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淮安区报副刊选发《吴印咸与周恩来的交往》等

赵日超

吴印咸与周恩来的交往
莫云

       吴印咸给周恩来与邓颖超拍摄的合影

        出生于宿迁沭河畔的一代摄影吴印咸，不仅是著名影片《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的摄制者，而且是一位与中国红色革命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代摄影宗师。从大上海到革命圣地延安，他的人生转折离不开周恩来同志的支持；随**战献艺在华北与东北大地，他的红色摄影生活也离不开周恩来同志的关怀。

       相识在抗战中的江城

       1938年是抗战烽火在全国熊熊燃烧的年代。那时全国的热血青年都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与考验。有人选择了重庆，因为那里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到了那里还有升腾发迹的仕途在等待；有人选择延安，因为那里是革命的圣地，是红色的热土，也是许多志士仁人共同向往的地方。
        在国难当头、民族面临危亡的关键时刻，已经在上海滩影艺界小有名气的吴印咸毅然选择了去延安。从而这个有似于力重千钧的选择，决定了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红色摄影之路。
        早在1935年，人们就在田汉为编剧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节拍，领略了吴印咸摄影艺术的风韵。当时才华初露的吴印咸已经与《风云儿女》主演、《马路天使》导演袁牧之结成了莫逆之交。
        1937年10月，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被日军打败，上海沦陷。此时，吴印咸因在香港制作记录片《中国万岁》而留港未归，有家难回，他在焦急之中一天天等待。数月后的一天，他突然在万分惊喜中收到了老朋友袁牧之来自武汉的电报，邀他北上延安，投身于红色的抗日激流之中，拍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影片。原来，袁牧之在抗战初期就只身来到武汉，经阳翰笙等人介绍，认识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同志，并在周恩来的动员下，决定到延安从事电影艺术工作。袁牧之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又不精通摄影艺术，于是他想到了吴印咸。正所谓同道者一拍即合，一向正直而又报国心切的吴印咸答应了袁牧之的请求。“漫卷诗书喜欲狂”，他迅即乘上了北去武汉的列车。
       老朋友相逢故然可喜，还有一件更可喜的事也出乎吴印咸的意料之外而悄然登门，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一个外国朋友将无偿赠送给他们一台先进的摄影机,这个人就是荷兰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似关云长得到了青龙偃月刀，这次武汉之行，吴印咸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者兼得，并且，他还有幸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周恩来。在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吴印咸按照中共武汉办事处的周密安排，乘坐周恩来的专车，奉命到预先约好的地点——汉口郊外中山公园附近，去接收国际友人伊文思赠送的摄影机，恰似如鱼得水，又同如虎添翼。不久，他又与袁牧之一起，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携手赴延安，去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难忘的延安电影团

         如果说，吴印咸的红色摄影生涯起始于宝塔山下，那么随八路军将士们转战在太行山麓，又使他红色的摄影人生百花盛开。
       人们也许知道，1939年10月，在河北黄土岭一所小庙中诞生的那一张《白求恩大夫》的临床手术照，就是吴印咸拍摄的；也许，人们还知道，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时在延安机场的飞机舱口那一张挥手照，也是吴印咸仰首拍下的；可是，吴印咸在延安为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拍照的故事就鲜为人知了。至今，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中，还收藏着1941年吴印咸拍摄的那张英俊的人物照《周恩来》。而早在1938年，当吴印咸受命接收下荷兰导演伊文思赠送的那台照相机时，就曾以摄影机为纪念物，庄重地为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摄下了一张合影照。
       1938年秋天，袁牧之与吴印咸到达延安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延安电影团。电影团直属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由谭政兼任团长，最初成员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李肃、魏起、叶仓林等人。延安电影团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倡导与领导下成立的，事前他就派袁牧之四处去购买电影器材。延安电影团成立大会在8月18日召开，1940年电影团与延安电影放映队合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由吴印咸兼任摄影队队长，并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
      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电影艺术工作，这是吴印咸人生的幸事。更有缘分的是，1939年7月，周恩来因右臂摔伤到苏联去治疗，他在疗伤期间学会了电影放映技术。回国时，他还带回了共产国际赠送的一架放映机和三部苏联故事片拷贝。从那时起，延安抗日军民便看到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与《夏伯阳》等影片，并且经常由周恩来亲自放映和解说，吴印咸也常常相伴在侧，相互切磋。
       吴印咸在延安期间，不仅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拍摄了《南泥湾》与《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等纪录片，而且还抽空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袖人物拍下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吴印咸对周恩来特别敬重，不仅敬重的他的才华，更敬重他的人品。这两位出生于淮海大地的革命家与艺术家，在不同的探索之路上心心相印。1941年，自抗战前线归来的吴印咸与周恩来在延安窑洞门前见面了。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此时周恩来稍有闲暇，吴印咸便不失时机地轻按快门摄下了一位英俊潇洒的革命家兼美男子形象。这张不可多得的照片，后来被吴印咸收入自己的《摄影集》中。
     众所周知，周恩来与邓颖超是革命路上的同志，数十年风雨同舟，互敬互爱，堪称中华民族爱情史上的楷模。作为比周恩来仅仅小2岁的吴印咸，既把周恩来看成是首长，又把他看成是兄长。他对周邓夫妇忠贞不二的夫妻情感观察在眼里，敬慕在心头。为他们拍一张合影照，吴印咸久有此心。直到1943年的一天，当周恩来夫妇自远方归来之时，吴印咸特地带上相机，到他们居住的窑洞登门拜访。这一次他又没有错过良机，就是在那个领袖居住的简陋的窑洞门前，他摄下了这对革命夫妇慈祥的笑脸，也摄下了他们身后博大宽广的黄土地。于是，在吴印咸数十年的摄影历程中，又多了一张代表作品《周恩来与邓颖超》。

      为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礼堂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吴印咸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作为一个仅仅4年党龄的中共党员，用他一生最钟爱的相机拍摄下大会的盛况，也拍摄下中共领袖们抗战胜利在即的喜悦之情。
      在战争年代情况瞬息变化，同年11月9日，延安电影团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宣布电影团被编为“挺进东北干部支队二大队二中队，吴印咸任大队委员兼二中队队长。吴印咸此时的任务是带领电影团开赴东北，执行接收伪“满映”电影机构的任务。“满映”即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简称，创建于1937年，到1945年已发展到近千人。随着日寇的投降，中共中央决定抓住时机迅速接管“满映”。这是吴印咸人生史上的又一次转折。东挺干部支队出发离开延安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送行，他那关切的目光中寄予着殷切的希望。
      千里赴东北，这是一次“关山度若飞”的军事化行动。1945年10月1日，中共党组织决定，已被接收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改名为东北电影公司，第二年5月13日迁往合江省（1945年11月成立，1949年4月撤销，省会驻佳木斯）兴山市，10月1日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1948年10月11日迁回长春，1955年再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吴印咸刚到东北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技术部部长，1946年升任副厂长。
      东北电影制片厂被称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1949年年初，厂长袁牧之调任中央电影局局长，由吴印咸接任厂长一职。他接任厂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国产故事片《桥》的拍摄任务，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摄影师。《桥》是一部第一次以表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建设为内容的影片，它的成功放映，又被誉为“人民影坛上的一声春雷”。在观众的一片欢呼声中，著名电影评论家陈荒煤评价说：“从《桥》开始，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在银幕上出现了。”1950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在看过影片《桥》后，热情地与摄制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最后他握住吴印咸的手，兴奋地说：“谢谢你们，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电影了。”
     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在发展，新中国的电影教育事业也在发展。1956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名为北京电影学院。同年9月1日，学院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并宣布国务院的任命，吴印咸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
      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与关怀，并且他又是那般的关怀备至，细致入微。1956年6月，中国电影界的权威刊物《大众电影》在上海创办，周恩来总理每每都是从头至尾认真阅读刊物，并提出一个建议：“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正是按照他的这个指示精神，《大众电影》杂志社从1961年开始首办电影百花奖，以此项活动促进电影事业的快速发展。1962年5月22日，《大众电影》编辑部在首都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第一届百花奖颁奖大会和电影工作者联欢晚会，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亲自到会，并与获奖者亲切交谈，尽情联欢。在这次评奖活动中，由凌子风执导、崔巍主演、吴印咸拍摄的国产故事片《红旗谱》荣获最佳摄影奖，吴印咸也因之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赞扬。那次与周总理一起的联欢活动，令已年过花甲的吴印咸终身难以忘怀。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场出人意料的政治狂飙席卷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周恩来总理人生最繁忙最忧心忡忡的10年，也是吴印咸潜心于摄影理论研究的10年。1970年，吴印咸被任命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他与周恩来总理的距离愈来愈近了，感情愈来愈深了，但他们在一起促膝谈心的机会却愈来愈少了，因为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这期间，吴印咸曾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与安排下，率领中国摄影代表团到日本进行过友好访问，也曾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出色地完成一项项文化艺术工作任务。
      1973年，陕西省有关部门准备编一套反映西安、延安两地山川风貌的导游图册，于是他们想到了摄影**吴印咸。73岁的吴印咸可谓老当益壮，欣然应邀，承担了此项工作。当导游图册编好之时，恰巧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客人莅临西安，图册上那新颖的设计与精湛的艺术，令周总理与客人赞叹不已。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那一幅幅熟悉的画面，牵起了周总理一幕幕峥嵘的往事，同时也漾起了他深切的留连之情。
       1976年年初，正是冰封寒凝的日子，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最悲痛的“一月哀思”之中。载运周恩来遗体的灵车经长安街西去八宝山的那天，76岁的吴印咸拄杖翘首在大街哀悼的人群里，默默地为日理万机的好总理送行。此时，他不禁又想起在周恩来的精心组织下，创建延安电影团的那一段艰难的风雨历程。
      莫云：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宿迁市诗词协会副主席，《宿迁乡情》主编，国家二级作家。


纪念周总理诞辰120周年诗词四首
常忠魁

七绝海棠依旧泛灵光，德韵芳华独此香。
山水回音传爱语，同祈总理永安详。

七绝
寻求革命闯天涯，四海为公即是家。
但使黎民皆得饱，一生碧血沃中华。

七律
淮水悠悠记忆新，勤工留法大猷伸。
南昌暴动风雷骤，陕北长征主义真。
统战外交彰睿智，运筹内政毕躬亲。
人民总理谁能忘？谱写赞歌天地吟。


采桑子
哀思一月悼总理，伫立凛风，热泪情融，五岳动容恸泣中。
鞠躬尽瘁人民爱，廉洁奉公，至善精忠，江海悲歌撼碧空！
       常忠魁：河北省邯郸市人。河北省作家协会、河北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作品主要发表在《美文》《千高原》《散文百家》等刊物。

殷松龄 书

南俊祥 书

江 军 书

两件“小”事
卢咸池

     周总理在世时，我父亲卢嘉锡一直在福建工作。但是父亲也亲身受到周总理的关爱，有两件事让他铭记终生。

      “你是卢嘉锡同志吧！”

      父亲早年留学欧美。1945年抗战刚胜利，他就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和“重建昇平”的愿望，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毅然回到满目苍夷的祖国，被聘为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那时他刚满30岁。1949年10月厦门解放，他又先后被任命为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看到“报效祖国”的大门向自己敞开，他确立了“跟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的信念。1953年3月，经陈村牧、陆季蕃介绍，父亲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1955年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他还不满40岁，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
     解放前，父亲在南方读书、任教，最北只到过南京、上海。1953年，父亲参加教育部会议，第一次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1956年春夏之交，父亲又到北京参加制定我国十二年（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周总理十分重视规划制定工作，有关领导向他汇报科学规划制定设想时，按“任务规划”提出了几十个中心课题。周总理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亲切而又郑重地指出：要发展科学，单纯从任务出发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学科方面出发嘛。周总理建议，是让每一个学科组，比如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等等，都能提出好的中心课题。这一指示传达后，父亲既欣喜又惊讶：周总理不是搞自然科学的，但对发展科学的事却说得那么切中肯綮！看来，管理国家大事的周总理，对科学管理也在行！他兴奋地说：“政治家和科学家都要看得远一些，我们能谈到一起！”
     这天，父亲在北京饭店乘电梯。突然电梯门开了，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父亲一看，是周恩来总理！更让父亲没有料到的是，周总理微笑着对他点点头，亲切地说：“你是卢嘉锡同志吧！”父亲的心受到了强烈震撼：自己是学部委员中的“小字辈”，又工作在遥远的南方小城，从未与周总理单独晤面过，现在第一次偶遇，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不但热情地与自己打招呼，而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父亲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感到自己的心与党贴得更近了。
     参加科学规划会议回到厦门几天后，1956年6月30日，中共厦门大学化学系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父亲的入党申请。第二天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35周年纪念日，《厦门日报》头版刊登消息：“科学家卢嘉锡光荣入党”。

      “立即解放、安排工作！”

      1957年2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任命书，任命父亲为厦门大学校长助理。1959年父亲又担任了厦门大学副校长。1960年，他担任新创办的福州大学副校长。在主持福大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他率领几十个年轻人，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年奋战，创建起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但是，正当父亲正准备全心投入科研之时，“文革”突发而至。作为物构所所长、全所唯一的高级专家，父亲也不能幸免。他被“扫”进了“牛棚”，“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特嫌”，一顶顶帽子戴在头上，被迫每天扫楼道、刷厕所，挨批斗、写检查、遭训斥，身心疲惫、深受摧残。1969年深秋，他的境遇突然明显改善：不用再扫厕所、挂牌挨斗，允许他坐着接受批判。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后来又让他去工厂帮助搞工艺革新、给工人讲“优选法”。虽然还不能直接从事自己魂牵梦萦的化学研究，但这在当时已经使他十分欣慰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突变”？心中的“谜”一直到“文革”后才解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父亲以台湾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大会。3月23日，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特意到台湾省代表团参加讨论。方毅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坐在身边的父亲说：“你能有今天，这可是周总理给你保下来的呀！”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文革”中一次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父亲当年留学美国时的同窗好友，其间他提到了父亲的名字。周总理记住了这件事，会见后立即让秘书了解了父亲的状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将军指示：“立即解放、安排工作！”当父亲知道是周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出面“保”了自己时，不禁热泪盈眶、言语哽咽！他特意把李白名诗《赠汪伦》的后两句改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以此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激、怀念之情。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从上世纪80年代起，父亲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七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以周总理为榜样，献身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领导工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
       2001年6月4日，父亲因病逝世。在为他准备后事的时候，厦门市有关部门曾表示愿意提供一块墓地。但我们兄弟姐妹了解到，该处已划入市政建设规划之中，“决不能与国家建设争地盘！”六弟提出：“学习周总理，将父亲的骨灰撒海！”父亲一生最崇敬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生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身后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周总理临终前还牵挂着宝岛台湾。父亲生前也曾多次说过：“我的父母来自台湾，我生长在福建厦门，海峽两岸都是我的故乡。”我们兄弟姐妹经过商议，决定将父亲的骨灰撒在台湾海峽，让他永远生活在海峽两岸土地和亲人们的怀抱之中。我们的要求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6月11日，父亲的骨灰由海军舰艇护送，经过鼓浪屿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巨型塑像前，经过他多年工作学习过的厦门大学海滨，撒在台湾海峡最西端的厦门－金门－大担海域。
       光阴似箭，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周总理对父亲的关爱，将永远激励我们兄弟姐妹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作者系卢嘉锡次子，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原部长）

赵日超

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文学征文选登

爱心

帖子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