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林举：同仇敌忾

江山

东方旅游文化　

　　同仇敌忾

　　任林举


      【作者简介】
　　任林举，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个人著作近30部，代表作有《玉米大地》《粮道》《时间的形态》《瑞雪丰年》《此心此念》《出泥淖记》《虎啸》《江如练》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等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韩、蒙等多种文字。

　　这个冬天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安静。北半球以北的雪虽然已经覆盖了冬眠的大地，人类追逐热点的心和网络热搜的虚拟指针却如失去了固定目标的狂躁跳鼠，满世界无规则地跳来跳去，一会儿基辅，一会儿东京，一会儿纽约，一会儿加沙，一会儿加拉加斯……搞得一颗寻求和平安稳的心如某只厌飞的倦鸟，竟找不到一个可栖的歇脚之处。

　　很想躲开这满世界的噪声和不安静，找一处温暖温馨且安静的地方偷一刻安宁，便逆着那些令人烦躁的“热”，刻意将自己的“指针”调整到了云南，云南的德宏。却与一本书不期而遇。一卷《再会南洋——南侨机工后人千里寻亲路》在手，信马由缰地读下去，竟然还是把自己带入了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连数日，整个人，包括思绪、情感，都陷入一个时间的“虫洞”，不得反身，不能自拔。满眼都是87年前的景象——破碎的山河，蔓延的战火，苦难的人民，血肉横飞的战场。一条条蜿蜒的公路，在横断山脉艰难地迂回、延伸，沿途是悬崖峭壁、急弯陡坡、湿滑泥泞的路面；下边是颠簸前行的运输车队，上边是呼啸、俯冲、狂轰滥炸的敌机……

　　看来，很多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昨天的事情、明天的事情，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喜欢的事情和厌恶的事情，期待的事情和恐惧的事情，在时空的流程里，都可能成为随机排序的“乱码”。世事难料。但不管是什么，既然躲不过去就都要坦然面对。那就让我再讲一讲那段令人心碎也令人热血沸腾的故国往事吧！我含着满心感动和满眼泪水，穿过了那条特殊的时光隧道，带来了我认为不可丢失的信息。也许这一切都与未来有关，也许这一切将与未来无关，但一切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刻骨铭记。

　　说的是南洋，在国家危难时刻，一个由3200多人组成的南洋机工服务团，毅然回国，其中1000多人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英勇捐躯。

　　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里，南洋是指中国大陆以南的那片广袤的海域和岛屿。明清以降，中国的东南沿海形成了“下南洋”的移民潮，许多年轻人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纷纷漂洋过海，以期在异地他乡闯荡出一片新天新地。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南洋华侨人数已经超过了800万。经过一代代的打拼，很多华人已经富可敌国。在马来西亚，有很多橡胶园和锡矿为华侨所有。

　　当我们站在大陆上向南隔海远眺，那些浩渺烟波间孤悬的小岛，早已游离于时空的另一端，似与脚下这片土地无任何关联。然而，当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之时，大陆与诸岛之间，此地与彼地之间，却如神秘的“量子纠缠”，显现出情感与命运的紧密牵连。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国力的悬殊使日本陆相杉山元狂妄地叫嚣，最多三个月就能解决中国的战事。当时的资料显示，国民政府能动用的外汇只够买一艘美国军舰。就在这时，海外华侨开始行动了。他们自发组织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声援抗战，捐资捐物，救国救民。历史资料显示，1938年海外华人募集到的捐款占到了当年军费的三分之一。那时，南洋街头，随处可见 “卖花女”，她们多是华侨女子，每天顶着烈日沿街叫卖鲜花，为抗日募集款项。

　　随着战势持续恶化，日本侵略者以华北为跳板，进犯中原，并封锁了交通要塞，阻断了物资运输通道。面对如此困境，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开辟西南运输线。自从1937年12月起，云南省20多万汉、彝、傣、白、苗、回、傈僳、景颇、阿昌、德昂等各族群众，走出家门，开始修建滇缅公路。他们在崇山峻岭间风餐露宿，硬是用自己的双手把五座大山、六条大江“截断”，再填平补齐，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条长959.4千米的滇缅公路即告竣工。当时的《泰晤士报》评论称：“只有中国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

　　随即，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唯一的补给线。但是，中国当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极度缺乏熟练的汽车驾驶员，更紧缺能快速排除汽车故障的维修人员。为解燃眉之急，国人想起了那些远赴南洋谋生的华侨，急切盼望交通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南洋同胞向祖国伸出援手。

　　令人感动的是，当祖国向海外游子发出急切的“商请”，立即得到了海外游子的响应。当时在南洋负责具体招募工作的牵头人，正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彼时，他正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洋总会”）的主席。除了经营家族事业外，一个时期以来，他已将大量心力投入为抗战募款筹赈的爱国事业中。

　　日军侵华之后，陈嘉庚先生虽然远在南洋，却时刻关注着国内时局。祖国的兴亡紧紧地牵着这位爱国华侨的心。当时的“南洋”，覆盖的地域面积广大，不但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包括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越南及泰国等地。

　　1938年10月10日，陈嘉庚先生为了团结海外华侨同心抗日，召集了南洋各地的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商会等代表164人在捐资兴建的南洋华侨中学大门前**宣誓，发表“愿我八百万同胞自今日起，充大精城，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的宣言。是日，流云滚滚、长风猎猎，南洋华侨中学大门上高悬着“报仇雪耻”四个楷书大字，如一个响彻云霄的号令，将海外各地游子们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

　　此后不久，广州、汉口相继沦陷。陈嘉庚先生心急如焚，再一次以南洋总会主席的名义向国内传达了海外游子的共同心声：“武力虽弱，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华侨外汇金钱源源增加，敌绝不亡我……务希惠鉴鄙言，抗日到底。”

　　依我有限的理解，华侨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深知自己的根在中国，漂泊的生命永远烙有故国、种群的印记。祖先的出发之地也永远是自己情感所托、尊严所寄、灵魂所依之地，虽此身孤悬，却时时刻刻不忘以故国的兴衰安危为念，每逢危难时刻必将挺身而出，不惜以鲜血求证国与民之间的命运与共。

　　1939年2月7日，在陈嘉庚先生的主持下，南洋总会发布了第六号公告，向华人界公开招募会开汽车的司机和会维修汽车的机修人员回国服务。当天，南洋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这个公告。短短几行字，让许多人热血沸腾，彻夜难眠。

　　20岁的吴钟标望着星空，心潮如水。当初，刚满15岁的他，用母亲变卖半亩祖田换来的100块银圆，只身闯荡南洋，投奔在那里做生意的叔叔，只为了日后能好好地安身立命，不求飞黄腾达，至少得有头有脸，对家人有个交代。他虽然远离家乡，却从不敢违背父母的心愿，不曾懈怠，始终努力追求着人生目标。白天，他到工厂做工，晚上要去夜校学习，和很多下南洋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有朝一日发达了，能够衣锦还乡。当他得知日军占领了海南，战火已经烧到家乡时，顿时义愤填膺。家与国都将不复存在，还谈什么衣锦还乡？吴钟标当即决定报名回国。

　　回国，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叔叔虽然也和他一样爱国，可是受兄嫂之托要监护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的，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日后怎么向家人复命啊？“你是吴家的独苗，还是留在南洋吧！”叔叔很难同意他的决定。

　　为了绕过叔叔的阻拦，吴钟标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表面上假装放弃回国念头，暗地里却用化名“吴惠民”去报名登记。他心想，一旦**出发，叔叔想拦也拦不住了。

　　第二天，“吴惠民”来到报名处。工作人员问他：“会驾驶吗？”他说：“不会。”“会维修吗？”他如实回答：“也不会。”什么都不会，显然不符合招募条件，他被拒绝了。他沮丧地走出报名处。正好一辆出租车从身边驶过，他灵机一动，当即租下这辆车，请司机当教练。只用了一个星期，他就学会了熟练驾驶。再次返回报名处时，他终于被顺利录用。

　　后来的历史资料显示，和吴钟标一样瞒着亲人、改名应征的青年还有一些。这些血气方刚的爱国者心里都清楚：一旦改名回国，改写的不只是名字，更是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每个人都义无反顾，将个人的安危与未来，全然抛在了身后。

　　应该说，在3200多名南侨机工里，王文松是“负累”最重的一个，也是技术上最成熟、“最有用”的人才。应征之前，他是新加坡英国摩尼汽车公司的工程师，他技艺精湛，英文又好，是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很得老板的器重，月薪有二百新币（折算成当时的国内币值是七百多元），收入非常优厚。并且，当时家中还有老母亲和一妻三子，如果应征回国，必将抛家舍业。

　　回国前夕，王文松也不是没有思想斗争。连日来，一向开朗的他，只是埋着头默默地整理着他平时用得顺手的工具，工友们从他的神情中发现了异样，急切地询问他怎么了，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心声。国家的需要，就是命运的召唤，他觉得自己此前的一切努力仿佛都是为这一天准备的。

　　许多工友听了后，热血沸腾，纷纷要与他一同回国，参加机工服务。他耐心地劝说工友，国内战火纷飞，回国就是直接上前线，生死难料。但大家的想法都与王文松一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就这样，有十多位工友坚持与他同行。

　　启程的时刻到了，王文松带着全套机修工具登上了丰祥轮，汽笛长鸣，缓缓地从新嘉城启动，岸上送行的人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王文松站在甲板上，沉静地看着前来送行的妻儿渐离渐远，酸楚涌上心头。此一别，不消说天遥地远，音信渺茫，而且十有**会生死两茫茫。思想至此，他不由得泪如泉涌。这一切都被与他同行的一位叫韩利丰的工友记在了心上。

　　风雨如磐。多年以后，韩利丰接受采访的时候又回忆起他们出发时的那一幕。那时，南侨机工大都已经离世了，韩利丰已经90多岁高龄，但是，他仍然对南侨机工的往事，对死难的战友不敢相忘，在他的意念中，忘却就等同于那些事件、那些战友销声匿迹了。所以，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对人传讲起南侨机工的往事。

　　据韩利丰回忆，王文松抵达昆明后，被派往设在缅甸仰光的修理厂当厂长，那里积压了大量进口的或是外援的汽车零部件，需要通过组装才能成为汽车作为战时的运输工具。王文松带着一支数十人的队伍开始组装美国道奇牌汽车。现场的美国工程师给志愿者们制订了一个计划，每个小组五天组装好一辆汽车。结果，王文松把团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一天就能组装好一辆，全队一天就能组装十辆以上。美国的工程师惊叹不已，无法理解这群中国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速度，但王文松知道，这些人是在为救国于水火而拼命。

　　仰光的组装任务完成后，王文松又被调到了下关第八修理厂任厂长。

　　当韩利丰再一次打探王文松的消息时，王文松实际上已经不在了。战乱，给每一个生命的注脚，往往只剩下那冰冷无情的两个字：无常。据说，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王文松在驾车运送物资的途中遭日军飞机轰炸不幸牺牲。大半个世纪之后，王文松的家人还在等待着他有朝一日能返回家中。

　　韩利丰晚年在昆明生活，每每想起王文松，他的心都很痛。王文松后来又辗转在哪些路段或修理厂？他过世时是怎样的情景？葬在哪里？他的后代如何？历史留下一片空白。韩利丰当年也是带着全套机修工具回国的，最后仅剩一把“钢水极好”的螺丝刀。

　　当厦门华侨博物馆举办“南侨机工回国参战专题展览”时，工作人员前来征集文物，韩利丰捐出这把螺丝刀，他久久摩挲着这个凝聚了往昔记忆的“老伙伴”，心怀不舍，但最后还是“狠下心”捐出去了。这既是自己最心爱之物，同时也是那段血与火之歌的见证。为了把这份疼痛而珍贵的记忆传给更多的人，在私情与国家之间，他做了最后一次无悔的选择。

　　在南侨机工报名处的队伍里有一位现代版的“花木兰”，她叫李月美。她个子高高的，英姿飒爽。她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个华侨家庭，不仅能歌善舞，还会骑马、打球、游泳、骑自行车、开汽车。日本的侵略行径早就让她义愤填膺，她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头演讲，**日货、卖花义捐。当她赶到报名现场，报名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不招女的。她申辩道：“我会开车，身体好，国文也好，完全不输男人。”但有明确的规定在前，她最后还是被拒绝了。

　　几天以后，李月美剃了光头，穿着弟弟李锦容的衣服出现在另一处报名点，她女扮男装并化名李月眉，以男儿身份与弟弟一起报名参加回国服务，他们都被录用了。

　　李月美回国后，在红十字会当司机，无论是从前线抢救伤员，还是开卡车运送药品器械和武器，她都风风火火，从不懈怠，但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她总是少言寡语，不愿与人深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从未暴露自己性别的秘密。

　　滇缅公路很多路段修在山脊之上，连日的大雨和日军的轰炸常常造成路基受损，甚至阻断，经常发生翻车事故，车毁人亡。1940年的一天，李月美在滇缅公路上执行任务的时候翻了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她身负重伤，被困其中。刚好另一位南侨机工杨维铨开着车从这里经过，杨维铨把李月美拖出驾驶室，送到了医院。由于伤势重，医院要求留人陪护，经请示上级，杨维铨留下来照顾李月美，让他万分震惊的是李月美竟然是一位女性。

　　李月美见无法再隐瞒了，就对杨维铨说了实情。李月美说：“我认为女性有同等的权利报国。”杨维铨望着这个比自己高出半个头的大个子女战友，心里升起一股由衷的敬意。

　　一个月后，他们手牵着手回到红十字会——他们相爱了，这时的李月美已经换上了女装。李月美继续留在红十字会，做了一名战地护士。

　　抗战结束后，李月美和杨维铨及弟弟李锦容回到了槟城与亲人团聚。后来，李月美和杨维铨定居缅甸，他们开了一家咖啡店，生育了10个孩子。1965年，李月美一家辗转回到广州定居。

　　报名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中还有一位女性，她叫白雪娇，出生在马来西亚，父亲是陈嘉庚在槟城产业的首席代理人。看到招募机工的通知，她下定决心：与其“隔岸观火”，不如直接上战场。她化名施夏圭报了名，施是母亲的姓，夏是华夏，圭音同归。出发前，她写了一封家书，嘱咐同事，等她出发后寄给父母。

　　“……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里起着数次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惦念热爱的。……这次去，纯为效劳祖国而去的。虽然我是社会上一个不值得注意的虫，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但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这封家书，还没等她父母收到，就被全文刊登在当地华文报纸《光华日报》上，这大概是所有南侨机工的心声。

　　到达国内后，白雪娇一再要求上前线，后来由邓颖超协调，她去了成都的齐鲁大学学习并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回到马来西亚。虽然以南侨机工身份回国，但因为没有上前线，白雪娇没有接受过一分有关部门对南侨机工的补助，她更是拒绝接受有关采访。也许，最深沉的爱，只是自己的事情，并不需要别人知道或理解。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参考报纸上的图片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在华文大学升起，这是马来西亚槟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样的行为遭到了殖民当局的**，她在监禁一年多后被遣送回中国。回国后，她被安排在广州师范大学任教。对她来说，这才是她报效祖国的开始，她勤勉敬业，回国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4年，白雪娇在广州病逝，遵照她的意愿，骨灰撒在祖国的万里海疆，完成了一个生命对爱、对信念最完整的阐释。没有上前线是白雪娇终生的遗憾，而前线的艰辛和残酷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1939年9月，连日的大雨使滇缅公路变得异常湿滑。17辆满载军用物资的重型卡车吃力地翻过三台山，正行驶在山脚下的菲红寨附近，让杨保华和21名队友万万没想到的是看似平坦的地貌却隐藏着一场危机。帮滇河、帕底河山洪暴发，浑黄的河水咆哮着向路基冲过来。杨保华见前面是一个隆起的缓坡，便指挥着车队，想冲上那个缓坡，躲过奔腾而来的洪水。但是，前方的路基已经被泥石流冲毁，17辆卡车不得不停止前进。更可怕的是，洪水迅速逼近，前面的路一段一段消失了，一会儿工夫，17辆卡车都已经半没半沉，周围一片汪洋。

　　杨保华冷静下来，看了看周围，这里距离芒市约有27千米，没有路，出去求救和等待外援施救都是不可能的。

　　一般情况下，杨保华他们出车会带三天的粮食。有时遇到道路不通，三天的粮食吃完了，他们就在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充饥。眼下被洪水围困，野菜、野果都没有。杨保华嘱咐大家节省粮食。更加困难的是，杨保华等七八个人都感染了疟疾。

　　滇南素称“烟瘴之地”，是疟疾的流行区。这是南侨机工服务团遭遇到的最大威胁。虽然几片奎宁就能减轻症状，但战乱连连，奎宁一片难求。疟疾是间歇性发作，俗称“打摆子”。发作起来感觉严寒彻骨，不停地打冷战。机工们如果在开车运输途中发病，为了保持车队的整体性往往无法停车，只能靠意志力坚持。有的实在无法坚持，就把车停在一边，等着“摆子”过去，还有的跳下车，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此刻，杨保华和几个人挤在一个干燥些的驾驶室里，队友们把衣物都裹在身上。夜幕降临，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到了第四天，22个人几乎断食，两个患疟疾的队友已经陷入昏迷，又有两三个人开始发病。第五天，半数的人已经虚脱，有人感觉死神在叩门。第六天，有人取了些浑浊的河水，用布过滤后，再加入仙人掌的浆汁沉淀后喂给重病者。

　　第七天，洪水退去，远处的树林里传来清脆的牛铃声，很多人以为是幻觉。当他们看到几个傣族的牧童时，心中燃起了希望。小孩子也看到了他们，然后跑开了，杨保华他们刚想呼叫，那几个小孩子就带着几个大人过来了。

　　杨保华在马来西亚学过一点傣语，再加上手势，这几个人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应该做什么。他们离开了，一会儿工夫，每个人背上背着一个篾箩来了，里面是白米饭。米饭虽然不少，但经不住22个饥饿的壮汉分食，差不多每人几口就吃光了。傣族人又离开了，过了一会儿，一大群人赶过来了，男人们扛着炊具和柴草，女人们背着粮食和青菜，还带来了治疗疟疾的草药。炊烟袅袅，其乐融融。虽然语言不通，但傣族人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这些海外游子的感激和敬意。

　　机工们这边吃着饭，那边，几十个村民开始用锄头清理汽车轮胎下的淤泥。家家户户的水牛也被赶来了，几头水牛一起奋蹄，将陷在淤泥里的卡车拖上了路基。

　　机工们把钱塞进傣族兄弟的手中，他们说什么也不收。傣族兄弟盛情邀请机工们去寨子里歇息，机工们说：“我们有纪律，不能打扰大家。”

　　同胞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共同的命运让人们冲破了语言的障碍，很快就成了未曾谋面的亲人。

　　1942年5月，日军攻入云南，畹町、芒市、龙陵相继沦陷，大约1800名南侨机工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他们仍旧浴血鏖战在滇缅公路上。直到1942年8月，滇缅公路中断，南侨机工彻底解散。但此时的“南洋”已沦陷于日寇的铁蹄，南侨机工回国无门，国民政府交通运输部门设在昆明郊区石塘山等处的“汽车驾驶人员整训所”成了南侨机工们的收容所。

　　他们住的是破破烂烂的库房，睡的是地铺草垫，没有薪水，三餐不见油水。国家危亡，山河破碎，一个处于倾覆边缘的国家又如何能佑护得了自己的子民呢？既然已经不能继续为祖国效力，那就只能自谋生路了。他们没有任何怨言，曾经高大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筚路蓝缕的人群之中。

　　1942年12月15日，《新华日报》向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呼吁救济这些回不去家的南侨机工。云南人民没有嫌弃这些身无分文、骨瘦如柴的流浪者，很多南侨机工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2022年10月29日，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走过了他96年的风雨人生，离开了这个曾给他带来无尽疼痛与慰藉、**与梦想的世界。

　　蒋印生出生在印度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是一位商人，家境殷实，早早便学会了开车。招募机工的时候，蒋印生才13岁，他瞒着家人，虚报年龄，和四名同学一起加入了第九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他是南侨机工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印生留在了中国。2015年9月3日，他作为南侨机工代表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获得了“反**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如今的国家发展富强了，更加顾念那些为有今天而流血牺牲的“赤子”，2019年10月1日，蒋印生再一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代表南侨机工参加了国庆庆典并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每一次摩挲着这些珍贵的纪念章，蒋印生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复刻3200枚怀念，以想象之手一一地“佩戴”在自己的胸前，为那些已经长眠的战友。当他站在观礼台上，对着从眼前走过的仪仗队庄严地举起手臂时，想起了当年应征归国的情景，瞬间老泪盈眶，默念了一句：“又该到了归队的时刻！”

　　岁月远去，世事轮回，当南侨机工的故事随着最后一个亲历者的离世而宣告结束时，一本旧书也就翻到了最后一页。可是，总还会有另一只无形的手，打破时光的秩序，再一次将这本书翻开，从头读起。（本篇选自《芙蓉》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