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淮安报文史《闲话邱心如的家在河下》等

江山

淮阴实山阳，枚里在河下
——闲话邱心如的家在河下
　　赵娟  刘怀玉


　　我们今天都知道《笔生花》的作者是邱心如，但是，人们认识她还是有一个过程的。《笔生花》书上没有完整的邱心如的署名。她在该书上目录和正文每卷首页的署名是：“淮阴心如女史著”，因而人们开始知道她的名字叫“心如”。至于她姓什么呢？是从别处知道的。陈同勋和棠湖云腴女士的序中，都称她为“邱太夫人”，所以知道她姓邱，加在一起便则为“邱心如”。
　　至于心如二字是她的名字呢，还是她的字或者号？现在还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就目前所知资料来看，也很难说清楚这个问题。
　　邱心如是哪里人？因为她的署名前有“淮阴”二字，所以我们知道她是淮阴人。
　　“淮阴”是一地名，冠在人名之前，就表示这是此人的籍贯。而这个籍贯通常都是以县级为单位的。如《再生缘》初作者陈端生、续作者梁德绳都是钱塘人，人们便在她们的名字前冠以“钱塘”二字；修订改编者侯芝是南京人，她的名字前则冠以“上元”二字。按此类推邱心如当为淮阴县人。
　　然而，明清时代没有淮阴县，也就是说邱心如生活的时代没有一个地方叫淮阴县，所以，这“淮阴”应当是古地名今用。淮阴作为县，始自秦汉，延续至宋元，因其地在淮河之南，故名淮阴。明清时代淮阴县被撤销，其地多併入山阳县。又因唐代楚州一度称淮阴郡，而楚州州治或淮阴郡郡治都在山阳县，故明清时代淮阴便成为山阳县的不规范的称呼。明清时代山阳人自称是“淮阴”人的比比皆是，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例如：吴承恩书中有时自署“山阳邑人”，而在长兴书写碑文时，则自称“淮阴吴承恩”；王鸣鹤在其《登坛必究》自序署名前，亦加“淮阴”二字；关天培在他那军事著作《筹海初编》自序末尾署名为“淮阴关天培”，明明他在淮安城守营为守备，序中却说是“执戟淮阴”。吴瑭是河下人，他的好友为他作传，说他是山阳人，他自己却在《温病条辨》自序末尾署名“淮阴吴瑭”。数学家骆腾凤也是河下人，他有数学著作《艺游录》，在其道光癸卯（1843）年刊本的扉页上，署的是“山阳骆腾凤著”，而首页开始自己作的小序之末，却署“淮阴骆腾凤”。
　　邱心如的家人，也经常以“淮阴”称自己的家乡。
　　邱心如之兄邱奂在南京参加乡试，接到其父邱广业的家信，作诗云：
　　连朝乡梦绕淮阴，云黯秋宵雨夜深。
　　昨日客来诗信寄，闲身聊慰远游心。
　　乡梦，故乡之梦，思乡之梦。他的故乡在“淮阴”，但这个淮阴不是清河县，不是清江浦，而是山阳。
　　邱心如的内侄邱禄来赴浙江乡试，试毕回家途中作诗云：
　　屈子牢骚怨不禁，低回泽畔苦行吟。
　　有才率使人缄口，无用秪宜我降心。
　　福命果教凡骨换，风波自荷吉星临。
　　计程三日淮阴路，重听书帏朗诵声”。
　　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占领南京，江南乡试无法举行，只好借浙江杭州贡院考试。邱禄来家居教读，“课徒之余，寒暑昼夜，手不释卷。”他是边教学边读书边应考的。此年他赴浙应考，中式第十四名副榜贡生。当然，他的学生肯定等着他回来复课，所以他回家后就能听到“书帏朗诵声”。
　　他们的家在淮安府城，他却说是“淮阴”，此“淮阴”当然不是清河或清江浦，只能是山阳。
　　邱心如在她的署名前用“淮阴”二字，也是属于这一类型，她所说的“淮阴”就是山阳，即今天的老淮安、淮安区。
　　《笔生花》第十二回开头说她家是“祖籍淮阴原望族”。我们还可以从这样一个侧面来考察：即哪儿有“望族”邱氏，邱心如的家就在那里。
　　邱心如生活的时代，甚至整个明清时代，“淮阴”的姓邱的望族，就只有邱心如这一个家族，就在山阳县城内。在与山阳县相邻的清河、涟水、盱眙等地都没有什么有名的邱姓人物，更谈不上有另外一个邱姓“望族”。从这一点来说，邱心如也是山阳县人。
　　山阳县地面很大，邱心如的家在山阳县什么地方？这在棠湖云腴女士的序里有交待的。此序中说她：
　　生本儒宗，世居枚里。
　　关于“儒宗”的事我们后边再谈，这里先讨论一下“枚里”。枚里是一个地名，是“枚皋故里”的简称。唐代著名诗人山阳人赵嘏（806？—853？）有一首诗叫《忆山阳》，其中有一句云：“家在枚皋旧宅边”。人们历来认为赵嘏家在山阳河下，因此枚皋家也住在河下，所以称河下为“枚皋故里”。于是，“枚皋旧宅”、“枚皋故里”便成了淮安人经常为之歌咏的一个话题。河下有很多地名都是纪念枚皋的，其中有一条河叫枚公河，有一条路叫枚里街。李元庚（1802—1874）《梓里待徵录》上卷记载，清代在河下运河堤上，有砖坊一所，横额上有“古枚里”三字：
　　湖嘴南闻思寺旁，有砖坊一所，不知建自何年，无碑记可稽。横列隶书“古枚里”三字，书似汉隶，迨亦名笔。其上有楼一间，奉文武帝像。闻思寺僧岁奉香火，两帝圣诞，本街积赀张灯结彩，盖有年矣。咸丰庚申（1860），皖寇一炬成灰，至今未曾修复。同人筑圩，至小坝东建圩门，上题曰“古枚里”，非旧地矣。
　　“两帝”指文武二帝，即关公和文昌。商人要发财，供奉关老爷，文人要高中，敬祀文昌帝君。财主与文人一结合，二帝便携手。财主出钱，文人出力，二帝的楼、阁便出现了。当年河下商业繁荣，文人荟萃，所以有关二帝的建筑很多，此是其一耳。逢“两帝圣诞，本街积赀张灯结彩”，说明这里还是群众节日文化活动的场所。
　　对于当地的文人和群众来说，“枚里”一词应当极为熟悉，甚至附近的地方人也不陌生。河下“筑圩”就是筑一道环绕河下的土围子。因为当时是战乱时期，筑圩是为了防御捻军再来，保卫乡里的，时间是在“咸丰庚申”，即咸丰八年（1860）。那年，被捻军焚掠在二月，筑圩在夏天，成于秋天。此圩范围很大，比清河县城建得稍早，面积也与之相等或稍大一点，周长“八里有奇”。此砖坊被烧毁后未及恢复。当时河下圩有好几个门，在原砖坊南边一点的小坝有一圩门，人们便在圩门上题写“古枚里”三字 ，大约以示不忘旧迹。如今砖坊、圩门都没有了，那里尚有一座“枚亭”，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元庚的《山阳河下园亭记》中，即常以枚里代称河下，如《西郊草堂》条云：
　　徐古田先生居。先生名赋，黄山人，寓居吾郡城北古枚里。著有《西郊草堂重经集》。汤西厓先生序云，草堂在古枚里。
　　徐赋，号古田，家本黄山，入籍山阳，其侄徐麟吉，即为山阳诸生。汤右曾（1656—1722），字西涯，仁和（今杭州）人，官吏部侍郎。二人皆康熙间人。汤先生的序中也讲“枚里”，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李元庚与邱心如为同时代人，可能比邱心如大几岁。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枚里”一词中使用频率很高，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名。捻军烧毁“古枚里”砖坊，骚扰河下群众时，邱心如、李元庚都活着，并且是此事件的目击者。棠湖云腴女士或许与邱心如是闺中之友，相互很熟悉，可能也是“古枚里”砖坊被毁的亲身目击者，所以她在序中用“枚里”代称河下，是很自然很平常的事。
　　邱心如的兄弟子侄中，也经常用枚里的典故来代指他的故里河下。她的长兄邱奂在《梦游荻庄图题后》中云：“韩亭烟锁，枚宅云迷。” 荻庄是他的舅祖程氏盐商的故园，在萧湖之滨，河下的南端，习惯认为靠近“枚宅”，因此有“枚宅云迷”之说。韩亭是纪念韩信的建筑，在枚亭的南边，那儿有钓鱼台、千金亭和乾隆御诗碑亭。虽然关于韩信和枚皋的建筑都是纪念性的，但河下人都以此为骄傲自豪，常将此与自己家乡联系起来。
　　邱奂又有《龚圣予儿背画马图》云：“客有过淮阴郡者，韩亭月冷，枚里云封，刘伶之墓何在，赵嘏之楼不逢。” 既说淮阴，又说枚里，正与棠湖云腴序文一致。
　　他的《竹轩赋》云：“东园愁雁，泪下猿啼。枚皋宅畔，省识窗轩。” 《杨柳风横弄笛船赋》云：“一声长笛兮几树垂杨，赵倚楼横水伤情。渭南出守，望断楚州，神驰淮右……管家湖外云杳，枚皋宅边尘生。” 管家湖就是河下西边的一个湖，现已淤为平陆。当年运河堤弯曲处，正是此湖伸进河下之处，人称河下此处为西湖嘴，或简称湖嘴。这是邱心如家的故里，是她兄妹从小生活的地方。
　　在清代和民国出的各种《笔生花》版本中，棠湖云腴女士序中此处都是“枚里”二字，解放后台湾、香港也出过许多版本《笔生花》，书中也都是用的“枚里”二字。最可怪的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出的《笔生花》，竟将此二字改成“故里”。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江巨荣先生前言中说，他用的底本是清光绪二十年上海书局石印本，题为《绣像全图笔生花》。然检此书，此处原也是“枚里”二字。虽然中州书的编校者明言“遵循的原则”中头一条就是“尽量保存原文。”“不妄加改动而保持原貌。全书除极个别文字外，词语改动皆有版本依据。”“枚里”“枚”的改动，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不知其“版本依据”何在。又说：“对于音同意异的错字，则径为改正之。”“其它文字、印刷错误，专有名词错误，亦直接加以改正。”显然是编校者认为“枚”字属于这一条，他不知“枚里”一词为何义，便以为误用了字，将“枚”字擅改为“故”字，以为“故里”才是一个可理解的词汇，便“径为改正之”了。殊不知经他这一改，大失作序者的原意，对人们了解邱心如的家乡故里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犯了校勘学上的大忌。

工艺非凡的淮安漕船
叶占鳌


　　明清时期，淮安与扬州、苏州、杭州成为运河沿线上的“四大都市”，漕运总督署驻节于淮安。在此过程中，居京杭运河之中的淮安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政治环境，成为明清时期的全国漕船制造中心。
　　淮安清江船厂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船厂总部“界山阳、清河二县之间，东西去县各三十里”。《漕运统志》记载：“至（明）正统间，江南江北始限造船一万一千七百有奇，清江十九、卫河十一”。由此可见，当时淮安清江督造船厂的地位和作用。天顺以后，始定天下船数为11775艘。从《漕船志》记载的历年造的船数来看，嘉靖六年（1527）后卫河提举司并于清江（淮安）提举司。《漕船志·船纪》对浅船、遮洋船的尺寸式样、用料和料价规定得很详细，而且按造船地点、方式编为船号，有军字号、民字号、运字号。永乐、宣德年间，“造于湖广者为湖字几号，造于江西者为江字几号，造于浙江、徽州等府者仿此。天顺间始照各总类编，原系民造者为民字几号，旗军自造者为军字几号，又有运字号者，则造于提举司者也”，到嘉靖时“船只军、民、运字号虽存，而皆造于提举司矣。”漕船多由楠木、杉木、松木、株木、杂木等打造，使用一定年限就需要修理改造。据《漕船志·船纪》记载，漕船按使用的木质确定年限：“正统以前，所造船只或用杉木，或用杂木，小坏则修理，大坏则改造。景泰以后，始有松木者五年一造，杉木者十年一造，或有株、楠、杂木者七年一造。自成化十六年（1480）以后，停止各处解木，清江厂俱用楠木十年一造。”但这是针对江北情况而言的。明代漕船使用年限还根据地域划分，以是否经过瓜洲坝为标准。“清江、卫河二提举司成造浅船、遮洋船，每年俱于瓜（洲）、仪（真）二处湾泊，各雇江船于各州县水次兑运，回至瓜仪上载不经过坝，故十年一造”，而“江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卫所为外江船，因其往回经坝二次，故五年一造”。
　　清代的漕船制造与明朝情况相同，亦设有专厂，较大的造船厂有清江（淮安）、江宁、武昌、汉阳、临清、仁和、钱塘等。清代制造出来的漕船大致分为三种，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漕船叫江广船；江南、浙江的漕船为江浙船；山东、河南的漕船叫浅船。江广船经行长江，船身最大，以求稳固；江浙船须经太湖，容积次于江广船；山东、河南浅船容积较小，便于快捷出运。江广船和江浙船的容积屡有变更。康熙年间，各省船只相同，以装米400石为准。康熙二十一年（1682）规定船长71尺。雍正二年（1724），定江船行经长江，有波涛之险，将船身加长为90～100尺，江浙船仍定为71尺，实际容积皆在1000石以上。清廷对船政极为重视，打造之时有专官监督，或由各卫守备监造。漕船造成之后，须将监造官和匠作姓名及打造年月等刻凿于船尾，再由漕运总督衙门查验，加打印烙。查验共分九项，一验木，查看木料是否合乎规格。二验板，查看船板厚薄是否合乎规制。三验底、四验梁、五验栈，查看底长、梁宽、栈长三者是否合乎尺寸要求，因为打造漕船的工匠，造船时易受旗丁贿赂，将尺寸加大，容量加增，以便沿途装载私货。六验钉、七验缝、八验舱法、九验头艄，查看船的坚牢程度，防止工匠侵欺使假。

东方远见

对邱心如是有个见的学术

张艺华

两篇文字都很厚重。

赵日超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