是南瓜和青菜，最缺的是盐。农历七月半，生产队分了二斤肉，没舍得吃，爷爷把它卖给三爷家，还是没买够吃的盐。我和长我两岁的哥哥，每天摘辣椒上街卖，买回盐或咸大头菜。因为年纪太小，来回要走近二十里地，有时半路上就被好心人买了，但也有一上午也卖不出去的时候，两三天无盐下锅，有要饿死人的感觉。多亏王永海大奶接济，给了我们一坛大咸菜，尽管爬满蛆，但我们如获珍宝，让我们度过了那个难熬的夏季。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整个少年，每每想起都会泪流满面，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贫穷的可怕和盐的重要性，酸甜苦辣咸，咸是第一味，更让我深刻地理解＂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含义。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年初，春节前夕。童年的我们对过节十分渴望，尤其是春节，可以吃上肉圆和糖果，还可能穿上新衣服，那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人民公社实行的统购统销，日常用品凭票证供应，有粮票、布票、肉票等等，农村过年年货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凭一年挣的工分折算成人民币分口粮、分年货。我家人口多（九口），劳动力少，只有我妈一人是强劳力，父亲淮师毕业，因文革下放务农，又生眼疾，腿有关节炎，不能做重体力活。年终工分缺口大，算不到钱，分不到口粮和年货。我们年幼不懂事，不知内情，和哥哥午饭后早早就去生产队会计家门口排队等年货。等到天黑，终于轮到我们了，可会计却冷冷地说，你们家工分不够，缺钱，没有你们家的。那种心情，那冷冷的眼神，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年货是否拿到？年是怎么过的？我已记不清了，听父亲说，他的老同学、大队会计李囯栋帮了忙，担保了九十元，解了燃眉之急。这个我没什么印象。只是每年过春节，兄弟们围在锅边等滚烫油锅中肉圆吃，那场景时时浮现，尽管肉圆是肉少面粉多，但成年后大江南北吃过无数种肉圆也没有寻到那味道。每每想起丝丝暖意油然而生。

      童年时的我们都很馋，这与品行和教育无关，太缺营养了，这是生物学本性的暴露。由于极度贫穷，长期营养不良，加之长期喝粥的原因，我们兄弟几个肚子都特别大，圆圆的像抱个小篮球，与电视中看到的非洲灾区儿童无异。

      穷苦的童年，我们从不抱怨，从不嫉恨，它是那种喝浓茶留下的苦涩，常常引以为傲。它时刻提醒我们要奋发，要“绝地反击”，要不放弃任何机遇和挑战。它教会了我们忍耐和不屈，以及如何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珍爱生命、珍惜生活……
      
       李晓旭，农业推广硕士，1991年8月起先后为淮安市（县级）（楚州区）车桥镇农技推广站农技员，城东乡农技推广站副站长，板闸（淮城）农技推广站站长；2001年12月任楚州区农业局副局长；2007年10月任楚州区南闸镇党委副书记、镇长；2010年3月任淮安市楚州（淮安）区钦工镇党委书记。2016年12月，任淮安市淮安区副区长。

不堪回首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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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耐读的美文！

好文，拜读！

童年不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