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农村生活 文/袁 毅

杨培德

难忘的农村生活

文/袁  毅

历史匆匆，承载着人生的列车疾驶而过，一转眼，一瞬间，过去了二、三十年。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国家尚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在松江、兴隆、新安三个人民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书记，主持公社党委工作，前后是八个年头七个整年。如今鬓发已白，卸任回家的我，仍然难忘那段农村工作的日日夜夜，忘不了那时除了工作上的艰辛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七○、八○后的年青人也许并不知道也不理解那是怎样的艰辛和困苦，如今书写出来，一是缅怀过去，二是启示后人。

难忘的“水泡粮”

1976年，我们的国家多灾多难：三巨星陨落、唐山地震、四人帮横行、旱涝多灾……抚松县的兴隆公社本是低洼涝甸子的低温地带，这年春季多雪种不上地，上上下下在室内搞“营养钵”，培育玉米种子，“报纸糊，稻草编，三寸长，二寸宽，不多不少二万三”（一垧地的数量）。移栽时大小不一良莠不齐，男女老少齐上阵，“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都下了地。结果秋天一场早冻，全都成了“水泡粮”，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吃起了国家的返销粮“三百六”。这“水泡粮”籽粒不成熟，只有泡没有粒，又有一种冻腥味，牲口都不愿吃。县里支援农村，每人都捐助粮票换取水泡粮，替农民负担。有的水泡粮不待运回县城半路就倒掉了，有的根本就不去拉，只交粮票就行了。

当时我在“吊打”蹲点。“吊打”原意是吊起来打，是解放前建屯子时这里山高林密，土匪猖獗，抓到百姓常常吊在大树上毒打。解放后闯关东的流民多了，也不打了，只管开荒种地养家糊口了。我在这吊打生产队一连气住了半个多月，也就一连气吃了十多天的“水泡粮”。蔬菜只有大扒拉棵子的白菜，清水加咸盐，没有油吃，种的大豆遭到早霜全都成了豆夹皮，没有豆子哪有豆油。这个大队这个公社整整一个冬天没有食用油吃，很多人胃肠病严重。这天中午，在一户“贫下中农”家吃“派饭”，我们四个公社干部坐在炕上，一人拿个又薄又稀的大饼子正在啃，透过纸糊窗户中间的一块玻璃，阳光正照在菜汤上，我们惊奇地看见，原本清清的菜汤上泛着几滴油花，在碗里闪闪发光。这为大白菜做的汤菜上增加了灿烂的亮点。全村都没油吃，缘何这汤里有油？以前贮存的？外地亲戚捎来的？吃完饭后我们往外走，看见地上蹲着三个小孩在那砸“山核桃”，一点点把仁儿抠出来放进一个小碗里。突然明白了，这几滴油花分明是把锅烧红了扔上一小把核桃仁爆锅炼出来的。此时的心情异常复杂，既为这家人难得的想办法改善我们的伙食而充满感激，又为农村中的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感到低沉与无奈。几十年后，每每看到家中或饭厅里倒掉那油渍厚重的剩菜时，便十分自然地想到了那几滴核桃仁的“油花”来。在“东板石”吃饭时，常常有那种把上不来的大豆用冷榨机榨成豆饼，掰一小块豆饼来做汤的油料，上面飘沸着滴滴油花，也算是上等的调料了。

难忘的“吃派饭”

当年干部下乡，都是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吃”，便是在农民家一同吃饭，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农民吃啥咱吃啥，不能开小灶搞特殊化。松江大队六个生产队的三百多户人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吃饭时不用叫，一户挨一户地轮着吃，一天吃一户，这个村的家家户户，除了“地富反坏右”和重病户、孤寡户外，几乎都吃遍了，每家的基本情况也都基本上掌握了。一顿饭交四两粮票一角钱，一天是一斤二两粮票三角钱。钱和粮票都是破零的准备好，用橡皮筋勒上一小捆，下乡时与手电、牙具、笔记本一起成为必备的“四大件”，外加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大饼子、咸菜梗子，不吃就等着”（干饿着）。“渴了不害怕，磕头撅腚茶”（山泉水）。在刁窝砬子包点，一清早天刚亮四点钟就出工了，同社员一起铲玉米，这“大长垅”地一条垅一里多地，干铲也不到头。村子西头的大喇叭喊“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这才收工吃早饭，人都饿的头发昏眼发花腿发软。妇女主任过来了：书记，对不起了，忘了派饭了，到俺家吃吧！那时如果妇女主任忘了派饭便把县、社干部领到她家去顶替这顿饭。进屋一看，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依然是一罗大煎饼，一盘大咸菜，一暖瓶开水。农村冬季里的蔬菜，就是老三样：萝卜、土豆、大白菜。

度过了艰难的一九七六年，转过年来逐渐好转了，可以吃上大豆腐和鸡蛋了，偶尔有山东家邮来的花生米、小海米了。但那时正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多养鸡、多种点自留地，小片荒都是资本主义，都要挨批或没收。院子里的角瓜秧爬了出来，向日葵伸到了杖子外，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农民的生活仍然很艰苦。情绪低落的农民便用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来消极对待，社会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已经运行到了最低点。

难忘的“批条子”

不仅农村社员生活艰苦，与其同在一个公社村屯居住的社职职工，也就是什么供销社、粮食所、卫生院、邮电局、信用社、畜牧站等一些基层服务单位的职工，日子同样也不好过，每月只供应几斤米，几斤面，几两油。上级领导来了，要在公社食堂就餐，这可难为坏了，往供销社批条子，一个猪肉罐头，一个鱼罐头，一个豆瓣猪手罐头，一个水果罐头，一斤散白酒，半斤白糖……再往粮食所批条子：大米二斤，白面三斤。食堂管理员匆忙拿着这些条子去采买。所以当时兴隆公社便成为传遍全县的“罐头公社”。外加一个“刨豆腐”、“炒土豆丝”，这道菜系一直坚持了许多年。生产队的“五保户”、“贫困户”、“重病户”，开上生产队的介绍信，队长签名盖章，公社书记每次只给批三斤大米或五斤白面，用背来的玉米兑换。兴隆水库“大会战”，上千人一干就是十多天，全由公社负担伙食。每天中午要用批回来的二、三袋白面蒸干粮，给前来参加会战的社员吃，馒头不是纯的，是白面加玉米面，白的少，黄的多。每到开饭时，我都召集公社干部开会，不是总结就是安排，大约半小时散会再吃饭。为的是推迟吃饭的时间，把白面让给社员吃，我们吃玉米面的“窝窝头”。灶台跟蹲着一个小“盲流”（即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员），在那就着咸菜疙瘩啃窝头，上前一问，他说他是做饭的。为什么不吃馒头？“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嘛！他说他不在一线装车推土，在后勤干，所以不能吃。此时此景，真叫我百感交替，心中酸痛，多么朴实的农民风格。农民兴修水利的活计很累，劳动量大，推着小车运土运石，一天能跑上七、八十里。晚上放工时，有的社员和干部回家，七、八里地要走二个小时，中间歇上好几气。

难忘的“福利田”

当时的公社干部不仅工作艰苦，常年下乡，扔下老婆孩子照顾不上，而且生活也非常艰苦，家人也一同与其分担这种极重的生活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困苦状态，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种地，自己搞福利。利用春耕结束后放农忙假时间，联系附近林场参后的闲置地，种大豆、种玉米、种向日葵。这些干部都是行家里手，扶犁打垅，点籽播种，都是科学种田，也计工日，按劳分配。中午时，食堂炊事员挑着“豆腐汤”、“大煎饼”，翻山越岭七、八里地来送午饭，大家虽累犹兴，乐在其中。秋后每人分得一些粮食和瓜子，大部分卖到粮食所，用卖粮款买回了胶鞋和劳动服，每人还发了一台当时100多元钱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走到哪儿都响。夏锄的农忙假时，组织体力好的公社干部走进深山密林，采集“薇菜”这种山野菜，就地埋锅蒸煮，晒干加工后卖给供销社，每人分得百元以上，再留一部分春节时搞福利。进入腊月二十四，小年后放假了，公社干部分二个专业队，进山打狍子狩猎，斧劈河冰抓蛤蟆，互助互利打烧柴，也是苦中有乐，其乐融融哩。

难忘的“十一轮”

在那种困苦年代中度过来的公社干部，都知道这“十一轮”的含义，也就是人的两条腿是个“11”，“轮”便是“十一**卡车”，形容人是步行的，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全是徒步行走，下乡、上县、地里劳动……1976年春开化时，在兴隆公社供销社门前的大道上，我的两只靴子全被黄泥拔掉了，光着两只脚去生产队开会。全公社没有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全是大车道，链轨拖拉机道。上县里开会，去时下坡二个半小时，回去时上坡三个半小时。冬天里就快多了，坐在大坎上一出溜，二、三里地一下就到了沟底。从兴隆到江东，三十多华里，中间还有一条大江，全是徒步行走，穿行在莽莽林海中的小路上。去“吊打”生产队，要爬“大姑娘岭”，摸着“阎王鼻子”贴江边的石砬子慢慢通过。下山时眼睛要瞅准了，一松手，赶紧抓住下边的一棵树才能站住。从兴隆去小山，要穿越水草茂密的塔头甸子，一个一个地蹦，稍不留神便会掉进水里，十有九回是湿透了劳动鞋。

……

这些艰辛的农村生活一晃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了，在生活富裕、社会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今天，那个非常艰辛的历史阶段常常让我感慨不已。我非常难忘那段艰苦的农村生活，非常难忘那段公社干部们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来的真挚的情谊。

赵日超

农村人的真挚情感是城里人的百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