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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笑老师对伟大的周恩来总理有很深的感情。《永远怀念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为海笑老师一气呵成的作品，全文无一处黑墨涂改，该文为东方旅游文学网独家转发的作品！ |
| 好作品比较多 |
| 欣赏各位大作。祝贺各位大作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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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小”事 卢咸池 周总理在世时，我父亲卢嘉锡一直在福建工作。但是父亲也亲身受到周总理的关爱，有 两件事让他铭记终生。 “你是卢嘉锡同志吧！” 父亲早年留学欧美。1945年抗战刚胜利，他就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和“重建昇平” 的愿望，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毅然回到满目苍夷的祖国，被聘为厦 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那时他刚满30岁。1949年10月厦门解放，他又先后被任命为厦 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看到“报效祖国”的大门向自己敞开，他确立了“跟共产党 走，建设新中国”的信念。1953年3月，经陈村牧、陆季蕃介绍，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 友党——中国农工民主党。1955年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 他还不满40岁，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 解放前，父亲在南方读书、任教，最北只到过南京、上海。1953年，父亲参加教育部会 议，第一次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1956年春夏之交，父亲又到北京参加制定我国十二 年（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周总理十分重视规划制定工作，有关领导向他汇报科学规划制定设想时，按“任务规划 ”提出了几十个中心课题。周总理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亲切而又郑重地指出：要发展科学， 单纯从任务出发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学科方面出发嘛。总理建议，是让每一个学科组，比如 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等等，都能提出好的中心课题。这一指示传达后，父亲既欣喜又惊 讶：总理不是搞自然科学的，但对发展科学的事却说得那么切中肯綮！看来，管理国家大事 的周总理，对科学管理也在行！他兴奋地说：“政治家和科学家都要看得远一些，我们能谈 到一起！” 这天，父亲在北京饭店乘电梯。突然电梯门开了，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父亲一看， 是周恩来总理！更让父亲没有料到的是，周总理微笑着对他点点头，亲切地说：“你是卢嘉 锡同志吧！”父亲的心受到了强烈震撼：自己是学部委员中的“小字辈”，又工作在遥远的 南方小城，从未与总理单独晤面过，现在第一次偶遇，日理万机的总理不但热情地与自己打 招呼，而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父亲对总理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感到自己的心与党贴 得更近了。 参加科学规划会议回到厦门几天后，1956年6月30日，中共厦门大学化学系支部大会讨 论通过了父亲的入党申请。第二天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35周年纪念日，《厦门日报》头版刊 登消息：“科学家卢嘉锡光荣入党”。 “立即解放、安排工作！” 1957年2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任命书，任命父亲为厦门大学校长助理。1959年父亲又担 任了厦门大学副校长。1960年，他担任新创办的福州大学副校长。在主持福大教学科研工作 的同时，他率领几十个年轻人，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年奋战，创建起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 结构研究所。 但是，正当父亲正准备全心投入科研之时，“文革”浩劫突发而至。作为物构所所长、 全所唯一的高级专家，父亲也不能幸免。他被“扫”进了“牛棚”，“走资派”、“资产阶 级学术权威”、“特嫌”，一顶顶帽子戴在头上，被迫每天扫楼道、刷厕所，挨批斗、写检 查、遭训斥，身心疲惫、深受摧残。1969年深秋，他的境遇突然明显改善：不用再扫厕所、 挂牌挨斗，允许他坐着接受批判。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后来又让他去工厂帮助搞工艺革新、 给工人讲“优选法”。虽然还不能直接从事自己魂牵梦萦的化学研究，但这在当时已经使他 十分欣慰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突变”？心中的“谜”一直到“文革”后才解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父亲以台湾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大会。3月23 日，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特意到台湾省代表团参加 讨论。方毅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坐在身边的父亲说：“你能有今天，这可是周总理给你保下来 的呀！”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文革”中一次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父亲当年留学 美国时的同窗好友，其间他提到了父亲的名字。总理记住了这件事，会见后立即让秘书了解 了父亲的状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将军指示：“立即解放、安排 工作！”当父亲知道是周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出面“保”了自己时，不禁热泪 盈眶、言语哽咽！他特意把李白名诗《赠汪伦》的末两句改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 对我情！”以此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激、怀念之情。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从上世纪80年代起，父亲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农工民 主党中央主席，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七、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以周总理为榜 样，献身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领导工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 2001年6月4日，父亲因病逝世。在为他准备后事的时候，厦门市有关部门曾表示愿意提 供一块墓地。但我们兄弟姐妹了解到，该处已划入市政建设规划之中，“决不能与国家建设 争地盘！”六弟提出：“学习周总理，将父亲的骨灰撒海！”是呀！父亲一生最崇敬周恩来 总理。周总理生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身后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周 总理临终前还牵挂着宝岛台湾。父亲生前也曾多次说过：“我的父母来自台湾，我生长在福 建厦门，海峽两岸都是我的故乡。”我们兄弟姐妹经过商议，决定将父亲的骨灰撒放在台湾 海峽，让他永远生活在海峽两岸土地和亲人们的怀抱之中。我们的要求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 肯。6月11日，父亲的骨灰由海军舰艇护送，经过鼓浪屿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巨型塑像前，经 过他多年工作学习过的厦门大学海滨，撒放在台湾海峡最西端的厦门－金门－大担海域。 光阴似箭，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周总理 对父亲的关爱，将永远激励我们兄弟姐妹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作者系卢嘉锡次子，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原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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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赛自泉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四十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上8点，家住南京的小舅把印有周总理亲笔签名印章的一份任命书拍成照片，写了一段情深意切的文字发到微信朋友圈上。到下午4点，此微信点赞量和评论量达到117次、57条。如此轰动，有谁能想到这份1955年9月16日发布的任命书，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任命书的主人是我的姥爷徐一山，1955年至1959年任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第一任局长。姥爷此生最珍视的就是这封任命书，他在世时，一直是放在木匣子里，存在书柜中。因为珍爱，姥爷很少拿出来示人，生怕被损坏。姥爷去世后，任命书原件就传给了小舅，小舅又把它拍成照片，传给我们每一位家庭成员，以做永久纪念。 至于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局长的任命书为何会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这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的历史沿革有一定关联。1952年11月15日，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成江苏省人民政府；1955年2月改为江苏省人民委员会；1968年3月改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12月撤销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恢复为江苏省人民政府。 姥爷1937年参加天福山起义，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发动青年参军和募集粮食。193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山东省参加地方党的工作，曾任招北县（今山东招远）县委书记。后随军南下，1949年5月至1955年9月在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工作。历任苏南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江苏省昆山县县委书记；苏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1955年9月16日颁发此任命书时，由于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与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合并组建的时间还不长，当时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的各个机构的局长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任命书上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顺理成章。 一 姥爷原名徐承之，参加天福山起义后为永远纪念天福山而改名徐一山。姥爷1913年7月16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口子乡下河村（今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姥爷的爷爷在当地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家境较好；而到了太姥爷的那一辈，由于太姥爷36岁时英年早世，姥爷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小8岁的妹妹和一个小14岁的弟弟，家道慢慢中落。 1935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一一四”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胶东地方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姥爷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天福山起义。 天福山起义时，姥爷吃了很多苦。那时姥爷家中只有半亩地，两间半房子。天福山起义时，大舅只有4岁，妈妈不到两岁，姥姥是小脚女人，家中的活计谁也帮不上忙。而姥爷准备起义时，是地下活动，表面是做买卖，实为掩护身份。 天福山起义前后，周围村的党员开会都是在姥爷家。这是因为姥爷家地理位置特殊，姥爷家住的是三进房子的最后一进，而房子的后面就是山。为了行走方便，房子中间的一间有个大大的后窗，开窗后就通向房后的一片小树林。至今房屋虽破败不堪，但还留有几十平方密密麻麻的福海棠花小树林，姥爷的乳名就是根据福海棠花来的——福海，也许冥冥之中姥爷就与周总理有了联系。 天福山起义后，姥爷在村中把抗日的火种点燃后，就和威海起义的部队一起西上。姥爷先是在北海武工队任政委；1942年前后任栖霞县委组织部长。后来，又到西部的蓬、黄、掖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9年初姥爷在南下之前回老家看了看，主要是取文件。文件藏在老家第二道门屋子（过道）旁边一间柴房的墙中，那时的墙都是土墙，用墼垒成的，厚厚的墼像长城砖一样，姥爷当年把墙中间的墼顺着烟道拿出一排，然后放进文件，再找泥土抹平。取文件时我妈妈10岁，亲眼看着姥爷拿出文件，有很多。 二 小时候就常听母亲说起姥爷当年打鬼子的故事，说姥爷参加了山东省著名的“天福山起义”，还是组织者，他虽然个子不高，但作战勇敢。姥爷转到地方工作后更是热情不减，因为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江苏省政府第一批被“打倒”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姥爷**后不计前嫌，又以更高的热情战斗在工作岗位上。就是离休后也时时不忘党的培养，每次来信，都嘱咐家人，要好好工作，相信党，不要**。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姥爷是1970年，那年姥爷已准备去江苏省“五七”干校了。这个学校是文革时期新出现的，许多人去过干校，也有“下放”的。当时让姥爷下放，下放到哪儿去呢？很多人都选择回老家，由此姥爷先回老家看看。然而，后来姥爷不愿回山东文登老家了，原因是当年姥爷在家乡闹革命时，杀了地主，而地主的孙子此时当上了“县太爷”。姥爷过江后曾在苏州工作过，那里地熟，人也熟，因此决定去苏州。然而，有一天彭冲悄悄到姥爷家来了。大人关上门在里面说话，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小舅把耳朵贴在门外的钥匙孔偷听。只听到彭冲好象在发脾气，他生气地说：“你们都走了，谁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他们好象在商量着什么……这样姥爷就没有下放。但不久，姥爷的家就被抄了，姥爷也去了“五七干校”。 三 姥爷对党忠城，在年过九旬时，还一次向中央组织部交纳5000余元的党费，然而却从没有给家在农村的子女分文。“文革”前后姥爷一直在江苏省劳动局工作，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个有职有权的好单位。但我们在农村老家的8个孙辈子女，一个都没有安排。 1974年，小舅高中毕业。那年头高中毕业是要下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为小舅上学时军训摔断了右臂，再加上舅舅、大姨都当兵，不在南京，所以他才留的城。 小舅在家等待近一年之后，终于被分配到科巷菜场工作。卖菜的工作是很叫人看不起的，很多人都不愿意站柜台卖菜，怕遇到熟人难堪。菜场就在姥爷家旁边，只要一分半钟就可以走到。到了菜场，使小舅感到最欣慰的是，周围的师傅们对他都很好，没有一个歧视这个“狗崽子”的。 后来，有很多人都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姥爷被审查的时间最长，在审查期间，姥爷得了严重的胃病，胃大出血，差点送命。 终于有一天，姥爷被**了，在江苏省委当顾问。这时办事处主任和菜场主任都成了姥爷家的常客。有一天菜场主任对姥爷说：“快把你儿子调走吧，成天有那么多领导到小众（小舅的小名）那儿买菜，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姥爷听了很生气地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在菜场干，他为什么不能在菜场干？！你们要给我看好他，要他老老实实在菜场干，而且要给我好好干！”之后，再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要把小舅调走的话了。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 小舅考上了大学，这才离开了菜场。 更为甚者，八十年代初，在农村的表哥表姐中学毕业后，分别到南京想找姥爷安排个工作。那时姥爷**不久，有职也有权，甚至姥爷的一些老部下都为表哥他们找好了工作，但还是被姥爷挡了下来。 姥爷一生俭朴，从不注重吃穿，家中没有装修。记得有一年我陪母亲到南京钟山干部疗养院去看姥爷时，虽然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但老人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次我扶姥爷去卫生间时，姥爷让我拿张草纸（姥爷嫌卫生纸贵），我顺手拿了一张，哪想姥爷猛地摇头，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并示意我撕开。当我将那张只有32开大小的草纸，撕下一半再给姥爷时，姥爷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姥爷写信，从不用买的信封，他总是将别人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姥爷在物质上没有给我们什么，但在精神上却给了我们许多。 在姥爷的教育下，大舅到部队后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干到了正师职的位子；而小舅也从一个卖菜工人，成长为江苏省广电总局的双十佳主持人。至于我们家在农村的孙辈子女，也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个个事业有成。 姥爷2011年去世，在周围人心目中，姥爷一生耿直；一生敬重周总理，他生前最爱抄录周总理的诗句。周总理的魅力和人格感染了姥爷一辈子，也深深感染了我们后代，一份特殊的任命书就是最好的说明。 作者简介：赛自泉，笔名：清泉。现就职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党校。威海市环翠区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威海市环翠区军事志》主编、《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一卷）编辑。现任《中共威海环翠历史》（第二卷）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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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与隆尧地震 尧山壁 上世纪六十年代，冀南多灾多难，三年困难刚过，1963年特大洪水，1964年持续干旱，1966年倒春寒，2月4日立春，19日雨水却下了一场雪，3月6日惊蛰，8日隆尧地震。当时我正与田间、李满天在临西县采访吕玉兰，隆尧正是我的家乡，老母独居乡下，不知吉凶。二位领导催我回去，不通公路，绕道邯郸，到邢台已经凌晨两点，地委大院灯火通明，一片忙乱。办公室转告，老母托人到任县打来长途电话，说震中在县东北，我家在县西南，平安无事，防震棚也搭好了，让我安心工作别回家。父亲早年牺牲，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母亲事事想在儿前，让我很感动。由自己的母亲想到灾区更多母亲，不等天亮就爬上救灾的卡车。 车队向东北急驰，车上人谁也不说话，能听见彼此紧张的心跳。邢家湾下路往北，车在频频余震中颠簸、跳动，车尾的人不断被甩下来。进入隆尧地界，眼前许多纵向地裂，一两尺宽，喷水冒沙，井水外溢，一片泥泞。弃车爬上滏阳河堤，河道没了，两边大堤挤压在一起，合成一道土梁，土梁又被一条条地裂切断，上下错位一两尺，咬牙切齿的样子。河上几座桥还在，已是面目全非，桥墩倾斜，桥面移位，岌岌可危。 计算行路时间，目的地应该到了。可是眼前没有了村，马栏、白家寨、任村、栆坨四村变成一片逶迤的丘陵。走近看尽是土堆瓦砾，梁柱门窗横躺竖卧，箱柜桌椅东倒西歪。马栏村只剩下半截土墙，好像坟场上一块残碑，上千人的村庄震亡300人，白家寨灾情类似，全公社死亡4628人。任村一块地基条石枕在一道大裂缝上，人们说最初张开五六尺，喷出水柱一丈多高，一头牛两头猪掉下去，连叫唤声都没传上来。看表上午8时，太阳没出，阴天沉重地压下来。活着的人个个灰头土脸，面无表情，急着挖人挖粮，十指滴血。只有大大小小的树木还挺立着，在寒风里摇曳，窸窣窣，哗啦啦，替人唏嘘、哀嚎。 这里是黑龙港流域，盐碱地夏天水汪汪，冬天白茫茫，种一葫芦打两瓢，如今更是霜上加雪了。废墟死一般寂静，听不见哭声，连鸡犬也都惊哑了。不到24个小时，突然鸡叫了，狗咬了，告诉人们救星来了，工作队、**、医疗队都来了。匆匆人流中见到了县委书记张彪，我父亲的一位战友，正忙着组织人员，分发空投的馒头、大饼。发了多半天他自己没沾上一口，下令外来的干部不许与民争食。天快黑了，听到我肚里咕咕叫，他让我跟他一道回县城。城里房屋也倒了七八成，他把我安排在防震棚里，急匆匆走了，说中央首长要来。他半夜回来把我叫醒，显得格外兴奋，大声说你猜谁来了，我们的周总理。 张书记眼含热泪说，3月8日凌晨，忙绿一天的总理刚刚躺下，地震了。这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地震，总理如临大敌，核实情况，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一番后，9日上午便乘专机赶到石家庄，听完省委和驻军领导汇报，就要亲赴灾区。总理劝说随来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先不要去冒险，知道他血管瘤严重。晚上9时半到冯村火车站，乘驻军的吉普车直奔隆尧。地震指挥部设在县招待所，城里剩下的唯一的三层楼房，砖木结构。电路震坏了，会议在昏暗的马灯下进行，总理坐在一条旧沙发上，一字一句地询问，不断插话。期间发生强烈余震，墙体摇晃，门窗嘎吧吧响，墙皮开裂，白灰纷纷落下，大家惊慌失措，劝总理出去躲一躲。总理连眉毛也不动一下，坐在原地稳如泰山，镇静地说：“不要紧，大家要沉住气。这座楼是新盖的，它要是倒了，群众的小屋不都平了？继续开会。”掌握基本情况后，总理要求：“今明两天把灾情统计好，给我汇报。一个星期把秩序恢复起来，转入正常的生产救灾。”11时会议结束，总理摸着黑原路返回石家庄。 第二天，我随张书记又回到白家寨。听说中央首长要来慰问，群众纷纷赶来，打谷场聚集2000多人。我在穿公安制服人中发现了赵行杰，他时任县公安局长，是我去年在那里搞四清时认识的，曾是周总理的警卫员。我心里暗想，八成周总理又要来了。下午3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白家寨田野上，果然周总理出现在舱门口，没戴帽子，没穿大衣，只着一身青兰制服。他走下舷梯。他头发和衣角被寒风吹起，踏着残雪向群众走来，握着白家寨公社书记杨世英的手问：“你多大岁数啦？”“43岁。”总理说：“记得抗日战争吗？八年抗战我们打败日本鬼子，那是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地球底下的敌人，要和地球底下的敌人作斗争。”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强有力。 看到总理就看到了亲人，灾民们脸上立时阴转晴，干涸一天多的眼里又涌出泪水，争先恐后想和总理握手。总理善解人意，绕场一周，频频招手，当即说开个群众会好。事先准备不足，没有桌子，赵行杰急中生智，让**找来两个盛救灾物资的木箱，拼成一个讲台。群众立刻静下来，前排坐下，中间蹲着，后排站着，我个儿高，自觉站在后面。要讲话了，总理又发现方向不对。安排他面朝南讲话，一个人背风，群众就要喝风，他立刻绕到会场后边，让大家向后转，转了180度。这一来倒让我沾光了，后排变前排，看得更清楚了些。比起三个月前，在北京开青年作家会接见时，总理显得苍老了不少，都是这可恶的地震闹的。 “同志们，乡亲们，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总理面向北方，任尖利的寒风夹着雪粒、尘土打在脸上，因为话音要与风声较量，嗓门一再提高，显得有些沙哑。最后还是风认输了，渐渐地平静下来，和群众一起听总理举起拳头呼口号：“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两千群众站起来，高呼十六字方针，气势排山倒海。 会后，总理踏着断续的余震，爬上高低不平的废墟，低头走进老农王根成的防震棚，摸摸棉衣，按按棉被，心疼地安慰、鼓励：“你是老党员，要带头干，还要教育好娃娃，鼓起干劲，重建家园。”总理接着慰问军人家属于小俊、民兵连长国永录等7户，临出村，第三生产队队长国振清，用粗瓷碗从水桶里盛了一碗凉水递给总理，总理接过来一饮而尽。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总理才离开白家寨。没想到仅隔12天，邻县宁晋、巨鹿又发生了7.2级地震。4月1日，周总理又第三次来到现场，一天内连续视察了5个受灾村庄，在何寨防震棚里还碰上了作曲家劫夫和诗人洪源。 几天后，一首名叫《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曲，在邢台地震灾区诞生，并迅速传遍全国。四句歌词不完全是创作，是从群众大会发言和四清工作简报上摘录、串联起来的。但是确实代表了地震灾区人民的心声，充分表达了人民领袖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乐曲优美动听，百姓喜闻乐见，隆尧人听了尤为亲切。几十年了，我几乎还天天唱它，希望总理在天之灵能够听到。 作者简介：尧山壁，中国散文学会顾问，河北省作协原主席。 周恩来和国清寺 天 村 年初与北京一位文化人士漫谈，话题突然进入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尚在“文革”时期的1973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重生佛光。事情大致是这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来华访问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到日本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原因是田中角荣和他的母亲都是“天台宗”虔诚的佛**，访问中国前，田中角荣的母亲千叮咛万吩咐，一定要代母亲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朝拜祖庭。当时周恩来总理对浙江省的天台山、天台宗与国清寺还不怎么了解；但是，周恩来总理是一位智慧卓越人士，他深知国内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估量到国清寺一定也是逃脱不了“文化大革命”狂潮所带来的不幸灾难。所以，当时周恩来总理高度机智而婉转地告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浙江省的天台山国清寺正在整修，待修好后，首先邀请田中角荣前去朝拜祖庭。田中角荣虽然听后略带遗憾，可仍感到非常兴奋，满怀喜悦，深表对中国总理的感激之情。 田中角荣回归日本国后，周恩来总理旋即叫国务院工作人员去了解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情况，要求把整修国清寺作为中日外交大事来抓紧办好。国务院立刻派外交部和宗教局的共四位组成一行人，来到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了解情况。确实如周总理所判断的那样，经过“文革”浩劫之难，国清寺已经是面目全非。那是1968年12月3日，天台县革委会派“工宣队”80多人进驻国清寺，彻头彻尾地大搞“破四旧”，捣毁砸烂国清寺的全部佛像。“工宣队”先把和尚全部集中在妙法堂，把方丈澹云押到县群众专政指挥部，说什么方丈和日本人通信（他们通信是公安部备案的），把方丈当作“日本特务”；说什么敌台和武器放在“鱼乐国”放生池池底，特调来消防队的消防车把“鱼乐国”放生池水抽干，将池里的鱼捕吃个精光。就这样，国清寺里的大小佛像、各种供器，甚至连僧人用的大铁锅等日用品都被充当“四旧”，敲碎、砸烂。 县革委会派去的“工宣队”，觉得和尚们没什么大不了的本事，就“下令”解散僧人，除掉“国清寺”。可贵的尚有近50名和尚，皈依佛祖虔敬有加，发了“毒誓”：“死也要死在国清寺里，和佛们倒在一起！”看到这种壮烈的情景，“工宣队”只好把不肯散去的和尚组成一个国清生产大队，办起了养兔场、养猪场等。和尚们养成的每只猪大多在500斤以上，全卖给县食品公司调换素油票；养成的兔毛质量在浙江全省小有名声。 外交部和宗教局四位同志了解到国清寺的真实情况，回到北京后，外交部和宗教局联合于1973年3月13日向国务院递上《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国务院于1973年3月24日下发了国发〔1973〕34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外交部和宗教局还将此文件抄送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国家计委、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北京市革委会和浙江省革委会。 浙江省革委会接到国务院〔1973〕34号文件后，立即成立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台州地区革委会和天台县革委会也迅速组成了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及具体办事机构。天台县负责整修工作四人一行到北京，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先生的帮助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管处等单位选准国清寺需要的若干尊佛像与若干件供器。省革委会对此于1973年6月9日向国务院呈上《要求调运北京部分佛像的报告》，全文如下： 我们接到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宗教局关于整修天台山国清寺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县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天台县委根据国务院和省委的指示，对国清寺如何整修进行了调查，并制定了整修方案，建立了整修国清寺的组织，现正在着手筹建整修。 佛像问题，经我们派人去北京实地察看，已选中了部分铜质佛像，望国务院批准调运给天台山国清寺。 当否，请批示。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 就是这样巧合，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佛光重生，功缘全在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我们知道，那时正处“文化大革命”内乱时期，被破“四旧”捣毁的寺院，要让佛国重新生辉，周总理是凭他的大智慧与高魄力，顶住一定的思想压力，机智地促成的。这不仅是北京的文化人士这么说，浙江的相关人士也这么认为，没有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国清寺不可能在新时期之前得到整修而重生佛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接几年，我多次到国清寺去拜访曾任坦头镇中心小学美术老师的齐名治先生，他是当年天台县国清寺整修委员会成员之一。我清楚地记得齐老师说，国清寺在“文革”时期就得到整修，使国清寺佛光重生，这与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天台山”有十余座，浙江天台山是独领**的。浙江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国清寺则是日本国天台宗的祖庭。日、韩各个宗教派系均奉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还有美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数十个国家佛教都在传播、弘扬中国浙江天台宗教义。这使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非同一般。假设一下，若我们返回到“文革”那个时期去作一番思想观念思索，让“国清寺消失”，让所有“和尚消失”，今日浙江天台山会成为什么样的风景呢？若没有周恩来总理以远大的眼光，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代替他的母亲个人，要来浙江天台山朝拜天台宗祖庭国清寺一事，提升到中日两国建交大事上来观望世事，立即把在“文革”中近乎“消失”的国清寺重新整修，并掀起从北京开始，一路下来，到杭州，到台州，到天台山的“全线”都来关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重生佛光，那是多么的气势恢弘，令世人瞩目啊。 作者简介：天村，作家，浙江台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曾获《中国作家》全国文学作品征文一等奖，中国作协文艺报“作家论坛”优秀作品一等奖，中国散文学会“散文精英奖”之卓越成就奖，人民文学杂志社优秀散文奖等荣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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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 记1958年郑州大桥上的纤夫总理 赵庆生 邙山脚下, 大河东流去，一桥相接。特大洪峰来势猛，一个桥墩开裂。危及其余，千钧一发，汛况燃眉睫。知情总理，亲临现场殷切。 召集技术专家，集思修正，方案精心抉。脱下外衣绳挽臂，背负青天躬屈。百姓心疼，跪求落泪，仍见纤夫拽。清风长在，此桥墩固如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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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伯延 薛丽英 影片《周恩来的四天四夜》中，总理的亲民情节催人泪下，而拍摄该影片的武安伯延徐家庄园——具晚清风格的美丽建筑更令我向往。 甲午年初夏，邯郸市作协通知我到伯延采风，我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谁知车子刚停驻徐家大院门前，我就被满眼疮痍遮住了双眼，顿生遗憾了。 然而，在我登上台阶跨过第一道门时，才发现这里竟别有洞天。瞬间，我蹙起的眉宇如绽放的花苞，心情舒畅起来。“九门相照”的建筑布局气势恢宏，即便是残损破旧也依然风韵犹存。据说这种格局是依照故宫进行设计的，故宫有房9999间半，徐宅有房99间半，其格局何等相似。乍一看，活脱一个故宫缩小版。 我游览过北京故宫，并没有过多感触。虽华丽，也不过是权力的象征，反映的是烟火四射的贵族生活。不像眼前的四合院庄严肃穆，处处展现着恬淡的生活格调，蕴含着丰厚的民间文化。这些建筑已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早在总理来之前就建好了，想必那时更加壮观。谁料想有朝一日总理会来，谁料想这里会上演总理亲民的感人故事？想必总理来时，这些建筑、彩绘、木雕、石雕、牌匾比现在稍完整些，颜色稍亮丽些。此时毕竟离总理来此地已有四五十年之久，建筑色彩尽失，破败不堪。时光流逝，让人觉得人生不过弹指一挥间。就在这短暂时光里，伯延人和总理相处了四天四夜，总理与伯延人建立了不可割舍的鱼水之情。 想必总理来伯延时，没有我这样的闲情雅趣欣赏美丽的建筑，没有时间研究房家的影壁墙与密道，没心思欣赏屋顶四角蕴含的佛、儒、道家文化。伯延人吃不饱，他心里装的全是伯延人的吃饭问题，他是为这里的土地与粮来的。 手扶砖墙，目光触摸屋顶的花纹走进周恩来纪念馆。墙壁上周总理的音容笑貌让我倍感亲切。在他去伯延调研的四天四夜里，深入群众，明察暗访，为解决人民疾苦竟开了七次会议。这四天四夜，总理与百姓同吃同住，一幕幕感人情节震撼着每个伯延人的心灵。他拒绝了那碗香喷喷的红烧肉，悄悄到大食堂目睹了群众粗糠加树叶的稀粥。如此情景，定会使总理的心如坠着千斤巨石般沉重。他吃下连弟奶奶的武安拽面，却悄悄出钱帮老人买回为买面粉失去的棺材。总理边吃面，边思考着什么。他定是在回想路边被群众拽光叶的秃树枝，回想连弟娘饿晕在田里，演戏的妇女晕倒在地，回想面黄肌瘦饿着肚子上课的孩子们……真想象不出总理这碗面吃得多沉重，是何滋味。 虽然镇领导以不给国家找麻烦为由，封锁信息，总理还是慢慢打开了张二廷的话匣子。他从二廷嘴里得知群众吃食堂挨饿的实情，这充分表明总理真心为民做事。 周总理与张二廷，一个门外一个门里，隔着门槛像亲兄弟一样谈话的画面使我深受感动，两行热泪不由从眼角淌下，这可是国家高级领导人蹲下来与农村最普通的群众进行心与心的沟通啊！总理见二廷家家徒四壁，被褥破烂，四个年幼的孩子挤在土坑上熟睡，眼圈都红了。当他说想替二廷收养最年幼的儿子时，二廷几句哽咽的话使总理再生揪心之痛。二廷六十多岁，媳妇早逝。这两年，他又当爹又当娘，吃尽苦头。媳妇咽气前，他亲口答应再苦也要亲手把孩子拉扯大。二廷边说边抽泣，那张清瘦的脸上泪水和着烟灰淌下来。一个大男人，像迷路的孩子见到亲人，边用衣袖擦泪边向总理诉说。那一瞬，总理肯定因身为百姓衣食父母，不能使百姓吃饱肚子而难过。 记得电影里总理对二廷说：“二廷，有事尽管找我，我会帮你。”总理这句朴素的话让二廷心生安慰，就连相隔几十年的我都觉得心里暖暖的。站在这幅画面前，静立多时，思绪追溯总理的行踪，仿佛当年总理就站在我脚下这块土地上与二廷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的。 当总理听了张二廷直言不讳的话：“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他不但没觉得刺耳，反而觉得这句话对他教育很大，还说这是他在调查中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从总理身上我真正看到了党的光辉形象。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总理还当着镇领导的面与张二廷结为朋友，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这可是总理对一个敢说真话的普通农民的保护啊！想到此，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仿佛总理就在身边，余音未远。 门里，总理为百姓吃不饱的问题忙碌着。门外，徐房两家在那个时代决不会因吃不饱肚子挨饿。如果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就不会逢灾年施粥救民。如果他们连饭都吃不饱，房锦云就拿不出巨资捐助北大，教育领袖蔡元培也不会被感动的亲笔提词牌匾：“育我菁莪”赠于他，房家也不会因此人才辈出。如果他们连饭都吃不饱，就不会建出这样宏伟的建筑。院内建筑气势之宏大，雕刻之精细，设计之巧妙无不让人叹为观止，当时院内的繁荣可想而知，诸如《大宅门》里的故事不知上演过多少次。房家德高望重，他们的美德、善行像总理一样让伯延人永不忘怀。 建造豪宅花费的财富难以估量，财富的取得并不容易。徐房两家起初也是从小本生意做起，每天早出晚归，推着小推车在街巷里叫卖。后来眼界变宽，生意发展到海外。天道酬勤，他们积累了很多财富，为我们留下这样一处文化底蕴丰厚的建筑群。可此时，眼前的建筑破败不堪，有的已残垣断壁，越看越让人心痛。真想不到百年沧桑，它到底经历了什么，竟变成如此模样。但我相信，建筑虽倒了，徐房两家的美德不会倒，伯延人对总理的感恩之情不会倒，总理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更不会倒。四合院就是电影《周恩来的四天四夜》拍摄地，据当地居民说，当时导演来伯延拍摄电影时，村民踊跃报名扮演群众演员。他们不为名，是怀念总理，是想重温和总理在一起的日子。他们自己出资买衣料，连夜缝制六十年代初的服装，想尽办法搜集老式农具做道具。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全村村民个个触景生情，以泪洗面。 特别是在总理离开伯延的那一幕，百姓高呼：“总理，再来啊！”一句话，泪千行，此情此景，把剧组人员也感动的泪湿衣襟。可能上苍也为之动容，伯延的空气凝固了，只听到群众的呜咽声。这种情景让人错觉，仿佛真的回到周总理时代。 听着村民的叙说，看着伯延人和总理告别的画面，忍不住再次热泪盈眶。伯延人一等再等，总理始终没再来……虽说总理没再来，他肯定到去世前都记挂着伯延，因为伯延是他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取消大食堂的地方，是他与伯延人共同生活过四天四夜的地方。 我去过很多地方的四合院，但从未像怀恋伯延四合院一样怀恋它。我来这里，时间短暂的如飞鸟掠过大海，盘旋时间不足四小时。即便如此，留给我的震撼也是巨大的，永久的。 车返程时，我凝望着徐家庄园心中默念，伯延，我一定会再来看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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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拍了拍我的肩膀 葛勤利口述 曾祥书整理 今生有幸，我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中唯一的一支特殊武装力量-----外国驻华大使馆警卫部队的一员。自1969年12月至1986年5月，我因执行警卫任务，先后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发表”5、20”声明、天安门广场临时勤务、长安街路线勤务、驻华使馆固定勤务等重大警卫任务活动中多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每当见到总理的时刻，我都激动不已！ 最使我终生难忘，与总理零距离接触的是1971年的夏天，我团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训练好！不然就会变成老爷兵。”的伟大号召，完成第一次野营训练后，我所在的通讯连随团部驻扎在北京珠市口西大街133号。当时，我在通讯连做通信员工作。4月13日15时，连长兴冲冲地走到值班室说，立即通知四个排长到会议室开会，连部勤杂班的同志也全部参加，本次会议由你葛勤利做记录。 我通知四个排长后，拿着笔记本走进会议室，连长说，这是一个紧急会议：根据上级通知，伊朗巴列维国王派遣他的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访问中国，今晚周总理在前门烤鸭店宴请阿什拉芙公主，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此次阿什拉芙公主访华、周总理宴请属绝密。上级要求我连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于16时前所有执勤兵力到达指定哨位。全连出动，武装执勤兵员53名，便衣执勤兵员68名。路线勤务由我团一营一连保障，我连左翼执勤保障为四连，右翼执勤保障为三连，烤鸭店正前方为二营六连，烤鸭店正后方为三营九连，烤鸭店楼顶为一营机枪连、团部特务连。我连口令为“组织”，回令为“联欢”。与兄弟连队的联络口令为：“军民”回令为:“团结”。正门正哨的信号为：哨兵左转45度右手手臂直立高举，中指指尖与太阳穴平齐，副哨位反之。记号为：武装带左侧弹夹三公分处别一回形针。无线电静默、有线电话关闭，上级所有通知全部由通讯员口传。会议结束后，各排立即进行动员教育，确保首长安全，确保此次执勤任务圆满完成。我团团首长、内卫股参谋已到达前门烤鸭店现场，具体哨位、兵员配置由团内卫股负责分配。 大家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有信心没有？ 有！ 连长动员完毕后，我连立即投入到执勤准备当中。当我拿着记录本找让连长检查签字时，连长说，你去团临时指挥所，担任团首长的通信员。此次任务非常重要，因团首长的指示完全要靠你口头传达，我到达设立在烤鸭店一楼的前线指挥部后，先是跟随团首长和参谋人员现场勘察地形，作警卫部署，后又跟通讯股股长检查停放在烤鸭店楼后的三轮摩托车、自行车。通讯股股长对已在摩托车上就位的驾驶员说，这是担任此次任务发放指令、通知的传令员，他让你往哪里开你就往哪里，可以逆行，但一定要保证安全。说完我随通讯股长回到设在一楼的团部前进指挥部备勤。 17时45分，观察哨报告：总理的车队距被警卫目标地1000米，师首长、团首长立即起立，向门口走去，我紧随团长身后，到达门口一看，设在马路中间的调节哨兵也开始挥动绿色指挥旗帜，多年的警卫工作经验告诉我，这是调节哨兵开始指引车队开道车的前行方向，也就是说，被警卫目标即将接近警卫场地。正在这时，师长对我团团长说，总理车辆在门口停驻，下车后要越过马路牙子才能进入便道再走进店里，立即在马路牙子边上设一个哨兵，在总理下车的第一时间，敬礼搀扶总理上便道，团长看了看了开道车说，调哨兵来不及了，小葛，你立即站在驻车位边上去，我扫视了一下驻车位红线，刚刚调整站姿、正整理服装时，开道车从我眼前飞速而过，随着一阵缓缓的刹车声，总理的黑色红旗牌轿车已停驻在我眼前，紧接着，从副驾驶位上下来一位同志，转身将后座车门打开，总理下车后抬头看了看烤鸭店大门，欲转身向正门走去时，我立即向前迈了一步搀扶总理迈过马路牙子，总理在便道上停下步子，半转身朝我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信步来到烤鸭店内一层过道，迎接随后即到的公主一行。 我立即后退了两步，为公主及随行人员让道，向总理行注目礼。精神饱满的总理，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面庞清癯，略带微笑，当阿什拉芙公主行进到总理面前时，总理示意阿什拉芙公主前行，阿什拉芙公主向总理报以微笑后，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往宴会厅走去，总理及我外交部陪同人员兴致勃勃地在宴会厅就坐。 这是，团长示意我返回前线指挥部，和中央警卫团的便衣警卫及店内保卫人员驻守在一层门庭，并对我说，宴会结束时，你仍站在刚才的位置，搀扶总理下台阶及下便道的马路牙子。我向团长敬礼后答道：“保证完成任务。”宴会结束时，周总理理陪公主及翻译人员来到一层门庭西门口内侧，主宾分列两边，周总理为公主送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总理送走外宾后，转过身来，抬起微弯曲的右臂，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并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当时，我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迅速地向周总理敬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并立即上前做好搀扶总理下台阶的准备，谁知，站在总理边上的一个同志已搀扶着总理，我立即将目光转向站在门庭的团长，团长明白的意图，朝我挥了挥手，意思是说，我已完成任务。我只好目送总理上车。 在接下来的4月30日，巴列维的另一位妹妹法蒂玛公主又紧随其后访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仍然是我团执勤，情况与上次一样，不同的是，当我像上次一样站在总理驻车位旁边，准备搀扶总理上马路牙子时，早已等候在驻车位前边的两位从人民大会堂调来的女服务员接替了我的工作。此刻，我的职责俨然变成了车场哨后。 尽管当时中伊无外交关系，两位公主都受到总理的热情隆重的接待。两位公主成为中伊建交的最早探路者。1971年8月16日，中国与伊朗的代表就在**堡开始建交谈判。中伊发表建交公报，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并“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任命大使”。伊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伊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高层交往形成一个小**。1972年9月18日，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在首相胡韦达陪同下应邀访问中国，董必武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巴列维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几乎全程陪同王后和首相的在华活动。我团分别承担了警卫、路线、驻地等不同的执勤任务。 这个历史瞬间，已过去近50年了，但它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因当时有保密要求，没对他人讲，但我一直引以为荣！每当想起此事时， 就更加怀念他老人家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革命精神！更加怀念他老人家日理万机，亲躬历行，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更加怀念他老人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格魅力！敬爱的周总理啊！我们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曾祥书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国家二级编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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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对父亲的影响 齐忠 小时候我听父亲谈起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那是在文革初期还比较“文”的时候。那天我去父亲的单位找父亲回家吃饭，见父亲和他的战友——我陈叔在办公室里作画、写字。我觉得他们二位看上去比较悠闲，与繁忙的其他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停止了各自原有工作。 父亲和陈叔都是北海舰队转业的。他们的业余爱好，一个是擅长写字，一个是擅长作画。他们俩在那间屋子里大概是反省，或者是让两人接发什么事情，父亲和陈叔有些糊涂，一时没有弄懂为什么要人为地去整曾经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于是父亲和陈叔每天的工作就在一起写字和作画。陈叔画的是周总理，画上的总理面容有些瘦削，但目光炯炯有神。父亲在画上题字：忠心耿耿，不辞辛苦，经营国家，服务人民。见我来了，父亲让我先回家告诉母亲想办法弄两个下酒菜，晚上和陈叔在家里喝点酒。 酒桌上两人不谈工作上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无工作可谈了。喝酒的过程父亲停顿了一下，他好像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就问陈叔是否还记得当年周总理到北海舰队登舰视察的事情。陈叔说，那怎么会忘记呢的，那是我们全舰的光荣，总理在我们官兵心目中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然后陈叔又说，那天你真有福气受到了总理的赏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总理见你戴着近视镜，问道：“你是知识分子？”你答说：“是自务的。”总理笑着说：“起码也算半个知识分子嘛！”父亲高兴地说，当时我的眼镜让我跟总理有了说话的机会，总理说话既优雅又风趣，原有的紧张顿时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陈叔说，这就叫平易近人，这就叫人格的魅力。父亲说，是啊，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位好总理，你想不佩服他都不行，你想不跟随他的足迹都不行，这是国家的风范，民族的榜样，我们怎能不爱戴他呢？ 后来一次我听母亲说，在北大荒的时候正赶三年自然灾害，姐姐问父亲，粮仓里的粮食满满的，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出来吃呢？父亲说，那是国家的，粮仓里的每一粒粮食都归国家调拨，未经国家批准，无论我们饿到什么程度，也不能拿那里的一粒米、一粒豆。我们要向周总理学习，总理也在挨饿，他与百姓同甘共苦，心里想着国家的困难，只有国家好了，我们才会好起来。姐姐明白了，就去大田里捡拾大豆，一下午的时间，姐姐一共捡了十三粒黄豆粒，回到家里放在火炉盖上面烤，恰好父亲下班回来赶上了，他从炉盖捏起一粒看了好半天才放到嘴里咀嚼，久久不咽下去，他大概觉得太香了，舍不得咽到肚子里。 1968年父亲被打成了“现行反苦命”。我不懂“现行反革命”是一种什么含意，但我知道那是不得了的大事，为这，大我六岁的姐姐趴在床上呜呜地哭了好半天，一周之后她便插队离开了家里。接着是父亲被送到“江头苗圃”劳动改造去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对我说，去你爸送点钱、粮票和换洗的衣服。父亲爱干净，不管衣服怎样破旧，着装总是整洁的，就连那双穿了多年的皮鞋也保持了很好的光泽。父亲爱看书，床头常常放着书籍。也许周总理那句“起码也算半个知识分子嘛”的话让他铭记在心间，时刻激励自己永远不忘记学习。 父亲**之后没多久，就下放了，除了姐姐我们都搬到了拉南村。父亲的“官衔”是大队长。他担任新职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测量土地，了解农田情况，同时也对山林进行勘察，为了保护好山林，教育社员不滥砍山林，保持好山林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为了让农民富裕，鼓励各家自留尽可能地种谷子，既解决了生产队牲口饲料不外购的问题，又能让老百姓有一些收入。那一年年终分红时，一个工合1.2元。拿到分红钱，社员有买自行车的，有买缝纫机的，还有买收音机的，老百姓真是乐疯了，因为父亲做了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当然也有人担心会出事，父亲说，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个人的事情不算什么，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才是大事，用周总理的话讲，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三年的农村生活扎扎实实地过去了，父亲下放劳动结束了，带着家人搬到山沟里的一所林场，是新开发的林场，偏僻且又交通不便。后来我当兵走了。几年之后我探家，听母亲说，林场有一批就业指标，你二弟没贪上，不是不合乎条件，而父亲没让他就业，指标分给了比较困难的家庭子女。我想父亲真是老革命，尽然革命到儿子的头上了，弟弟就业是件大事，关系他今后的生存与生活，评什么剥夺二弟的工作权力。我探家结束的那天，我写了一封长信放到父亲的书柜里，信中言辞很激烈，当然我是想用年轻人的思想驳倒父亲。后来在部队上我接到父亲的回信，信上说：儿子，你想的只是自己的家庭，我想的是整个林场的家庭，我没有剥夺你弟弟就业的权力，只是不让他跟别的家庭抢就业指标，先人后己，我可以让他先就业，但我不能违心地使用我手中的权力，因为权力不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活在世上一天， 甭想改变的想法，为人民服务不是说给别人看的，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然，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入死地打天下，就失去了我们当初奋斗的意义。后来二弟就业了，是我们国家弟一批合同制工人。后来随着岁月的积累，我理解了父亲，也暗自下决心，把“人”字的一撇一捺写好，做一个有支撑的人。 1976年1月8日，当知道周总理逝世时，父亲的眼泪流成了河。那一阵子，他常常是一个人面对周总理的遗像发呆，他看上去很孤独，整天不言不语的，连他抽烟的嗜好也戒掉了，没人知道人他想什么。1977年底我再次回家，发现父亲的写字台上靠墙立着一个相框，相框里镶嵌的是周总理的照片，那相框是新的，周总理的照片裱在宣纸上，相片上方的留白处，父亲用毛笔写下了醒目而清秀的七个字：沉思中的周恩来。我非常喜爱这幅作品，认真端详了许久许久，眼泪在不知不觉中流出来，因为相片底部的留白处，父亲还写了一行字： “人民公仆，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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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总理。 缅怀周总理 张洪兵 松风长空悼总理， 百年英华屹山颠。 巍巍山魂荡寰宇， 涓涓清流芳世间。 日光表公中华志， 月华慰汝乾坤宁。 绿树成荫应含笑， 鲜花朵朵敬英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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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樟树下 王建成 虬枝苍劲，冠如伞盖，挺拔雄伟。清风吹过，飒飒作响，如遥远年代的回声，如战场上的金戈铁马。 闽北光泽县镇岭北溪旁的这棵老樟树，三人合抱粗细，高约30米，树冠径幅约25米，孤零零地屹立在这里千百年。树身上一圈圈年轮，斑驳苍痕的树皮记录了它不平凡的岁月。如一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见证着这块土地上兴衰的历史。树下北溪的河水日夜奔流，似在充满**地向人们叙说当年那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故事。 据光泽县党史资料记载，1962年初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午餐期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福建厅看望代表，恰好坐在当时的光泽县委书记段政和县长王起才身边。总理问：“你们是从那里来的？”“我们是从光泽县来的”。“光泽……”总理沉思一下说“哦，我曾经到过那里，记得县城浮桥边上有一棵老樟树，现在还在吗？”“在，在，只是浮桥大跃进时拆除了，上游建起了大桥！”光泽县委书记和县长激动地回答。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革命经历丰富，一生到过无数地方，没想到时隔30年对光泽这样一个小地方普通浮桥的老樟树却这样记忆犹深，让在场的人感佩不已。 镇岭浮桥位于城边，原来是一个渡口，北溪在这里环绕而过。河面是由一条条木船用铁链连接，上面铺上宽厚木板的浮桥，长约百米。两头铁链固定在石桩上，平时人们从上面来来往往，涨大水时一头铁链松开，让浮桥只靠一边岸，以减轻洪水冲击。桥头东北面的这棵老樟树下，过往人等渡、休憩，小贩们摆摊招呼过往人…… 光泽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中央苏区县之一，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等领导的闽北革命斗争以这里为基点，粉碎了**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并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红色革命形势受到了中央苏区领导的肯定。1933年5月初，负责中央苏区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视察光泽、邵武、金溪、资溪一带工作时到过这里。人们依稀可以想象当时年轻的周恩来蓄着黑胡子，一身灰布军装，头戴红星八角帽，身背大斗笠，在当地同志和警卫人员的陪同下，风尘朴朴地走过浮桥，来到这老樟树下坐下休息，与这里的群众亲切地攀谈，谈笑风生，其情融融。最后他站起身，手扶树干，遥望远方，思索着整个苏区的革命斗争计划，描绘中国革命胜利的未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棵老樟树后来也许被**反动派极端地仇视，看这树干上刀砍火烧，剥皮剜心的伤痕。树身上伤痕累累，断茎洞孔随处可见。老樟树也许是在艰难的岁月中经历痛苦，倍受折磨。挣扎，抗争，也曾一度奄奄一息。**反动派也许还曾将赤卫队员和同情革命的群众押在这里鞭打，要他们招认红军到哪里去了。在那黑暗的年代，这一带人们被抓、被杀，搞得日渐萧条，人烟稀少。烈士的鲜血浇灌树下的土地，唤醒了人民，更增加了对敌人的仇恨。也许多少人会在月暗星稀的夜晚偷偷来到这老樟树下，祭祀牺牲的革命先烈，祈祷革命的胜利。老樟树也没有被吓倒，在抗争中更加巍然挺立，漠视凶殘，漠视风雨，坚定的信念让它和这里的人们一样相信终有一天革命会成功，这块土地一定会繁花似锦，蓬勃生机。 “雄鸡一唱天下白”。这里的人们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老樟树焕发新生，多少年冷枯的枝干都爆出了新绿，更加郁郁苍苍，昂然挺立。当年这四野肃杀的地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新月异，人们以总理到过这里为自豪，化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美丽的家园。80多年过去的今天，这里工厂四起，高楼林立，商贸发达，道路宽阔，人车川流不息，一幅繁荣昌盛的景象，成为光泽县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片区。树下北溪河面上的浮桥早已拆掉，建起了水泥大桥。到八十年代又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为双行公路大桥。老樟树也作为名贵古木，列入县政府名木古树保护范畴，写入光泽党史资料，作为红色革命教育的景点。 历史的硝烟慢慢散去，血红的记忆如天边的霞光熠熠闪亮，如烟的往事不会因年代的久远而忘却。先辈们用血浇灌的这棵老樟树，更加郁郁葱葱，枝叶茂盛，成为激励光泽人民建设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信念。 在建党95周年的今天，多少人来到这里瞻仰老樟树的风采，缅怀周恩来同志等革命先辈当年的革命斗争经历，追思无数革命先烈为新中国诞生，为光泽人民的翻身解放所创下的丰功伟绩。不禁浮想联翩，油然而升起一种崇敬。 老樟树巍然耸立，树下的北溪河水日夜潺潺流淌。似在告诫人们今天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不要忘记过去，要珍惜现在，建设我们美好的未来。让人民美好幸福的生活，让光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来告慰为光泽解放而奋斗的无数革命前辈和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无数英烈…… 王建成，男，1959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光泽县，淮安区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民间文学交流中心副秘书长、福建省民俗学会会员、南平市四届政协文史研究员，福建省光泽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光泽县文联副主席、光泽县医院党支部常务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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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事公办 ———读周恩来推荐“本家兄弟”到淮安工作的一封信 秦九凤 2017年4月1日上午，名城扬州游人如织。在古城最负盛名的古街道东关街的一寓，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正忙着茶具的洗涤和茶道的表演。其心情表现得特别开朗和舒畅。这位老人名叫周年庆。按照事先约定，这天淮安周恩来纪念地的有关领导将登门拜访，向他征集和借展一件70年前的文物———开国总理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这也是笔者多年努力的结果。待淮安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副局长兼周恩来纪念馆馆长陈明等到了之后，周年庆便迫不及待地一边为客人倒茶，一边将自己已珍藏三代人达70余年、由伟人周恩来生前亲笔书写的一封书信拿了出来。 这封信用的是旧时印有竖线红条纹的常用信纸，已用塑料纸包得严严实实，共两页。信虽收藏多年，纸面发黄缩短，还有微量破损甚至虫蛀小洞，但由于周恩来是毛笔书写，所以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基本上能辨认清楚。信的全文如下： 鼎、恢、氓诸兄： 本家兄弟周耀庭因在扬无法生活，两次来宁要求入我区工作。我因其曾为乡村高小教员，加以训练或有可以效力之处，特为介绍，希予接洽。见后乞诸兄勿稍存客气，公事公办。倘耀庭思想言行无进步可能，千万勿使之滥竽充数，直言告之无隐。倘其才志犹可造就，亦乞予以群众教育，使其改变观念，重视劳动，然后方能为童子师也。春间曾介绍舍弟润民前来工作，不知有无进步。如其志趣与我们距离太远，亦望予以学习机会，切勿客气不说，给人们以不良影响。万一留在我方，竟成累赘，亦不妨告其退出，免误我方工作也。专曰。祝好！ 弟 周恩来拜九·八 这是周恩来的一封推荐他的亲属到淮安解放区工作的介绍信。言辞恳切，又绝无一点私心徇情之意，即便今人读了，也是一篇遵纪守法的公道信。 信的抬头三人中，“鼎”是指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军区司令员的张鼎丞同志；“恢”是指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邓子恢同志；而“氓”则是指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同志。信中说的“耀庭”则是周恩来的“本家弟”周恩灿，耀庭是恩灿的字。 周恩灿和周恩来为同一高祖笑岩公之后，也就是说，周恩来的曾祖周光勳和周恩灿的曾祖周光焘系亲兄弟俩。正是这两兄弟于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从浙江绍兴迁居江苏淮安，并以260两白银买下驸马巷原住户胡干臣的一处居所，从而定居淮安。 周家定居淮安后是伴随着清王朝的衰退而败落的。更准确地说，周氏在淮安的家更像一个驿站，周家稍有出息的人都纷纷外出谋生，到淮安的家只是歇歇脚而已。周恩灿的父亲周贻宽早就到南京谋差做事了，因此，周恩灿是1901年在南京出生的。那时医疗卫生条件差，婴幼儿成活率很低，家里人怕他长不大，就在周恩灿出生100天的时候，让他穿上山东人家一个孩子的老蓝布棉袄。因此，人们就叫他小侉子，小侉子也就成了他的乳名。在他长到5岁时，也就是1906年，他的祖父周骏发在淮安驸马巷过世，按封建的儒家规矩，5岁的周恩灿便随父亲周贻宽回淮安守孝，直到12岁时才离开。 周恩灿在淮安期间的前两年，周恩来还在清河未归。1908年夏天和年底，周恩来先后痛失生母和嗣母，被迫带着两个更幼小的弟弟返回淮城驸马巷，于是就和周恩灿有了许多接触。他们经常在一起戏耍，一起上学读书。在周恩来故居所藏一份周恩灿的笔录上，周恩灿回忆说：“七哥（指周恩来）特别爱读书。他在为母亲守孝时，还手捧书本在油灯下看。”周恩来后来在他的作文或日记中提到的“侉哥”、“侉弟”也就是指的周恩灿。周贻宽为父亲守孝期满后带着儿子周恩灿先是返回南京，后来又北迁扬州，在扬州找到了一份管钱粮税务的活，当上了一名会计，从此在扬州安家落户。那时亲戚朋友以至家族兄弟之中都很讲究门当户对的，周贻宽的会计身份和当时周恩来父亲周贻能的小职员身份不相上下，所以周贻能无论是南来还是北往，路过扬州总会弯到周贻宽的住地，住上三五天。这兄弟俩既谈国事，也谈家事。他们喝绍兴黄酒，品淮扬美食。也就是说，尽管在家族谱系中，他们是远支兄弟，但这两家的关系却相处的很亲近、很亲热。 周恩灿这房头的人丁不如周恩来这一支兴旺。从曾祖周光焘之后，一直单传：周骏发、周贻宽、周恩灿、周庆荣、周年庆已经整整五代了，全是单传。到解放前夕，周恩灿因没读多少书，只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员，仅能混口饭吃而已。谁知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无穷灾难。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了，谁还顾得上子女的上学念书呢？特别是蒋介石统治的民国后期，物价飞涨，兵匪一家，祸乱不断。致使周恩灿一家几乎天天都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万般无奈之下，周恩灿想到了跟着蒋介石从重庆到南京的七哥周恩来，遂买了轮船票，从扬州两次赶去南京，找到梅园新村，期望七哥能给他在老家淮安找一份工作，好有口饭吃。 时淮安为我华中地区首府，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等重要机构均秘密设于淮安，领导着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解放区合并起来的苏皖边区政府等。周恩来的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周恩灿写的。 周恩来是1946年5月3日乘马歇尔提供的飞机由重庆飞抵南京的。是年11月中旬，由于蒋介石召开由他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从而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周恩来等于11月19日从南京飞返延安。也就是说，周恩来率中共和谈代表团到南京后只呆了半年多点时间，这个时间段是1946年的5月到11月，那么这封信所署日期只能是1946年的“九月八日”，而不可能是其他年份。 周年庆告诉笔者，他祖父当时还是想去淮安的。后因兵荒马乱，他的奶奶担心着爷爷和全家人的安全，所以，“我爷爷就没去淮安，从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国民党军队就是那年9月进攻解放区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国民党部队打到我们那里之前，先是派飞机侦察、轰炸，一队队解放军队伍由西南往东北撤离，听到飞机那隆隆的马达声时，解放军指战员们纷纷卧倒在地，并把我们刚收割的黄豆往头上、身上盖，以进行伪装和掩护。周恩来写信的9月8日那天是白露，而当年9月23日那天是秋分。“秋分”一过，我们那里就收豆子了。也就是说，在周恩来写信后仅仅头二十天，国民党部队就打到淮安了。周恩灿即便拿着周恩来的信到淮安，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军区、苏皖边区政府等机关也已撤离了，也找不到人了。而且，当时怀揣周恩来的亲笔信出行也绝无生命安全可言。因此，周恩灿虽拿到七哥周恩来的介绍信而他的妻子马菊英却不让他去淮安解放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贵的是，周恩灿收藏了这封信，这一保存就是三代人、70年，真正是一大奇迹。 信中，周恩来还曾提到他的一个舍弟“周润民”。其实，这个“舍弟”就是周恩霔，字润民。周恩霔和周恩来为同一曾祖下的本家兄弟。周恩霔的父亲就是周恩来的二伯父周龢鼐。周龢鼐是清光绪甲午科（公元1894年）举人。周恩霔由周恩来介绍来到苏北解放区后，被苏皖边区政府安排做司法工作（一说文化工作）。据说后来他怕苦返回了上海家中。这封信的内容，更是让人感到伟人周恩来那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对亲属无比关心的赤诚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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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访桃花垠 陆春桂 春风杨柳万千枝， 嫩若金黄软似丝。 湖畔顺寻诗画境， 抚肩弄影惹相思。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 孙应考 开国元勋镇国魂， 古今中外呼完人。 英雄造世丹心献， 崛起中华颂大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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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柞水老中医 徐祯霞 大约半个多世纪前，山城柞水有一个接骨医生，名叫王家成，因其擅长草药接骨而美名盛传，远近的人不小心骨折了都会来请他医治。 王家成一生颠沛流离，四处奔走，在战争年月，为战士和伤员看过伤，解放后，在我的老家下梁镇，也就是原来的西川乡马坪村落户，做了一名赤脚医生。因其无儿无女，便住在生产队的公房里，过着行医的生活，虽然生活无着无落，但因其医术精湛，博得响名。王家成个小，面黑，虽然其貌不扬，但古道热肠，心地善良，颇得众望。 因王家成医名在外，1971年中央召开全国医药工作者会议，经过层层选拔，赤脚医生王家成获选，入京参会。这次入京开会，于王家成来说，是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大事。自己这一生，连陕西都没有走出去过，现在要去首都北京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会，还能见到伟大的周恩来总理，这是一种怎样的殊荣呀，这个干瘦的老头又惊又喜，战战兢兢，生怕有负总理的厚望。 王家成坐着火车一路颠颠簸簸，经过一天一夜来到北京。初到北京的王家成，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不知道该怎么坐车，不知道该怎么走路，幸好有工作人员陪同，要不然，他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更甭说中南海了。 这一天是1971年2月17日，下午3点40，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室里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4位赤脚医生，他们均是各省的名医，医术医德都非常让人推崇。总理想和他们探讨全国医药行业的情况，尤其是最基层的医药环境是什么样子，老百姓生了病有没有人救治、怎么救治，赤脚医生都能覆盖到什么程度？总理为老百姓可谓鞠躬尽瘁，操碎了心！ 这次会面对于这些赤脚医生来说，是人生中最庄重最隆重的一件大事，个个都很激动，情绪高涨。 王家成和其他人一样，又紧张又兴奋，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到来。那一刻，空气就像凝滞了一样，会议室里安静得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 一阵朗朗的笑声传来：“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最近工作一直忙，没顾上见大家。”笑声未结束，周总理就走进了会议室。他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走进会议室中央，微笑并和蔼地同大家打招呼。见到周总理这么亲切，王家成突然不紧张了，原来总理和大家一样，平易近人，就像自己常常见着的熟人和邻居。 总理向众人环视了一眼，说：“想见见你们，主要还是想跟你们了解和探讨一下全国医疗行业的情况！”说完，他冲大伙笑笑，然后看了着名单，对一个叫青翁的赤脚医生说：“你会汉语？”青翁回答说：“会一点！”总理又问：“你是云南的？”答曰：“是。”总理又问了他们那儿公社和生产队的情况，问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医疗和教育情况，最后总理又问：“你们五九年就办了卫生室，是医生教的，还是自学的？药品从哪里来？”翁青说：“我跟人学了二十多天，后来**来了，我就跟**学了！”总理好奇地问：“你哪时多大？”翁青说：“十七八岁！”总理欣赏地看了看他，说：“好样的！” 问完了青翁，总理向人群中扫了一圈说：“王家成，陕西的中草药医生王家成在哪？”王家成赶忙应着说：“总理，我在这儿！” 总理朝他所在的方向走了过来，说：“你就是王家成呀！”向他伸出了手。王家成看着总理，将自己的手使劲地搓了搓，才伸出来，他害怕自己粗糙的手硌着了总理。总理见状，和蔼地笑了。 此时此刻的王家成，像是在梦中一样。他是一个乡村赤脚医生，多少年一直生活在秦岭大山中的柞水，连西安都很少去，没想到能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并且总理那双经常批阅公文的手能和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既兴奋，又百感交集。这一刻，是他从医几十年最大的光荣。 总理亲切地看着这个清瘦的老人，问：“你是草医，懂得接骨？”王家成小心地说：“嗯，是，用手法复位，上小夹板，用草药敷！”总理又问了王家成所在的生产大队的人口、生产生活和自然条件，继而又问：“你们专管骨科的医生有几个，会不会接生？”当时医疗条件差，妇女生产是农村中最危险的一件事。王家成说：“有三个赤脚医生，一个帮我接骨，一个到公社制药，一个女的正在学接生！”总理放心地点了点头，又接着说：“你还**弟，不保守，开通，这是对的。”看着他脖子上拳头大的包，总理怜惜地说：“你到前面来坐，你脖子上长了什么(指甲状腺肿瘤)？是否与水土有关，是不是缺碘？”用手指了指卫生部门的同志说：“看，你们就不为他服务。”又关切地问：“你们那里这种病多吗？”王家成说：“以前多，现在吃碘盐好多了！” 接着，王家成向总理汇报了他接骨和传授技术的情况。听完他的汇报，总理说：“展览会上有你的方子和草药吗？”王家成说：“有！”总理问：“那你接骨多少天可以好？”王家成不假思索地说：“一般一个月，年轻人更容易些，少数只一个礼拜。”总理又问：“小队给你记工分吗？”王家成说：“每天10分。”总理说：“你收入不多嘛，有没有零花钱？”王家成说：“没有，困难时国家有些补助，每季十多元，买点布做衣服穿！”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听听，比淮河流域的还苦。” 总理又问了其他一些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和当地的生产生活情况。问完后，总理对赤脚医生们说：“你们对卫生部还有什么要求和批评，只管说，今天是开门整风，从国务院起都可以批评。今天来了14位赤脚医生，还有15个省市未来！”总理一一回忆了这15个省市，然后说：“《报告》的时间拖长些，总要像个样子，再推荐到主席那里去。”总理对大家说：“今天你们14位赤脚医生各有长处，两三年后再见。你们还要不断努力，不要独善其身，共产党员要推广先进，学的东西要推广到公社、县，不要把话说绝对了，病的治法，总有两种可能，一种治好，一种治不好，治好了也不一定是根治，像开刀，有时也有后遗。医疗总是不如预防，预防可以避免，有生命力总是预防为好，人体也是有抵抗力的，但人的自然衰老就不行。运动、空气、营养，其中运动最重要。主席思想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要话说满了。但是你们要下决心去学、去摸，赤脚医生还要进修嘛！这次只见到你们14位，还有其它省份的赤脚医生没在，请你们向他们致意，下次有发展就都请来，也许有个别要淘汰，希望你们要前进。” 总理顿了顿，又说：“你们(指赤脚医生)不要改行，现在就声明，不要下次找不到你们了。青年人可贵，过去叫后生可畏。我们在主席思想的培养下，应该希望人家好，别人比自己更好，要成为模范。你们要把弟弟妹妹教好！” 赤脚医生见总理有些累了，都请总理休息，并纷纷激动地表示，要听毛主席话，以实际行动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要为贫下中农服务，干一辈子赤脚医生。 总理表态说：“给**的药一定要送到，你们还缺哪些药品，向卫生部提出来。你们要一辈子跟毛主席干革命！”格桑、陈士荣、王家成等赤脚医生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最后，总理说：“你们要先抓典型，七一年的要好好抓，先抓三分之一，这是很大的工程，不要掉以轻心。我们相信，毛主席的伟大思想一定要实现，我们相信在你们及青年人身上可以实现！”说完，总理一一和大家握手。所有赤脚医生起立热烈地鼓掌，掌声久久地在空气中回荡，也久久地回荡在王家成的心中。 也就是这一次，王家成的大脖子病在总理的悉心安排下得到了切除。多少年长在身上的肿瘤终于摘掉了，他怀着感恩的心回到了柞水，一直记着周恩来总理的话，用自己的医术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3年后，王家成参加全国四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这一次，除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王家成还被接进中南海，为总理调治右臂损伤，终因受伤时间太久，无法恢复。 后来，王家成又参加全国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再一次受到总理接见。 王家成的一生，因为医术上的成就，三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这于一个无儿无女的乡村赤脚医生来说，简直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和荣耀。正是基于这种精神上的动力，王家成一直在医药行业不断地探索。 后来柞水成立了中医院，王家成受聘于中医院骨科，开展中草药骨科门诊。他在中医院期间，研发了龙藤须散片和马铜砖片，获得全国科技大会嘉奖，他研发治疗风湿的盘龙七片和药酒，名扬海内外，而且成了柞水的龙头企业，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一个乡村赤脚医生，因总理的关怀，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发挥自己的全部潜能，成了一个造福一方的智者。现在，人们谈到盘龙七药业的时候，就会想到王家成，想到王家成，就会想到一心一意为全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周恩来总理。 1985年，78岁高龄的王家成去世了，但是他和周恩来总理的故事一直在柞水民间流传着。现在，在盘龙七医药业公司，还存有王家成在北京受到周总理接见的照片。这个故事让一代一代的柞水人铭记着周总理的关怀，从而激励我们更加发奋图强，努力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 |
昭阳千垛 发表于 2017-11-17 19:16 此处应该有回复耶！   |
昭阳千垛 发表于 2017-11-20 20:19 周恩来与柞水老中医 徐祯霞（陕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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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 山 寻 踪 海 笑 从京都去岚山时，我希望有蒙蒙浓雾，潇潇细雨，让我们在两岸苍松劲立、樱花盛开的保津川泛舟游览。等到雾消、雨停、天霁，看一线阳光穿出云层，便弃舟登岸，沿着周恩来同志当年的足迹，到岚山尽处，攀上高山，捧一掬碧绿的泉水，洗尽灰尘，整一整衣冠，远望京都，远望西方，远望祖国。 车过渡月桥，进人岚山。我们去寻觅六十余年前一个翩翩少年留下的足迹。 沿着石阶而上，又步上一条黄沙泥路。我低着头，一步一步缓缓而行，故意落在严文井、茹志鹃和其他同志的身后。我细细寻，慢慢找，明显的足迹固然不易寻找，连模糊的足迹也很难发现。然而，我坚信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一个满怀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之心的青年，的确曾在这条路上匆匆走过，不，或许是从容踱步，低头徘徊，眺望思索吧!几十年的风雨虽然荡涤了所有的足迹，但是却无法洗尽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现在，我似乎听到了那铿锵有力的吟诵声。“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几年前，大概还是诚惶诚恐的年代吧，我曾听到这样一则消息：周总理很想有机会去日本访问，作一次旧地重游。这不算一个什么奢望，尤其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然而竟没有能实现。现在，我一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隐隐作痛，除了甜，其他酸、苦、涩、辣的滋味儿都一齐涌入心窝。 我稍稍加快了脚步想跟上同伴。不过，不管多么快，我们也是来晚了，六月中旬还能再看到那“淡红娇嫩，惹得心醉”的樱花么!然而，我们又来得太早了，晌午时分，烈日当空，又怎能看到“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呢!我有点恍惚，有点惆怅。 前面一片浓荫，叶绿如洗，人们都像被磁石吸引着向那儿走去，是发现了一泓泉水，还是发现了一株又开的樱花？我赶过去一看，原来在那万绿丛中的一块草坪上，有一个垒起的石台，在石台上立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镌刻着廖承志同志书写的周总理《雨中岚山》的一首诗。我仔细端详，看了一遍又一遍，感到欣慰，感到骄傲，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这才是“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石碑，不算太高，约莫六尺上下；也不算太长，约莫一丈左右。然而，我却觉得它巍巍而立，直插云霄；其大无比，如鲲鹏展翅。莫非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造成的第六感觉! 啊，我忽然明白，自己终于找到了周总理在日本岚山留下的足迹，这足迹是那么巨大，那么清晰，那么深刻。风雨无情，也只能为其洗尘，而不能将其磨灭；历史有知，正公平地给每个人作出真正的结论。既然我能在这儿找到这伟人的足迹，又何愁在地球的其他地方找不到他留下的足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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