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淮安区报选发《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水神崇拜》等

赵日超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水神崇拜
胡梦飞

　　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我国南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促进沿线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对沿线区域民间尊崇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运河的流经，导致了水神信仰的盛行。水神信仰不但种类众多，而且分布地域广泛，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遍布运河沿线的城镇和乡村。
　　在众多的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的祭祀和崇拜。金龙四大王名谢绪，浙江钱塘县北孝女里（今浙江杭州良渚镇安溪）人，隐居在安溪下溪湾。因其排行第四，读书于金龙山，故称金龙四大王。南宋亡，赴水死。明太祖征战吕梁洪时，据说谢绪的英灵曾骑白马率潮水助阵，遂被封为水神。因其具有护漕、捍患的功能，多显灵于漕运和河工危难之时，故不断得到明清官方的加封。景泰七年(1456年)，明朝政府采纳左都御史徐有贞的建议，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派兵部侍郎万恭前往鱼台致祭，正式敕封河神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天启六年(1626年)，册封为“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清朝建立后，继承明朝的传统，将官方和民间对金龙四大王的崇祀推至顶峰。从清顺治三年(1645年)开始，清朝历代皇帝不断给金龙四大王敕加封号。至光绪五年(1879年)，金龙四大王最后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佑国济金龙四大王”，共44字之多。
　　明清国家和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推动，漕军、水手、船工、渔民、商人等社会群体祈祷和祭祀的需求，使得金龙四大王庙宇遍布京杭运河沿线区域各州县的城镇和乡村。有学者统计，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有金龙四大王庙宇150余处之多。淮安下属的清河县因地处黄淮运交汇处，水患极为严重，所以弹丸之地居然有17座金龙四大王庙。扬州的江都、宝应、泰州、东台等地也都有金龙四大王庙的分布。江都金龙四大王庙“在西门外文峰塔湾”。甘泉县金龙四大王庙在东门外黄金坝西岸。泰州金龙四大王庙在北门外西坝口。东台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县治西门外海道口。民国《铜山县志·建置考》记载，在当时的徐州铜山县境内金龙四大王庙就有三处：“一在北门外堤上，一在河东岸，一在房村。”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南，明知县宋伯华建。康熙二十四年，总河靳辅改建于城西南堤上，有敕祭文。”此外，德州、临清、东昌、兖州、嘉兴、杭州等运河沿岸地区都有金龙四大王庙宇的分布。
　　天妃，也称天后、天后圣母，闽、粤、台海一带呼为妈祖，民间俗称海神娘娘。这是我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都崇信的一位女性神灵。天妃名林默，福建莆田湄洲人，相传她不仅能保佑航海捕鱼之人的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娘娘的职能。南宋绍兴年间敕封她为灵惠夫人，后又晋封为灵惠妃。元代因倚重海运，故官方和民间都进一步尊崇此神，极其重视对此神的祭祀。明初郑和下西洋，也极为重视对天妃的崇祀，永乐七年(1409年)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年间先后10余次对其加封，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天后的封号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达64字之多。由此可见，明清官方对天妃的重视。
　　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明清时期的淮安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会处，为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永乐年间京杭运河重新贯通后，淮安因其处于南北咽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漕运兴盛时的淮安：“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车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数量众多的官员、漕军、客商、船工、水手云集淮安，在淮安黄运沿岸建立起众多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祭祀要求，其中就有专门祭祀天妃的祠庙。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记载当时山阳县境内的天后宫在：“城西南隅，宋嘉定间安抚使贾涉建，国朝康熙中漕督施世纶重修。又一庙在察院西，一在新城大北门内。”明代淮安府城天妃庙称灵慈宫，永乐年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在其《敕赐灵慈碑记》中记载：“永乐初，平江伯陈公瑄奉命率舟师，道海运北京，然道险所致无几……遂作祠于淮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盖公素所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于祠下，亦皆响应。守臣以闻，赐祠额曰‘灵慈宫’，命有司岁有春秋祭祀。”清河县天妃庙叫惠济祠，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惠济祠：“在运口，乾隆志云即天妃庙，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年，章圣皇太后水殿渡祠，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乾隆皇帝首次南巡，视察惠济闸和高家堰石堤河工，并瞻谒惠济祠，命重加焕饰。同年六月撰写《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碑文曰：“清江浦之涘，神祠曰惠济，鼎新于雍正二年，灵贶孔时，孚应若响，过祠下者，奠醴荐牢，靡敢弗肃。乾隆十有六年，朕巡省南服，瞻谒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报享。命有司焉鸠工加焕饰焉。”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淮安清口在明清治河理漕中的重要性，才使得清口惠济祠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光绪《盐城县志》记载盐城县天后宫：“在北门外二里，旧志曰天妃庙，万历八年，知县杨瑞云建，国朝乾隆六年重修。”明人胡希舜在其盐城县《重修天妃庙碑记》中记载：“天妃者，海神也，凡濒海郡邑，咸建庙崇祀之。其神最著灵异，郡邑之人有所祈祷于神者，皆应之如响。”由此可见，天妃信仰在黄运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的徐州因黄运交汇，河工频繁，再加上福建商人在此活动，故天妃信仰也很盛行。同治《徐州府志》就记载徐州下辖的沛县竟有天妃行宫十处之多：“一在县治东关护城堤内，一在县东五里射箭台上，一在县东十里，一在县北三里吕母冢，一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刘八店集，一在夏镇新河西岸，一在县西南戚山北，一在县东南十五里，一在县东南三十里里仁集，一在县北三十里庙道口。”宿迁县天妃庙称天后宫，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即福建会馆，在新盛街。”福建会馆里面奉祀天后，由此可见福建商人在明清时期天妃信仰传播中的作用。
　　晏公原本是江西地方性水神，明初因朝廷推崇而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水神。职司平定风浪，保障江海行船，因而在东南沿海和江河湖泊沿岸地区信仰极为盛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晏公的生平事迹：“公姓晏，名戌仔，江西临江府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疾恶如探汤。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无知乎？’其为人敬惮如此。大元初以人才应选入官，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即奄然而逝，从人敛具一如礼。未抵家，里人先见其扬驺导于旷野之间，衣冠如故，咸重称之。月余以死至，且骇且愕，语见之日，即其死之日也。启棺视之，一无所有，盖尸解云。父老知其为神，立庙祀之。有灵显于江河湖海，凡遇风波汹涌，商贾叩投所见，水途安妥，舟航稳载，绳缆坚牢，风恬浪静，所谋顺遂也，皇明洪武初诏封显应平浪侯。”明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记载：“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晏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晏公名戌仔，亦临江府之清江镇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生而疾恶太甚，元初以人才应选，入为文锦局堂长，因疾归，登舟遂奄然而逝，乡人先见其驺从归，一月讣至，开棺无所有，立庙祀之。亦云本朝封平浪侯。”
　　明清时期专门从事漕粮运输的军队被称为漕军，漕军不但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时还要面临漕船沉溺、漕粮漂没的风险。因晏公有保障行船安全的职能，故得到了众多漕运官兵的崇奉。康熙《通州志》记载通州晏公庙在州东关，明万历六年（1578年）建。临清晏公庙有三处，一在会通河闸，一在新闸，一在南板闸。民国《阜宁县新志》记载阜宁县晏公庙在县治射河南岸海墙头，成化间，邑人刘盛与侄刘翰同建。道光《重修仪征县志》记载仪征县晏公庙在巡检司西，洪武间，尚书单安仁建。道光《泰州志》记载泰州晏公庙有四处，一在千户所，一在经武桥，一在荻柴巷，一在北门外新桥。乾隆《镇江府志》记载镇江丹徒县境内晏公庙有三处，一在丹徒镇，明初敕封。一在江滨，一在小沙。嘉庆《直隶太仓州志》记载镇洋县晏公堂“在朝阳门内之西，晏公不传名氏，元时护漕，封平浪侯，漕运官军立祠祈赛”。杭州晏公庙：“在武林门北夹城巷崇果寺内……明洪武初改奉晏公，相传为水神，故军营漕运之所往往立庙。”
　　水利人格神主要指的那些历史上原本是人，但因治水或理漕有功，官方或民间通过敕加封号、修建祠庙、颁发匾额、定期祭祀等方式将其由人升格为神的人格化神灵。漕运和河工在当时可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也使得以祭祀治水名人和名臣为重要内容的水利人格神信仰在运河沿线区域极为盛行。
　　民国《铜山县志·建置考》就记载了当时几处祭祀治水名人和名臣的祠庙。如祭祀上古治水名人大禹的禹王庙：“一在吕梁上洪东岸，明时建，一在十八里屯，清嘉庆二十一年总河黎世序移建于苗家山，额书大王庙。”祭祀明代永乐年间漕运名臣陈瑄的陈恭襄公祠：“在县城东水浒，明平江伯陈瑄治水有功，建祠祀之。”还有祭祀明代吕梁洪工部分司主事费瑄的费公祠：“在吕梁洪下洪，明成化间工部主事费瑄督理洪事，有惠政，洪人立生祠，后登祀典。”祭祀明代总河潘希曾的潘公祠：“在城北四十里境山镇，明嘉靖间总理河道潘希曾，有德政，民立祠祀之。”
　　在官方的敕封下，明清黄运沿岸地区还出现了众多“大王”和“将军”。这些生前多为河臣或河工，因为治水或护漕有功，在死后被官方敕封为“大王”或“将军”，其中以黄大王(河南偃师人黄守才)、朱大王（河道总督朱之锡）、栗大王（河道总督栗毓美）、宋大王（明工部尚书宋礼）、白大王（老人白英）、陈九龙将军、张将军、柳将军等最为有名。
　　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清河县境内有祭祀河南偃师人黄守才的黄大王庙，有祭祀河道总督栗毓美的栗大王庙，有祭祀宿迁人张襄的张将军庙和祭祀参将卢顺的卢将军庙。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在当时的宿迁县境内有张将军庙和镇黄刘王庙，张将军庙：“在治南十里小河口，神名襄，明宏（弘）治间行商至伍家营，为舟子所害，夜托梦于母，明日得其尸，告诸官，置舟子于法后，为河神，有功漕运，明时屡遣官祭，封以显号。至国朝护漕有验，加封护国护漕勇南王。”镇黄刘王庙：“在西堤上，祀桃源刘真君，敕封静水王，祷雨辄应，同治十三年重修。”
　　随着晚清时期运河的淤塞和漕运的废止，以前盛行于运河沿线区域的各种水神信仰逐渐消亡和没落，其祠庙也大多湮废无闻。以唯物、科学的观点来看，水神信仰在现代社会也许没有太大意义，但在当时却对明清国家的治河理漕活动和沿岸民众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近年来京杭大运河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社会各界对民俗文化的普遍重视，对其开展相关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水神信仰及其祠庙作为运河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定将在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明清总督漕运部院建筑群遗址
李 诚  王锡民

　　2002年8月上旬，在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扬州博物馆考古专家的指导下，江苏淮安楚州博物馆对围墙巷建筑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
　　自隋代开凿大运河以来，历唐、宋、元、明、清，大运河一直是国家经济的命脉。而京杭运河上惟一一处统管全国漕运的官署便设在江苏的淮安。1762年乾隆皇帝南巡途径淮安时，为勉励时任统管全国漕运的总督杨锡发，特赐诗一首，此诗被后人摩刻勒石成碑，现仍完好地保存在淮安，而当时的总督漕运部院，随着岁月的更迭和战火的洗劫，其恢宏的建筑早已不复存在，遗址也逐渐被湮埋在地下。
　　据明天启《淮安府志》和清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记载，明清漕运总督署南临北宋镇淮楼，北依明清淮安府署，雄踞淮安府中心，依中轴线设大门、二门、大堂、大观楼、淮河节楼、后院等；东侧有官厅、书吏办公处、东林书屋、正值堂、水土祠、一览亭等；西侧有官厅、百录堂、师竹斋、来鹤轩等；在大门外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牌坊，大门对面有照壁，大门前还有元代从波斯国运来的青石狮子一对。从遗址已经暴露的情况来看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
　　发掘范围以总督漕运署的大堂为中心，采用按建筑分区揭露的方法，发掘面积5000余平方米，发掘深度0.5-1.2米，揭露至明代文化层。总督漕运署的大堂坐北朝南，墙基尚存，东西长28.8米、南北宽22.8米，五开间五进，用青砖平叠砌成地坪，地坪上有覆盆式柱础34个，除个别位置略有移动外，大部分保持原位，柱础直径通常0.7米、最大的为1.1米，自西向东为7、6、4、4、6、7式分布，自南向北为6、6、6、2、4、4、6式分布，根据柱础的排列推测大堂应为硬山式建筑，外有廊；大堂每间的宽度不等，从东至西依次为3.7、3.3、3.3、3.3、3.15、4.4米，中堂距南墙约11米处，有一东西长约6米的"工"字墙。大堂外为一低于大堂地坪约0.15米的敷砖平台，东西长21.2、南北宽8.8米，平台南为立砖砌成的道路，道路呈中高边低，路面微拱，长约54米，两侧有宽0.32米的条石铺垫，从北向南还各有4块边长为0.38米的方形青石，分别以2.3米的间距排列，道路东侧北端的条石上，有直径为0.075米的插孔3个，可能为插旗之用。道路两旁系青砖平铺的地面建筑遗迹。
　　大堂前的二门、大堂后的二堂鹤大观楼也进行了清理。二门的石门墩、石柱等基本在原位，门两侧还有石灯；二堂因多次扰乱，布局较零乱，对其具体的建筑情况不甚明了；大观楼基址东西长26.9米、南北宽25.6米，分为南北两进，进深分别为10.39米和10.8米，大观楼的柱础在墙体内石砖砌台基，用立砖叠砌，直径为1.4-1.9米不等，有的内有残留的木柱；而墙角和地坪上则为石柱础，下方上圆，边长0.8米，共发现7块，出土时大多移位。
　　另外，在大堂东南40米处，发现大型水井一口，井口距地表约1米、最大直径3.2米、深约12米，用青砖横向叠压砌成。如此大的水井当为官署办公、生活和消防之用。
　　根据发掘情况和建筑形式分析，明清总督漕运署应为明代建筑，清代仍在沿用。为了了解总督漕运署的沿革，在大堂前院落的东南角又开了一条2×10米的探沟，现在明清遗迹下3米处发现有宋元代文化层，并发现用青砖立向铺设的地面遗迹，砖长0.24米、宽0.09米、厚0.05米，属于典型的宋代小砖，在砖的横面上有长方形横印戳记，分别为楷书阳文"窑户陈美"、"窑户王成"等，在其左侧均有一模印的楷书"官"字以及画押符号，又属宋元时期的风格；从出土的文化遗物来看，也多为宋元时期的建筑构建和影青、黄釉瓷片等。估计应为宋代的建筑而元代仍在沿用。由于发现宋代的建筑遗迹，探沟未再向下发掘，故隋唐时期的建筑情况不清。
　　漕运总督署时朝廷的派出机构，也是沿漕运数省的最高行政机构。漕运总督多由勋爵大臣担任，唐代的副宰相刘宴就治理过漕运；宋代的范仲淹，曾经“监楚州（即淮安）粮科院”；明代的李三才、史可法，清代的施世纶、唐英、琦善、穆彰阿、阮元、恩铭、段祺瑞等，都在淮安任过漕运总督之职。漕运总督权力显赫，不但掌管漕运，还倒兼巡抚，故史称漕抚。此次发掘的漕运总督院部遗址，最初为宋乾道六年（1170）录事陈敏兴修建，元时为淮安路总管府，明洪武元年（1368）改建为淮安府署，三年后改为淮安卫指挥使司，万历七年（1579）都御史凌方翼将总督漕运部院移于此。漕运公署机构庞大，整个建筑有213间，文官、武校及各种官员达270多人，还下辖仓储、造船、卫漕兵丁2万余人，从发掘情况来看与史载基本一致。
　　淮安的漕运总督署是我国惟一的一处中央政府派出的统管全国漕运的官署，它的发掘，为研究中国漕运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

末口遗址
李 诚

　　末口遗址位于我区城镇新城村。
　　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于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从今扬州市西长江边向东北开凿航道至淮安旧城北五里与淮河连接。这条航道，史称邗沟东道。当时因邗沟底高，淮河底低，为防邗沟水尽泄入淮，影响航运，故于沟、河相接处设埝，因地处北辰坊，故名北辰埝，后称之为“末口”。东汉末期，邗沟即用于漕运。其后，经济中心逐步移向东南，邗沟漕运量不断增加。宋代年达六百万石，明清进入鼎盛。北宋初，改北辰埝为石闸，建南、北二斗门，以利转运。南宋以后，黄河夺淮，淮水湍急，不宜漕舟行驶。便在柳淮关即下关地方开始，沿淮河南岸向西，建了五个坝子，分别取名为仁字坝、义字坝、礼字坝、智字坝和信字坝，在末口东西一线排开。官民商船北上，不再过闸，而分别从不同的坝口盘坝过淮，起旱车运至清口，再由水运北上，因而劳费甚巨。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瑄由城西穿湖凿渠直达清口，当时新河道叫清江浦，即今天的里运河。从此南北行驶的船只，包括漕运的粮船就不再经过末口了。
　　末口在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过重要贡献，是京杭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名城淮安的一处重要人文景观。2003年，末口遗址被淮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淮安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文物点。
　　河下古镇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沟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在淮安城北河下（当时称末口）与淮河相接，以利于向北方运送军队和粮草。公元605年，隋炀帝又开凿了大运河（当时称山阳渎），沟通江淮的水路交通。周世宗（955-960）伐南唐以后，即于此建满浦关以通水路。后又建坝筑闸，更将闸改为坝。韩世忠、梁红玉曾驻兵于此，与金兵对抗。清代朝廷特派盐运使驻于淮安河下，主管盐政。河下成为淮安重要的商埠。其“漕艘贾舶连樯，云集湖嘴，回空载重，百货山列，人文蔚起，甲第相望，园亭林立”。形成了“东襟新城，西控板闸，南带运河，北倚河北，舟车杂还，夙称要冲，沟渠外环，波流中贯，纵横衢路，东西约五六里，南北约二里”的格局，成就了河下明清两代历三百余年的繁华兴盛。清康熙、乾隆二帝都曾多次巡视河下。据《河下志》载：当年河下有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63座牌坊，55座祠庙。明清两代，河下出过进士55名，状元1名、榜眼2名、探花1名，三鼎甲齐全，出举人100多人。中国古代四大小说《西游记》亦诞生于此。目前古镇内保存有众多的石板路、古街巷和文物古迹，如吴承恩故居、裴荫森故居、左宝贵墓等等。
　　河下是运河沿线最重要的商埠之一，它的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历史，是运河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河下古镇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沿线重要文物点。

东方远见

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我国南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促进沿线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对沿线区域民间尊崇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