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欣赏/李敬泽】书房八段

苏宝大

书房八段

　　文｜李敬泽

　　1、面积
　　书房的面积必须大，或者必须小。必须大是理想，最好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必须小是现实，很多人的书房很小，如果你家有两三口人、三四间房，在规划房间功能时最终总是最小的那间适合作书房。
　　小的书房有幽闭感，躲进去，把门一关，就像刚从野地里回巢的田鼠，鬼鬼祟祟地舒服。我认为无论看书还是写作都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必须鬼鬼祟祟，就像……像什么我就不说了，反正狭窄的空间比较有利于营造上述气氛。
　　但我们还是向往大书房。不过，我们在如同半个足球场的书房里干什么呢？看书、打字，还是颤颤巍巍地散步？我觉得那么大的书房不用来散步比较可惜，我相信有大书房的人也是这么想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通常产量小、质量低。
　　现在就有了一个定律：书房的面积和写作的产量、质量成反比。这个定律的另一层意思是，“理想”最好是止于“想”，实现了的理想总会有出人意料的弊端。
　　我的书房不大，也不小。
　　2、朝向
　　书房的朝向无一定之规，东西南北皆宜。我的书房朝南，好处是有太阳，坏处也是有太阳，太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风不推窗。——冬天或春天，北风猛烈，你会觉得窗外有一群暴徒，窗里的人心却静了。
　　而在南窗，只得听琴。总有一把胡琴吱吱啦啦响，琴弦大概是钢丝，琴弓如锯，操琴者每天从上午到下午，坚忍不拔地用他的哀怨和痛苦刺激人，那是街上的一个老年乞丐。
　　3、书
　　书房里要有书。有的人书多，有的人书少。我的书多，但也正应了那句老话——“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认为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我们真正用得上的书其实是那么少。大部分的书功用仅限于占地方，每思及此，焉能不“恨”？
　　关于书，有一种军备竞赛原则。我的武库中有一万枚核弹头，是不是我真打算有朝一日把这些弹头一枚枚地甩出去？当然不是，除非我疯了。一般来说，有的书是坦克、飞机之类的常规装备，没准能用上，有的书却是买时就知道永远用不上，但还是要买，超级大国配备原子弹就像女人配备镶钻的首饰，同样，有些书不买我就觉得委屈。
　　比如，我的柜子里有大批关于鸟类和航空器的图书，人家会以为我有鸿鹄之志，或者对鸟与飞的学问素有研究，实际上，我只认识常在窗口出现的麻雀、黑喜鹊和一只红喙乌鸦；至于飞的经历，我只坐过飞机，小时候有一次从二楼阳台往下跳还崴了脚。总之，我大概永远不会去读那些书，但是，它们千万不要被我看到，看到了我就没理智啦，鸟类图谱或飞机图录通常很贵，我会挖空钱包，买回来，放进书柜，从此再也不翻一下。
　　但我们真正爱着的恰恰是那些没用的书：
　　《亚洲古兵器图说》
　　《洛阳伽蓝记校注》
　　《维多利亚女王传》
　　《临床医学的诞生》
　　《游移的湖》
　　《云南相玉学》
　　《雷蒙·阿隆回忆录》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黄金草原》
　　《徐霞客游记》
　　《人的大地》
　　《傅科摆》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
　　《老北京店铺的招幌》
　　《上海洋场竹枝词》
　　《板桥杂记》
　　……
　　当然，除此之外，我的书柜里照例也会有《瓦尔登湖》《圣经》《神曲》《卡夫卡全集》等等，这些书是有用的，虽然我并不曾读，但把它们摆在这里可以让我获得一种安全感，就像出门带着身份证；否则你就想想吧，你居然没有一本《瓦尔登湖》！
　　其实我的《瓦尔登湖》是1982年的初版本，内容提要中写道：“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梭罗，因为厌恶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独自在瓦尔登湖畔筑屋隐居，在劳动生活中思索人生、社会等问题……”
　　——1982年距今多少年了，一本书多年不读，也就不必读了。
　　假设有一天，被放于荒岛，只许带一本书，那么我会带上《东亚鸟类图志》，那时我就坐在树下，晒着太阳，一一辨认那些飞来飞去的鸟。
　　4、床
　　请原谅我谈到床，我的书房里没有床，但我认为一般情况下，书房里放一张床很有必要。它的功能是可以雄赳赳地从卧室摔门而出，再一脚踹开书房的门，不必为去哪儿睡觉心虚。我想已婚同志们对此都有充分的体会。
　　5、视听设备
　　很多书房里是有音响的，我没有。我听窗外的胡琴，也听车声，还有附近歌厅的小姐们下班时夜鸟归巢的尖笑。还经常有人在街上争吵，夜让他们口无遮拦，他们不知道有人在他们的头顶正抻着脖子看。有一度，楼下那家茶楼生意寂寥，两个穿中式裤褂的女孩子闲着，居然在马路中间跳绳，那是凌晨一点，听着“哒哒”的声音，夜变得点点滴滴。
　　我敬畏那在些在写作或读书时听巴赫或莫扎特的人，我觉得他们“白衣胜雪，玉树临风”，也就是说他们又瘦又白，身体几乎抽象为精神。我希望我也能这么干，也许还能瘦身减肥，问题是我对音乐的欣赏水平最高也就到了王菲，我的心总能随着她的哼哼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这显然是看书不宜，写字也不宜。所以，没有音响。但有过电视。我喜欢让电视无声地开着，我在电脑前工作。打出的字数差不多够一千了，如蒙大赦，赶快懒到沙发上，攥着遥控器，一个一个频道翻过来翻过去。和“知识分子”们一样，我也经常控诉电视，因为是否爱看电视是政治正确与否的标志。但谁都说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可你总不能因此就闭住嘴不喘气。
　　看电视的主要问题是大大降低工作效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很难收拾起心情回到电脑前，这让人有一种自甘堕落的罪孽感。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是个上进的同志，我最终把电视搬到了另外的房间。
　　但有电视的日子是好的。蓦然回首，见那人或那群人在无声地哭、笑，在街上奔跑、在床上拥抱，一条鲨鱼张开血盆大口、一只鹰展翅滑翔……
　　6、书桌
　　20世纪30年代国破家亡，书生们投笔从戎，最坚强的理由是：天下之大，竟放不下一张书桌。到太平年月，书生的烦恼主要是房间之小，也放不下书桌。90年代初，我的一个朋友在他那间六平方米的书房里对我说：“有朝一日，我要买一张六平方米的书桌。”然后他就怀着这个宏伟理想出去奋斗了。现在他肯定已经有了六平方米的桌子，他可以在上面睡觉、打滚儿，当然也可以大笔一挥，签合同。
　　显然，中国的读书人一直端着他那张书桌，寻寻觅觅，犹犹豫豫，凄凄惨惨戚戚。好在这个问题终于有了解决办法，就是取消书桌。我的书房里只有一张长不过四尺，宽约一尺五的老式琴桌，雕镂着鹿、鹤、云纹和松枝，烦琐而呆板的工艺风格透露着精疲力尽的末世趣味，应是晚清制品。这张琴桌正好只能放下电脑、键盘、鼠标、一杯茶和一个烟缸，也就是说，它成了一张电脑桌。
　　——这不是书桌。要看书我可以坐在沙发上，要写字我就敲键盘，我为什么需要书桌？
　　7、.……
　　“……”是“等等、等等”的意思，指书房里难以归类的各种物品。书房是私人博物馆，而且那位收藏家通常看上去趣味混杂、随遇而安。比如，我的书房里就有仿均窑的大瓶和景德镇大瓶、根雕观音和醴陵的滴水观音，有来自古巴的格瓦拉烙画和来自巴黎的拿破仑铜画，有一只汉白玉羊和一只汉白玉鸭，几只真假不明的陶罐，一把铜茶壶和一只云南石瓶，北海渔船上的桅灯，一架飞机模型，是朋友在青岛机场所赠，一张羊皮上的唐卡，它来自甘南；还有一块据说花纹很像卡夫卡的石头，一根绿玉笛，插在青花大瓶里，一艘白瓷船，两只巴基斯坦铜瓶，几把藏刀，一头青铜怪兽……
　　这些物品被珍重地收藏。它们本身的价值可疑，它们之间构成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古怪关系，它们之所以放在这里因为它们是个人生活的印迹。那些物品落满灰尘，但擦去灰尘，记忆犹新。
　　8、主人
　　书房当然有主人。书房是它的主人隐秘的舞台，是一个人的梦境，是他绝对虚假、绝对真实的生活。

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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