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小记

东方红

蹉跎小记
许文金

今年10月3日，是周家骐老师80寿诞。我总觉得要写些什么，以表积压多年的夙愿。
1962年中考后，我考入原淮安县中学，分在高一丙班。开学第一天，教室里走来一位帅哥，二十七八年纪，血气方刚。他向同学们打了个手势，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是你们的代数课任老师，也是你们的班主任。以后，我将和你们一起共度美好时光。我叫……”一边说，一边用粉笔在黒板正中郑重地写上“周家骐”三个字。字也如其人，一撇一横，多少有点柳公权的味道。
我在班上可以称得上是个学霸级的人物：主科各门成绩都在90分以上。成绩报告书上，我的代数成绩在99分左右；俄语压根儿就没考过96分以下，学校广播经常播送我的小文章，学校板报上也常常出现我的习作。能和我比肩的除了几个男生外，居然还有一名女生！她人长得标致，是属于班花、校花级的，叫余振仪。我一直在暗中同她pk，大家似乎也一样。周老师的手风琴弹得忒好，我们班的文体活动因此而风生水起，整个班级充溢着一股生龙活虎、积极向上的氛围。
196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年迈的父亲步行了60多里地从家中走来。老人家见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乖！你的书不能再念了。家里太穷！我已经给你物色个媳妇，还是回家结婚苦工分吧！”我哇地一声哭了！那是个不眠之夜！父亲劝了我一夜，但说什么我也没同意辍学。第二天，父亲无奈地，悻悻地走了！望着老父那佝偻的背影，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往下流。
后来周老师发现我红肿的眼，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便如实相告。他安慰我说：“鉴于你的成绩和家庭困难，我已经努力提高了你的助学金。每月五元，这是烈属子女才能享有的待遇啊！”因为有了这每月五元的助学金，再加上每月从家里带来16斤玉米面，一个月七元二毛的伙食费就不用愁了！
当年我们那个队真穷，一个强劳力死撑活捱一年苦下来也挣不到一百元，口粮也就两百斤左右！其实，我也在努力养活自己。每逢假期，我或选择下地干农活挣工分，或者选择到灌溉渠养路段拖大磙挣8毛钱一天的工钱。好在生产队干部还眷顾着我。放寒假时，他们会安排我帮会计结算劳力工分；放暑假时，更会安排我“看青”。这样，不费体力照样挣到强劳力工分。而更为幸运的是，每逢暑假，周老师也会安排我和别的班级的一两个学生护校。这样，除了每天可以到学校伙房吃饭不掏钱以外，还可以获得8毛钱一天的补助。那时候，每学期的“学关钱”总在30元到36元不等。可我也常常拿不出！多亏了周老师，专门请示了吴希侨校长；老校长总是慷慨，动辄给我减免一半或大半。
高三下学期，周老师被遴选去南京进修。接替他的班主任是周总理的侄子周尔辉老师。其实我们丙班的同学都很争气，也用不着老师操心。再加上班长赵怀寿同学“主政”有方，班风纯正，大家你追我赶，蔚成风气。不幸的是：1965年的那场高考，我们班百分之七八十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是同届中高考入围最多的班级；可我，居然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原因是有人给我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说我有所谓“新华党”的嫌疑！
后来，县公安局一位姓张的股长同我见了面，澄清了事实。他也为我惋惜，但为时已晚！1966年，我虽报名再次参加高考，并且领了《准考证》，甚至还获得免试政治和俄语的“优待”，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的大学梦又成了一枕黄粱！
不久，社教队入驻我们公社。是唐团长接纳了我。并在我老父的面前承诺说：“老人家，我要把你的公子带走，准备当公社一级的年轻干部培养。”可是，中央又下发红头文件了，称社教队执行的是王光美路线，立刻叫停。唐团长们也算给老父一个“交代”吧：他们撤走前，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推举我担任公社文革主任。其时公社两套班子早已瘫痪；我一个初生牛犊，倒挑起了大梁！可好景不长，又有人翻我所谓“新华党”的“旧案”，费尽心机地罢了我的“官”！再后来，因为有了公社文革主任一节，又把我划成造反派。一连串的糗事扎堆儿似的向我涌来。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周老师安慰我：“勇敢面对，必须挺住！”终于有一天，我冲破了重重阻碍，做了教书匠。
高考后，我成了周家骐老师的牵挂。他专门看望我，安慰我。在他的感召下，我力求自珍、自强。一边工作，一边函授。之后，我先后担任小学校长、中小学教研员、中学校长，评上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职称。
我有业余写作的爱好，他鼓励我：“人生在世，虽不求扬名立万，但至少要留下一点痕迹。”

昭阳千垛

祝贺此作上榜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