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是权贵者官邸客厅的摆设，不是喝血者庆功宴席的酒浆。诗，是带血的荆棘——人民苦难的记录；是燃烧的子弹——为真理的胜利，从诗人的心底喷出的热血。因而，诗学是人学，是社会学，是揭示人和社会的底；诗歌是审判，用未来审判现在，有人性的真善美审判人性的假恶丑。 诗，是丰富的想象与联想的结晶，它深深植根于历史和现实的土壤。脱离实际的诗是疯人院里的呓语，没有丰富的想象与联想的诗是呆板的口号。 诗，贵真，情真景美，感人心魄；贵新，别出心裁，写出新意；贵曲，曲折迂回，引人入胜；贵灵，灵心妙舌，似有似无；贵痴，狂能上天，怨思填海。 诗，可化，不可邪；可奇，不可怪；可乐，不可淫；可谐，不可鄙；可恭，不可耻。 诗的本质是真实，是抒情言志；最忌无病呻吟，哗众取宠。 所谓“雅”，应以意境之雅为准，不在乎题材、字眼；“通俗”，贵在“通”而“不俗”。 真正有价值的诗，必须一方面与生活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与理想保持一致。 真是诗的父亲，善是诗的母亲，美是诗的恋人，爱是诗的灵魂。有人就会有诗，诗与生命并存。 真诗人怜人忧天，惟独不怜忧自己。不关心国家民族疾痛，愧称诗人。 人不敢恨，诗人恨之；人不敢爱，诗人爱之。不辩假恶丑，怎识真善美，怎有“诗德”。 诗和哲学一样肩负着解放人类心灵的任务，使之达到纯净、智慧、崇高和自由的境地。因而，诗人是世界之光，是黎明的奠基者，是春天的预言者。 诗人应具备的本领是点石成金，化平淡为神奇，把抽象的东西化为具体生动的形象。 诗，立意要高远。立意很重要，对于创作来说，就是“立魂”。大文学家曹雪芹曾借林黛玉之口对学习写作的“香菱”们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读一首诗，先看立意，作品格调的高下立判。立意高，作品格调就高；立意低，作品就庸俗甚至卑下。立意的高下之分，对应着作者人格的高下之分，“诗如其人”是也。怎样才能立意高远呢？我认为必须做到“正确、真情、气节、忧患”。 “正确”，就是作者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非观、价值观，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同一切腐朽的、没落的、肮脏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屈原、杜甫、白居易等，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和猛士； “真情”，就是作者要敢于说真话、道真情。要爱憎分明，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只有辨别假恶丑，才能识别真善美，才会有诗德，这样的作品也才能在读者的心灵中激起震荡和共鸣。屈原、李白、杜甫等，都是这方面的榜样； “气节”，就是作者要有傲骨、有气节、决不媚俗、也不盲目追求时尚。文天祥、鲁迅等都是这方面的楷模； “忧患”，就是作者不辱使命，真切地关注人类的前途、民众的疾苦、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道德的归属、文明的涵义、历史的认同等等。杜甫、陆游、闻一多等等，都是最优秀的代表。 立意不高远的作品，常见的有如下几种情形：或停留于生活琐事，浅尝辄止；或自我意识膨胀，不能摆正“小我”与“大我”的位置；或思想混乱，含意模糊不清；或追求享乐、拜金；或盲目西化、全盘西化；或表现个人隐私、崇尚“性解放”；或颠倒是非、以丑为美；等等。 诗，抒情言志之物。作为一种传播载体，诗不能仅仅抒发一己之情，还须言大我之志。作为诗人，还须竖起道德之剑，成为道德和公德的立法者、引导者和监督者，成为当时社会情况的记录者。如果我们几千年来只是一味地去“阿哥”“阿妹”，而不关心时事及民众疾苦；如果没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类的诗歌(文学)作品及其它正史以外的作品，而我们又未读过史书，我们就不会同诗人一样，对当时统治者们荒淫腐朽的生活有所了解并进行抨击和指斥，对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寄以无限的关怀和同情，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日愈深重而满怀忧患，也不能找到“安史之乱”的社会根源而对当代社情时刻保持警醒。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诗人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人格道德观、不去关心时事及民众疾苦，我们还能指望他写出什么好作品呢？哪怕写出了惊世之作也不会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 故诗应该是多元的。优秀的诗人不仅要有生命意识，更应有使命意识；他不仅要将诗的视觉对准人的心态，更应将诗笔直指世态。只有这样，诗歌才能既有人性的纯美又富有时代气息。 诗，应具备历史文化内涵。作品要大气、厚重，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就必不可少。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它包括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精神追求、风土人情、文艺特色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民族文化在诗歌创作中应予以肯定和弘扬，使作品打上民族的烙印。一般来说，越有民族性的作品，也就越有国际性。而历史与文化又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使我们能时时处处感觉到它们的氛围和力量。 诗，要使目标读者读得懂。创作诗歌，是要与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的，“读得懂”是交流的前提。读者花钱买你的作品，花时间读你的作品，你却存心让人读不懂，云遮雾罩，故作高深，这样的作者太没有职业道德。我反对文坛上近年来的晦涩之风，它使诗歌作品失去了大量的读者。现在很多诗歌报刊上大量发表的就是让人难读懂的作品（或庸俗的作品）。人家打着“实验”“性解放”的旗号，打着“谜语诗”、“回文诗”、“藏头诗”的幌子，人家那是“意识流”，是“创新”，是“睿智”，你读不懂只能证明你“落伍”，你“弱智”。晦涩之风的盛行，诗歌编辑要负大半的责任，他们掌握着版面，对稿件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诗贵真情，真情是诗的摇篮。无论是真情凝成的故事，还是真情孕育的歌谣，只要它能从血液抵达血液，从心灵抵达心灵，并以诗的形式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就有可能成为生命的绝唱，使读者被感动、或者被启迪。 诗也贵独创。弓既然拉满，就要射出有力的一箭；诗既然创作，就不要模仿别人也不要模仿自己。认识别人和自我才可能解脱，战胜别人和自我才可能重塑。好的诗歌作品，都具有“人人心中有，（其他）作家笔下无”的新颖、鲜活、生动、独创的艺术形象。象“小雨润如酥”的春雨、“江清月近人”的江月、“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等等，无不是形象的独创……而形象的创造要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性，使它沿着预设的方向向前发展。如果逻辑混乱，就会造成形象的含混。 诗宜精致。诗是一种表达内在体验的艺术形式，情绪的连续性对于形成诗风的统一性具有重要作用，篇幅过长，有时会制约情感连续性的实现。 诗，也是一门需要学会隐藏的艺术。隐，就是欲现还掩，好比月在淡云鱼在浅水，自我表现太充分，就要折断欣赏者想象的翅膀。但，隐不是虚无，是实在；实在，才不是伪骗。 诗要用形象思维，诗人的思想感情要依附于具体的诗的形象上，否则，就只能流于“假、大、空”。 诗不排斥具体的细节，相反，生动形象的细节往往能够给诗带来浓郁的诗意，增强艺术感染力。 诗歌写作象一个黑洞，它会把诗者吸入其中。一旦开始写作，世界本身也改变了：蓝蓝的天空变成了红色的，红色的花朵变成了紫色的，紫色的窗帘变成了黑色的。 诗，须妙用创作技法。诗在创作形式（结构）上离不开技法，如同鸟儿离不开翅膀一样。好的诗歌，无不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但是内容决定形式，任何技巧都不能掩饰诗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流派，只是一种技法；一切主义，只是一种风格。而诗无关“新”“旧”“派”“代”，只有“好”、“劣”、“真”、“伪”之分。不同的创作技法对取得的创作成效是决不相同的，甚至天壤之别。所以，“量体裁衣”很重要。不过，作品写活了，技法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已经象生命的各种元素融化进血液中一样，你不刻意追求如何使用它，而它却无处不在，有时候甚至多种技法混合在一起，自然天成。
有人说：“文学是发泄性欲的另一渠道”，我认为有些片面和绝对。文学应该是时代的见证,作者应该对这个时代的当下状况发言，对这个时代中生活的人民发言，对这个时代的丑恶现象发言，而不仅仅是对他自己发言，这种自恋自怜的品质何以产生优质的精神食粮?! 哪怕写出了惊世之作也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而一篇作品只要拿出去发表,就已经不只是作者自己的事了,他就要对读者负责!
应制性的诗歌，很少有含金量在里面。作者表达的,常常是别人的意思，很少有他自己的。作为诗人,我们首先要做回自己——每一秒钟都不放弃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每一秒钟都不放弃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每一个文字都是从自己心底喷发出来的声音。
歌德说：在诗歌领域中有两种外行：一种人满足在诗歌中表达思想和精神，忽视不可或缺的艺术技巧；另一种是仅仅通过技巧写作，如同能工巧匠，但作品没有思想和精神。近些年横行诗坛的“口水诗”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先锋诗”就是这样的两种极端例子。前一种人有损于艺术，后一种人有害于自己。
诗歌，一种情感，一种意象，一种精神，一种哲思的结晶体！技艺技巧注释了一种物理的美，立意内容张扬了一种内在核！技艺技巧是为立意内容服务的，立意内容是技艺技巧的载体！
所谓“终极”，就是企图抵达一个地方，却始终无法抵达，所以加深了向往与关怀。
所谓“疼痛”，就是因为觉醒，所以深入诗的内核。
所谓“张力”，就是寓动于静，如弹簧，压得越紧，反弹力越强；如满弓，虽静止不动，却蕴含着随时可以爆发的能量和力度。
所谓“原则”，就是掉进奴化陷阱，失去个性。
辞句优雅的诗歌，其立意上并不见得一定就优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例子从不鲜见。如某日本人的上联：“日本东升，耀九洲四国”，其辞句是够优雅的，但其联意却并不优雅。
中国新诗诞生近百年，至今仍未形成审美尺度的共识。在这个网络诗歌泛滥的时代，诗歌被恶搞正加速催生社会对自由体新诗审美共识的构建。我对诗歌的评判标准，主要遵循以下准则：
自由体新诗——语言张驰有力，修辞生动贴切，意境自然思辩，意象灵动清新，意蕴深刻明朗；
格律体新诗——境界高尚、情操优美、感怀深锐、语言准确、形象生动、音韵谐调、结构紧洁、气势充沛、风味醇郁、创意独特；
古典诗词——意象美好、音韵谐调、含蓄蕴藉、余味无穷。
作诗如行蜀道，即使“大道如青天”，却依然“我独不得出”。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是外行话。即使熟读古今全部诗，也不可能写出一首真正的诗。铁棍磨成针还是铁。只有具有“酿酒”本事的人，才能成为诗人。因为，如果说生活素材是米，小说是米饭，散文则是稀粥，而诗歌却属酒。
诗，须以最经济的文字去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最浓郁的感情、最丰富的内容。哪怕已经是一首脍灸人口的好诗，也要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诗歌承担着关注社会和探索诗艺的双重责任，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见证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发展进程，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直面现实生活、掷地有声的作品，因而受到诗歌读者的关爱。 当下诗歌之所以失去应有的魅力，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脱离生活。一些诗人在创作上过分强调表现技巧，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当诗人缺失关注现实生活的激情的时候，人们也就无视诗歌。诗歌要强调表现技巧，要唯美，但更要关注社会。
情人眼里容不得沙子,诗人也应该是理想主义者。诗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让心灵和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森林病了,需要啄木鸟来医治；心灵和社会病了,需要有良知的人来唤醒。诗人应该是有良知的人群中的一员。
然而在当今诗界，诗歌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众多诗人远离了数千年来滋养诗歌的土地，忽略了传统诗学中的人文关怀与悲悯情怀，无视国计民生，对生存状态的无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无比自得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造势、造代、造派、造圈、造作、造谣、造秀……使当代诗歌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促其成为弃儿，没有父母及朋友，令读者望诗兴叹，最后只好弃诗而去。如果诗人们能够少些功利性和浮躁，胸怀也更宽广些，一方面批判地吸收外国诗歌的长处，一方面继承中华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勇于突破和创新，中国当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就会真正来临了。
最近十年是中国新诗“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空前繁荣”时期，诗人们纷纷占山头拉大旗，一时间“主义”、“道路”“派别”“圈子”林立，仅“乐趣园”一家网络媒体，数年间就如雨后新笋般冒出了几百家网络诗歌论坛。
以此同时，部分专业诗歌报刊也开始走向市场化。为了扩大刊物发行量，编辑部常常以“征订某某本发表有自己作品的样刊”来做为普通作者在该刊发稿的交换条件，如果不按其要求征订样刊，该作者的稿子就多半只能等着“忍痛割爱”了；编辑部也总会想方设法来举办一些诸如“诗歌笔会”之类的活动、开设一些诸如“写作培训”之类的课程，其中有几个是名符其实的，相信当事人心里都有数。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民刊的出现，大有“铁肩担道义”的架势。比如《诗评人》、《新诗大观》、《打工诗人》等等，它们非但没有在诗坛某些不正之风的压制下低下头去，反而在民间，在更为广大深远的民间扎下根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专业诗刊和民刊之间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界限将圈上句号，最终消亡。
当今诗坛很浮躁，不少诗人喜欢无聊和故弄玄虚，有为了“维护诗歌尊严”裸体诵诗一夜成名后论斤两卖诗歌的，有钻进铁笼体验做“狮人”的感觉的，有先自封“诗帝”再封他人为“诗王”的，有借炒作“诗歌排行榜”来哄抬自己的，有“出家”未遂再“卖身出书”的，有公开声明“希望被富婆包养”的，有宣称自己的一首诗卖出80万元天价的（也不知税务部门是否去找他收取个人所得税），有策划“100位著名诗人”点评自己的“大作”的……当“诗人们”不顾廉耻操守出格炒作，不断上演“行为艺术”的闹剧，使得中国诗坛形同“秀场”；当诗歌写作变成新闻事件，令人们望“诗”兴叹，最后只好弃诗而去；当大众对当前诗坛状态进行集体审判……我们的诗人和诗坛是到了该认真地进行集体反思的时候了。
如今已不是“悠然见南山”的年代了——作为诗人，凡人、穷人中的一种，我们首先必须是作为活生生的物质的人存在，然后才有可能作为优质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如果诗人们都视“苦难”、“清贫”为“荣幸”、“优点”而自欺欺人地“言义不言利”，从而让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揍得遍体鳞伤，在这样的困窘下，我们又怎么能够潜心于格子，再从格子上浩然站起来？！故，在商品社会中，饥饿的诗人，生存比高尚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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