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振：访崖山祠记

赵日超

访崖山祠记
臧振


    七百三十九年前，公元1279年3月19日（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初六），今广东江门市东南角的崖门以北、崖山之间银洲湖水域，宋、元大军决战。南宋军民十余万，战船千余艘，被兵员二万，战船五六百艘的元军彻底歼灭。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赵昺蹈海，十余万军民随后投海，流尸漂血，洋水浑浊，天昏地暗，悲壮无比。
    今冬余避寒伶仃洋西，唯一欲访寻的是崖山海战遗址。珠海实验中学教师张根存，是我十多年前的学生，七年前曾带我去中山市翠亨村访孙文故居，这时跟我商量何时去崖山。我说3月19日，根存说那天周一事多，提前一天，定在3月18日。
    此日一早根存来接，驱车向西约百公里便是崖山祠所在。
   “宋元崖门海战文化旅游区”大门做成一艘海船，楹联不知何许人撰：“华夏千古地，崖山忠义情”。“千古”二字，一语双关，意味深长。如何回答“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正是我近日反复思考的问题。
    进门正前方，矗立一枚高宽两米多的“传国玉玺”。民间说大宋传国玉玺坠入崖门海底，佑助这一带七百多年来风调雨顺；更为奇妙的是向这枚放大千倍的假古董投钱，就能心想事成。绕过“玉玺”，上台阶，赫然一座“九龙壁”，大小形制一如北京北海，系某公司出资捐建。九龙壁型制起于明代。此碑何所取义？我猜测，大约象征海战之后不足百年明王朝取代了蒙元，恢复了**帝制。大玉玺、九龙壁、财源滚滚心想事成，这就是进入崖山祠“海战文化旅游区”第一景点的主题。这是否就是“华夏千古地”当今追求的缩影呢？
    沿“行朝草市”向西，路北有三座高约三米、长约十米的“诗墙”。
    第一座为田汉1962年撰、岭南关晓峰隶书《崖门怀古》：
    云低岭暗水苍茫，此是崖门古战场。帆影依稀张鹄鹞，涛声仿佛斗豺狼。艰难未就中兴计，慷慨犹增百代光。二十万人齐殉国，银湖今日有余香。
    老实说，此诗我不敢恭维。
    第二座为明末清初陈恭尹撰、当代书法家沈鹏行草《崖门诣三忠祠》：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此诗作于明亡十年之后，古祠已荒芜，苍苔覆旧碑。作者从宋亡看到明亡，不胜惨怛。此诗立于此处，我看正是对于前边复古“九龙壁”的反讽。
    第三座，文天祥《过零丁洋》，毛泽东草书。该诗前四句，原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诗墙上伟人的草书是“辛苦艰难起一经，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萍浪打萍”。估计别有版本，亦不排除纯凭记忆，小有差错。
    继续前进，上台阶进入崖山祠，“沙盘展厅”、“国画展厅”、“大忠祠”、“义士祠”，还有“**词”——供奉着随之跳海的小皇帝的母亲。
    径直登上“望崖楼”遥望古战场——十余万军民惨死的地方。到这里不能不提文文山《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诗中谈及文山被囚北人舟中，亲眼所见：“……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凭栏西望，眼前如文山所说：“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问南宋为何惨败？文山认为败于朝中“佞臣”，他想的是“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我想进一步问：朝中为何有佞臣？贾似道的劣迹大家是知道的了，贾能执掌大权，除了奸诈谗佞，还因其姐是宋理宗贵妃。佞臣，层出不穷祸国殃民，靠的是皇权；皇权与佞臣，实在是分不开的孪生兄弟！
    南宋苟安于杭州一个半世纪，积弊日深；被蒙元追赶到崖山时，十余万人中，赵家余裔、宫娥彩女、宦官杂役等竟然占了多半！而北军二万，个个都是虎狼。所以说，当皇权及依附于皇权的集团成为累赘的时候，就是这个政权灭亡的日子。赵宋如此，蒙元如此，朱明如此，满清亦如此。
    这摆脱不开的千古噩梦，玉玺、龙壁、宫室、财富得而复失的轮回，在距今一百年前终于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给打断了。
    下面我想讨论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何谓中国？何谓华夏？是一千年前的赵家、六百年前的朱家？还是流传数千年的中华文化？陈寅恪先生曾论及：“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系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就是说，传统文化在，则中国在、华夏在。元代固然有“蒙古、色目、**、南人”之分，清代固然有满汉之别，然其接受并居于主流的是汉文化，故所谓“无中国”、“无华夏”，实乃偏激之论。
    接着我想议论“忠义”与“奸佞”。
    《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忠的标准是“利民”。《国语.周语》“考中度衷，忠也”，“忠”即中正；《荀子.臣道》“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认准正道，事君敢于“逆命”，这是“忠”。
     先秦古籍里的“义”字，注解多是“宜也”。“宜”即适宜、恰当。《孟子.离娄上》“义，人之正路也”；“正路”即“天道”；捍卫正义，有时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故孟子云：“舍生取义”。
    总之，“忠义”服从的对象是“天道”而不是权力。
    自有了君权、皇权，就出现了奸佞。何谓“奸佞”？即罔顾天道，唯权力是从，投其所好，谄媚邀宠，然后就可以上下其手、指鹿为马以至于瞒上欺下、祸国殃民。
“忠义”的典型，汉有汲黯，唐有魏征；其前提是汉武帝、唐太宗雄才大略。历代“奸佞”不胜枚举，原因在于，君主大多平庸。
    赵宋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天道”发展为“天理”，崇尚“天理”“良心”。“理学”培育了大批志士仁人，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学认为气节之士应当依据“天理”“为帝王师”，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一个高峰。
    然而汴水边、西湖畔，奸佞滋生不绝。
    崖山“大忠祠”里宋末三杰：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义士祠”以及未入祠内的诸多文臣武将，其慷慨赴死诚可憾天动地！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未能免苍生于涂炭。面对积弊上百年的皇权，忠臣义士无能为力。二十万军民的“忠义”，敌不过一二佞臣的祸害！大忠大奸之争斗，注定了崖山亡国之惨烈。
    崖山之后，蒙元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也接受了“理学”。
    明清以降，随着皇权不断加强，“天理”渐渐沉入历史长河。
    当律法公理被藐视，宗教信仰被贬斥，道德理想被嗤笑的时候，人与人相处的依据还剩下什么？一是权势，二是关系。“忠义”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忠”者何？权势面前逼良为奴；“义”者何？关系面前无理可讲。“忠”不再是敢谏而是臣服，“义”不再是舍生而是偷生。后果呢？就是佞臣得势，遍地**。
    这时候，国家的希望在哪里？拙见认为，在思想界、学术界，在科学技术界，在高等学府，因为这里追求的是真理。如果在这些领域也要靠“忠义”亦即靠权势和关系来维持，那真的要被历史淘汰了！“无中国”、“无华夏”，绝非耸人听闻！
    时代不同了。新时代需要新的观念，那就是对每个人的尊重，对独立人格意识的呼唤。陈寅恪先生提倡学者应当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就是对于封建残余所谓“忠义”的决裂。
    想说的话都说了。根存同学发来完成的“作业”：仿东坡《赤壁怀古》写就《念奴娇.崖山怀古》。初学填词，不谙入声，难免出律献丑，还望识者鉴亮。
    碧波无际，远帆尽，如血残阳西下。数尽黄沙，无处觅、十万忠魂烈马。帐上披袍，杯中释甲，汴水琅琊画。春花秋月，**舞歇歌罢。
    可叹少主幼幼，小牙刚换了，身噬鱼鲨。堪负国殇，人道是，生错在帝王家。菉猗堂中，梦随风去也，余晖接霞。山河依旧，谁说再无中华。

流星雨季

拜读了  碧波无际，远帆尽，如血残阳西下。数尽黄沙，无处觅、十万忠魂烈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