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见邓颖超：中南海里的未尽之愿

赵日超

《人物传记》

面见邓颖超：中南海里的未尽之愿
三户一朵

       刚接到出版社的电话时，我还有点不相信：果真是邓颖超大姐点名要我去中南海见面？
       在1986年的春天，中国正在发生众多开创性的社会巨变，而年过八十的邓颖超已经在几年前悄然写下遗嘱，准备告别人生。这个时候，她如果还有未了的心愿，那多半是与纪念周总理的生平有关。我做此猜想，是因为一年前我发表的陈毅传记《元帅外交家》，曾经引起她的高度关注。但直接请我这个“小人物”进中南海，还是件挺“破格”的事。我的感觉，她是心中有事要对我说，或是要托付我去做点什么。


      （西花厅的居室很简陋，而邓大姐的质朴谦和很暖心）

      中南海，这个中国决策中枢的所在地充满神秘感。我这是第一次“进海”，自然好奇。这里四处见不到什么新奇宏伟之处，似乎只是一个安静普通的古老大院落而已。而总理居住了26年的西花厅则是太有名了，不知来往过多少重要人物，穿越几多政治风云。正值春风四月天，远远就看见西花厅满树绽放的海棠花，一股淡淡的芳香，让人赏心，也让人惆怅，因为最爱海棠花的那个人已经走了。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的西北角，建于清宣统年间。这里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住过的西花园。后来做过北洋政府的国务院，以及民国北京市政府的办公地点。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都显得陈旧斑驳，已不见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1949年进城时，中共领导人先是都住在西郊城外，但当时周恩来政务繁忙，每天进城办公来回奔波不方便，就第一批搬进了“海”里。他最早选择了丰泽园居住，单不久后毛泽东一家要搬进“海里”来，他便搬去了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
        赵玮秘书给我安排的会见时间，是在四月中旬一个春日的下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红色门楣上写着的“西花厅”三个大字。邓大姐的住处在总理的办公与会客室隔壁，赵秘书带着我踏进了门厅，让我稍稍等一下。一眼看去室内的陈设极其简陋，两只小竹椅就像从农家小院里刚拣回来的。——但是，曾有一次周总理踏进西花厅便大发脾气，拒绝回家，直接住进了钓鱼台的办公室。这场“西花厅”风波可闹得不小，究竟是缘何而起的？


    （西花厅的海棠年年盛开，那个最爱它的人却已走了）

       原来，总理的秘书何树英早就想修一下西花厅的房子了。年久失修的屋子，室内潮湿的砖地浸出水迹和碱花，彻夜工作的总理时常腿痛，要盖毯子才行。何秘书就以“维修”的理由写了报告，趁总理外出把房子整修了一下，砖地上铺了地板，撤掉了发霉生虫的旧地毯，铺了块新的，同时加厚了窗帘，密实了透风的窗缝，还从库房里搬来了两张沙发。另外，腐朽的房梁常常掉漆落粉，也进行了部分更换、并重新粉刷了一遍。这些“小打小闹”要搁在今天，不要说保护历史建筑的需求，即便是老式民房的维护也远远超过这规格。
      没想到，总理从南方归来，只跨进门坎一只脚，便变了脸色，目光利剑一般扫过全屋，气得脸都涨红了。他喝问何秘书：“你究竟花了多少钱？”“不知道……不多”“你还想花多少？……这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秘书连连检讨，说邓大姐不知情，揽下了责任，让总理先回进屋休息，不料总理断然拒绝：“让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你给我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赔不起的。”何秘书嘟哝了一句。总理家的钱都由他一手掌握，夫妇两的全部存款不足两千元。但总理火气不减，掉头就走，一边大声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去，那不是我的家！”
       他头也不回地弃家而去，住进了钓鱼台5号楼的办公室，拒绝踏进家门一步，并且在国务院办公会对上为此事做了两次自我批评：“我的房子修了，带了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制止？”
       这一检讨，让部长们以为西花厅修成了什么宫殿样子，都跑来看，但一看却震惊不已：这么简陋的“危房修缮”总理还要检讨？在这个局面下，哪个领导还敢为自己修建舒适的“安乐窝”？何秘书的检讨更是实在：“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结果，地毯、窗帘、沙发……统统撤走了。总理推心置腹地找何秘书谈了一次话，陈老总又出面看了“事发现场”，觉得根本不算事，多次劝解之下总理才回了家。
      这段西花厅的风波，对照当今贪腐官员的挥霍无度固然可叹，但真正让我探寻的是：周恩来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对个人日常生活需求的自我抑制，为什么到了这样“偏执”的程度？——作为传记作者我不能不思考。我感觉身处高位的周恩来，一直是高度自我压抑的，不像陈老总那样，活得潇洒透明，嬉笑怒骂，性情率真。
       这种感觉，在邓大姐走出来与我握手的一刹那，从她的身上也得到了印证。她的朴素衣装，温和笑容，和缓缓道来的夸奖之语，都是“中规中矩”的：“欢迎你呀，我这里来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是像你这样的一个解放军女战士来这里还是第一个。”她接着便告诉我之所以安排这次见面的缘由。
      那是在一年前，解放军出版社突然通知我说，邓大姐的秘书赵玮给出版社来了电话，要购买五本《元帅外交家》。这是我当时刚出版的一本陈毅文学传记作品，身处中南海的她怎么会注意到呢？此刻我才从她口中得知，去年她在大连休养期间发生的事：
       “我在去年夏天，在《大连日报》上看了《元帅外交家》，我只看到几段，觉得非常吸引人。……我在外地休息时，请人每天给我念。后来见到黄华，他告诉我《元帅外交家》已经成书了，他有一本，他说他看了一夜没睡觉，到天亮看完了，结果感冒住了医院。我不行，不能那么看，得控制。我呢，也一直说要见见你。“


     （晚年周恩来内心的焦虑和无奈，又有谁能探知体会？）

      以邓大姐德高望重的身份和八十高龄，竟然如此热情“粉”我的书，自然很感动，但是心里也明白，她这样做，是对我是有所期许的。她特地表扬了我们陈毅传记组的写作思路，说：“写传记太一本正经就不吸引人，不如从一个侧面表现一个人。你们用文学方式，比写单纯传记好。”
       她指着茶几上放着的一摞书籍和画册——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等，说送给我们的传记写作小组做资料。可是说实话，这些资料我捧回去也不会看，后来我基本都是翻都没有翻过。原因呢，正如她所说，这些出版物都是“太一本正经”了。她正是在大连第一次看到了《元帅外交家》，发现了我的书不是那么“一本正经”，才喜欢上了。
       她因此对我有了某种期许，比如用同样的笔法写写周总理。但当时的我心里明白，凭我的力量是无法承接这份期许的。要知道在当时，写领袖人物的传记有多少森严的规定和界限，写领袖传记是个水很深的“政治江湖”，再往前，要在“文革”中，搞不好还会掉脑袋的。期间的风波激荡，又有几人记得？（待续）

赵日超

中南海里的未竟之愿（中）
　　三户一朵

      在中国给领袖写传记，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政治禁锢的年代尚且不说，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八十年代，我们的《陈毅传》写作组也是由中央军委统一部署，按“九大元帅”（林彪被当然地排除在外）的配置，分配到了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文化宣传部门来实施。比如，陈毅传交给了南京军区，贺龙传交给了北京军区，等等。
     我在进入传记组之初，就向我们的领导——著名作家胡石言提出：我们写的陈毅，是人不是神，我们要“站着写而不是跪着写”。胡石言曾以一部《柳堡的故事》打动了万千读者，他完全赞成我的意见，主张摆脱过去那套陈旧的“官样文章”写法。这就是《元帅外交家》能够吸引邓颖超的主要原因。
     其实在此之前，我也曾经受到王光美的邀请，去她家商讨写传记或回忆录的事。
     那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陪着我，来到木樨地北里22号大院。这里一字排开的三栋高层住宅，在当时有“部长楼”之称。王光美的家是由两套公寓打通而成的，因此显得很宽敞，但屋内的家具陈设却相当简朴。经历了12年监狱生涯、承受了刘少奇在悲惨折磨之中死去的痛苦，此时的王光美一头白发，面容沉静，笑容温和，声音中依旧有一种经岁月沉淀的优雅。她说，她看了《元帅外交家》，很喜欢这种风格，趁自己现在精力尚可，希望请人帮助写一些东西留下来。

     （历经磨难的王光美，在晚年投入救助乡村贫困母亲的事业）
      王光美告诉我，她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包括其哥哥王光英和家族的珍贵史料，希望我能参与帮助整理和写作。我内心真是很高兴，也很惶恐，因为我无法承接这份重托。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按照相关规定，毛、刘、周、朱这四位领袖的传记写作，属于严格控制的“禁区”，只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牵头、批准才可以进行，不是任何“非组织”的个人可以随意涉足的，不要说大量档案没法查阅，就是出版审查也是无法通过的。另一方面，我们《陈毅传》的全系列写作出版还没有完成，我很难投入全部精力来开始另一个重量级的传记写作。
      当然，不过几年之后，这些禁区就被逐渐突破了。一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时间成为大受欢迎的畅销书。但是在80年代中期，领袖人物仍被包裹在“伟大光荣正确”的种种外壳之中。和王光美的直率和自主意志相比，我所见到的邓颖超，则似乎背负着更多的犹疑和顾忌。
     我希望邓大姐能为我们留下更多珍贵的回忆，而她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现在感觉很困难。特别是恩来死后要我写东西，但我们这些人不是与集体分开的，参加革命后所有活动属于党，必须写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可是这不成了中国革命史了吗？这是我自己的考虑，很难写。所以我对写传记，始终抱有问号，写不写，怎么写？”
     我非常敬重这两位老大姐，但我也不禁联想到，当时监狱里关着的另一位“领袖夫人”——江青对于写作传记的态度。她在“文革”中“作”出来的那场《红都女皇》闹剧，也曾搅得总理和西花厅不得安宁。这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形，由当时陪同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写下过详细报告。

    （江青与维特克这一握手，引发了《红都女皇》风波，姚文元（中）的笑容值得玩味）
     当时中美关系刚刚解冻，维特克作为“美国友好人士”，在1972年获得对外友协的邀请前来中国采访。友协安排她采访了邓颖超和康克清两位大姐，谈了中国妇女运动与革命问题。但她不满足，又一再提出要采访“毛夫人”江青。请示周恩来，他委婉地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早就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江青，之前曾请过著名导演伊文思为她拍电影，后来又请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为她写传，结果都遭到婉拒。这一回她岂能放过机会？立马朝维特克扑了上去。
     初次见面一谈就是几小时。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的。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甚至她连自己的“罗曼蒂克”故事也要加以抖露。维特克当然喜出望外啊。
     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江青擅自做主，要和维特克去广州继续谈。张颖感觉江青的举止已很出格，去向总理请示希望能阻止，而他双眉紧缩，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有阻挡江青。
     在广州，江青连续与维特克谈了六个晚上，长达六十多小时。她吹嘘自己如何与毛泽东共同战斗，甚至是和毛泽东一起指挥了解放战争。期间她无视党纪国法，泄露国家机密甚至赠送军事地图。直把陪同人员惊得目瞪口呆，有时就不替她翻译了。而江青事后则追着要录音记录稿，还指令全部翻成英文送去美国……
周恩来在西花厅听汇报，听了一半就听不下去了，让邓大姐接着听。她也气愤地说：“她怎么这样目无组织？这里面有原则斗争啊。”但自身难保的周恩来，此时又有什么胆量敢跟“女皇”叫板呢？一直闹腾到半年多之后，周恩来终于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令老人家大为震怒。周恩来传达指示说：“经请示毛主席，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
     事情看来就此平息了，有人说江青自此“失宠”。但是没有多久，香港却出版了一本爆红天下的《红都女皇》，作者匿名，且大量引用了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这是谁写的？材料何来？这段公案内情扑朔迷离，至今也仍是众说纷纭，但是江青的表演，早已使她成了人人唾弃的“小丑”。
     在我看来，维特克作为西方女性作家，对江青个人经历尤其是私生活的兴趣，一点都不奇怪。我只是感到，邓颖超作为一个女人，也应当有私人感情、婚姻、爱恨交织的生活波澜藏在内心，我希望有一天她也能够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敞开心扉，让我们能认识一个有血有肉的邓大姐。

（这一对情深意浓的新婚伴侣，终其一生为政治抱负放弃了太多。）
我甚至还在心里暗暗好奇，企望有一天能够得知：当初青年周恩来在天津，据说有位才貌双全的初恋情人，还双双去了法国留学，为何这位“大帅哥”，最终却偏偏娶了相貌平平的“小超”为妻子呢？相信我，这故事谁都想听。（待续）

赵日超

面见邓颖超：中南海里的未竟之愿（下）
　　作者：三户一朵

     和邓颖超见面，终极话题自然离不开为总理写传。但是，给领袖人物立传如同一次探险，你必须有新发现的“宝物”呈现于世，还要有独特的视角、对于人性的深度思考、对“秘闻”细节的解锁。因此，在中国政治禁锢的年代，领袖传记极为罕见，倒是海外媒体和学者记者，能有不拘一格的视角与表达方式。

     （《时代》杂志1972年的封面报道，总理已显得衰老憔悴，心事沉重）
     早在陈毅传记组成立之初的1979年，我这名“新丁”就提出想法：写伟人传记要“站着写”，而不是“跪着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领袖是人不是神，有七情六欲，会犯错会失败也会骂人。因此，我在写作时拒绝使用当时官媒上的“官样文章”，相反，我向外国记者和作家“借力”。记得当时，我跑去新华社逐期翻阅了这一阶段的“大参考”，用笔抄录下了西方记者对陈毅的各种描绘，在书中引用，真是趣味横生——
     “共产党中国外长陈毅，穿着资本主义式的西装，戴着轻毡帽来到了日内瓦。”“他有时微笑，有时咆哮，摄影记者在他周围照来照去……”美国记者沃尔德则评价：“英国代表们发现陈毅元帅比许多苏联代表要通人情。他的收获是得到尊重。”
     西方记者对红色中国代表人描述，往往带有神秘感也常有偏见，但总体上客观、生动、富有人情味。在我写《元帅外交家》时，就尝试改变那种“伟大光荣正确”的“官话文章”，放进去许多有人情味的细节，相信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邓颖超，她对我说：“写得太一本正经就不吸引人。”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邓颖超希望打破“一本正经”的文体，却又难以超脱时代和身份给予她的局限。假若我是维特克或是韩素音，我首先想要探知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内心情感世界是怎样的？她的爱情、婚姻、家庭、喜悦、困惑或是悲伤……。可是她从不轻易敞开这扇门窗。
     现在的网文，充斥着名人绯闻，不过在当时，很少有人注意过张若文这个名字。她正是周恩来的初恋女友，一位才貌双全的女神。早年两人一起在天津搞学运，一起蹲过监狱，还一起去了法国勤工俭学，是人人眼中的金童玉女，连他们的好友邓颖超也觉得这一对非常般配。但是在法国的岁月里这段爱情竟然无疾而终。实际上，当周恩来决意像圣徒一样献身革命之时，张若文选却择了退出共产党，道不同，不相为伴。
     多年后，周恩来私下对侄女坦承：“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指张若文）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也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他频频以书信传情，一次，从法国寄给“小超”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被处死的共产党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天那，这样的“情书情话”真是惊世骇俗呢。
     张若文回国后，与丈夫一起去了云南大学教书。1954年周恩来出访路过昆明，还与陈毅张茜夫妇一起，专门去看望过张若文这对教授夫妇。然而在1958年，因为难以承受政治上的打击，张若文在绝望中投河自尽，撒手人寰。但邓颖超并没有忘记她，她到昆明时亲自过问此事，为她“正名”，此事一直拖延到“文革”结束，总理离去，在1980年，她才终于帮这位所谓的“情敌”恢复了名誉。我想，愈是深厚的爱情，愈能够包容友情，而强大的爱一定有“善良“二字作为底色。
    邓颖超独立、率真的品性，在当初的新婚酒席上就有“惊艳”表现。黄埔军校同仁张治中，在席间挑她讲“恋爱经历”，她站上凳子侃侃“开讲”，被称赞道“周夫人演讲好口才”，而她则不客气地回敬：“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当他们怀抱别人的孩子，温暖的笑容背后或有一丝酸楚。）
     以世俗眼光来看女人命运，邓颖超的“大幸”在于她的婚姻伴侣如此杰出优秀，而其“大不幸”，则是未曾有儿女绕膝之乐。错失了做母亲的机会，那是怎样的遗憾啊！当时婚后不久，她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其时周恩来正在率军东征。她几乎不加思索地作了决定，独自到地摊上买了打胎药，放弃了孕育中的孩子。周恩来得知后大发脾气，责备她“没有权利把两个人的孩子随便扼杀!”她第二次怀孕，正逢血雨腥风的四· 一二大屠杀，她又一次临产，不料在孤立无援之下遭遇了难产，医生上了产钳，那个足月的男孩儿又没能保住……
     可以说，这位备受尊敬的“老大姐”，一生都被总理的身影所刻意遮挡。总理让她推掉了政协副主席的职位，放弃了陪同总理出访国外的荣耀，甚至连总理桌上的文件她也从不翻看。在事关国家机密的问题上他们长年地默契一致，邓颖超用十二个字概括：“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不问。”难怪在26年里，西花厅没有发生过一次泄密事件。
     我却在心里暗暗叹惜：像这样保密又保密，还有多少真材实料能留下给后人，能“爆料”给传记写作者呢？我又一次向邓大姐提出，她一定要留下这一生宝贵的、珍贵的记忆。她是这样回答我的：
     “过去的事，自己参与、了解的也还不多。文革十年整个都是在西花厅过去的。当时对很多事不理解，‘揪刘火线’就在大墙外边，架起铺子揪刘少奇，围攻，绝食静坐，甚至他们轮班回家吃饭睡觉。五十个高音喇叭，日夜叫唤，我到院子里散步，听见大喇叭喊，心里就想到主席的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我听着，心底里为这位长期被“困”在红墙里、与世隔绝的老人悲哀。尤其当我后来得知，她有一项最终的遗愿，没有得到完整实现，心里更是难过，因为那是她被剥夺的一项权利。
     邓颖超生前曾留下过两份遗嘱：一份是公开发表过的给党组织的信，要求死后遗体解剖，骨灰撒掉，不开追悼会，交还住房等等。但在四个月之后，她又写下了第二份、也是从未发表过的一份遗嘱，由她亲笔写在两页普通的信纸上。在其中，她委托身边的几个同志及侄女周秉德，替她办些事：
     “在我患病急救时，……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晚年的邓颖超，已将生死看得淡然，而最懂她的那个人早已离去了。）
     可是，当邓颖超病危时，能有哪一级组织、哪一个人敢于出面拍板，来实现她的遗嘱呢？没有。1991年夏天，她因高烧肺炎住进了医院时，进食已非常困难，到了生命垂危的阶段，她要求不要抢救了，可是没有哪一位领导和医生愿意、或是敢于这样做！别说她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的老人，就是一位普通百姓，当她病危时，那个医生能能眼睁睁地看病人死去？
    最终，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医术高超的外科大夫成功地在她胃上打了一个口（胃漏），使她能延续一至两年的生命——仅仅是延续而已。一年后，邓颖超的病情再度告危，终于以87岁高龄辞别了人世。而她关于“安乐死”的要求终于未能实现。
     写总理传记，是她未竟之愿；而安乐死的请求，是因为她对人的生死已看得通达透彻，所作出的个人选择，她想要走得安宁、走的尊严……但结果竟无法遂其所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何时才能迈过这个心障，尊重临终生命的自主选择，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走完最后一程呢？
     怀念邓大姐之时，若有更多的人理解她的未竟之愿，或许也是我们应当呈献的一份深深敬意。

刘继智

欣赏赵老师的厚实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