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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的淮安新闻人
　　李正林


　　“玉佛寺祭于”引发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活动轰动了全国,一二一死难烈士出殡仪式。

　　1946年春，丁九（右二）在大众日报临沂编辑部。

　　杨道生在成都创办战时出版社。


　　1931年九·一八事变，撕碎了中国人民的心，也触动了淮安古城里一颗颗年轻人的爱国心。在淮安这块红色土地上，有一批热血青年在救国救民的烽火中，为淮安抗战史留下独特的红色篇章，表现出民族的大爱和血性。有一种现象显得很特别：他们出生名门望族或封建家庭，生活优渥，却不甘沉沦，前赴后继，自觉地投入抗战大潮，甚至献出生命。他们既是当时的新闻人物，也是活跃在抗战新闻一线的重要力量。

　　丁氏二兄弟：丁八、丁九

　　在古城淮安的龙窝巷中段，有一个清代淮安名门望族丁氏寓所，俗称丁家大院。在抗日救亡的岁月里，这里走出了4位忠实的革命者，其中3位成了烈士：丁八（丁澄）在淮安牺牲，丁十（丁桂成）于1944年牺牲在山东抗日战场，丁十三（丁竹成）于1950年8月在云南剿匪英勇牺牲，时年仅18岁，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活着的丁九后来成为抗战烽火中的著名记者。

　　丁八，原名丁泽成，后改名丁澄，号亦清，1916年5月28日出生在淮安席桥丁圩子村破落地主家庭。门族弟兄众多，都习惯按大小排行称呼，丁澄排行老八，故称丁八。丁澄14岁家境败落，到淮安城里德泰钱庄当学徒。1936年，丁澄九弟丁灿成（人称丁九）在上海国光中学读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丁九读完高中回到淮安，与八哥丁澄联络母校省立第九中学（现江苏省淮安中学）多名进步学生，在丁家大院建立淮安群众看报室，由家境富裕的丁澄、顾家熙、尹楚升等出钱，订购上海的《译报》《大美晚报》《救亡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新华日报》等十几种进步报刊，也订了**出版的《中央日报》《战报》等作为点缀。看报室总干事顾家熙还请人专门为淮安群众看报室篆刻了印鉴图章，这里成了民众了解抗战形势的窗口。来读报的人越来越多，丁八又向时任淮安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六舅杨子明借了教育馆的三间房屋，组织读书会和歌咏，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

　　在抗战中，群众看报室又演变成抗战小报的编印室，他们将收集的各大公开出版的报刊新闻，经过摘抄、编辑、刻钢板，用油印的方法，不定期地出版单面小报，取名《火街》《回声》《燎原》。有的放在群众看报室供阅览，有的张贴到淮安古城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墙上，不仅让淮安群众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也激发了百姓的爱国心。丁八、丁九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结识了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许多行动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完成。看报室的三四十名成员先后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县大队，多数加入了共产党，为淮安党组织的重建、淮安抗日武装力量的充实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此，丁八曾于民国25年（1936年）被淮安县警察局逮捕，后因没有证据而被释放。

　　1938年初，丁八与赵心权、吉乐山等发起成立淮安抗日同盟会，并被公推为常务理事。1940年秋，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任命丁八为十一区区长，他筹集枪支，组建区抗日自卫队，在敌伪顽匪极为险恶的包围环境中打土匪保群众，一年多的时间内共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丁八的威名，让敌伪顽匪胆寒。他们把丁澄和区自卫队看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11月24日，24岁的丁澄因被土匪杨文锦诓骗而遇害。解放后，人民政府将他生前任职的十一区命名为丁澄区。

　　丁九，生于1919年11月8日。他文字功底扎实，1937年在上海和进步青年创办了抗日救亡的革命刊物《轻骑队》。他曾任淮安抗日同盟会总务部长。1939年春，丁九到延安抗大学习。1941年，到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一直使用丁九署名，先后担任特派记者、编辑等职，长期从事战地采访和军事新闻采访工作。

　　1946年元旦刚举行过婚礼的丁九奉总编辑匡亚明之命，持军调三方签字的记者证随军调小组赴北平采访，两周后就发回长篇通讯《北平在苏醒了》，《大众日报》以本报驻北平特派记者见闻方式整版刊发了丁九的这篇报道，这是该报第一次刊登记者在国-民党统治区直接采访的报道。1946年4月3日，丁九在北平遭遇国-民党制造的四·三事件，被非法拘捕，后经叶剑英等中共人士多方斗争被释放。丁九的其他新闻作品《沂蒙人民和八路军》《会见马励武师长》《南岩保卫战》等载入《大众日报》史册。

　　丁九历任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特派记者，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采编主任，新华社第三野战军西线分社副社长兼通联部主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采编主任。1948年9月，丁九去浙江参加创办《浙江日报》。新中国成立后，丁九曾担任过浙江省文化局局长、中华全国文化界联合会常务理事等职。1978年8月在杭州逝世。

　　许氏二兄弟：许邦儒、许邦仪

　　许邦儒，生于1922年。许邦仪，生于1924年。弟兄俩是淮安城内“丁何韦许”四大家族许氏的后裔。爸爸许厚甫、妈妈吴瑞芝尽管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思想开明，积极支持子女参加进步活动。弟兄俩自幼勤奋好学，思想活跃，经常阅读进步书籍。弟兄俩在考取江苏省立九中后，与淮安县中学和淮安城内一批热血青年，成立“学生报国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淮安城内贴出“东北已失了，中国将亡了”的大幅标语，引起民众对时局的高度关注。不久，淮安县中学学生就成立了“鲁迅读书会”，省立九中学生成立了“义勇军宣传队”、“抗日救国会”，还编印《民众三日刊》《民众四日刊》《抗日周刊》，这些进步社团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对许氏二兄弟产生直接影响。

　　1935年12月，许邦仪与救国会学生骨干组建“寒假抗日宣传队”，成立《月下》文艺社，自行油印《月下》刊物，不定期地散发到城乡，鼓动民众踊跃参与抗日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许氏二兄弟与俞臻、何维基等先后创办了《回声》《火街》等新闻墙报，每天或隔日换内容，用诗歌、短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揭露**假抗日真**的嘴脸，深受民众欢迎。

　　1938年1月，许邦儒与许邦仪、尹楚升、顾家熙、俞臻等发起创办“淮安群众看报室”，出钱订购进步报刊，许邦儒、许邦仪自编自印八开版小报《群众》，放置在看报室和淮安县民众教育馆供大家阅读。该小报选载内容以时政为主，还刊登过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出过四期后，在1939年日军轰炸淮安后被迫停刊。许邦儒约顾家熙、丁八和何维榘等一起自导自演抗日救亡的话剧，如《一条战线》《这是谁的错》《放下你的鞭子》等。他们从城里演到乡下，在淮安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淮城沦陷后，在白色恐怖下，许邦儒与一批同学前往山东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在中共党员丁九的介绍下，许邦儒等二十余人参加了地下党员万毅任团长的东北军57军668团，在部队战地服务团随营干校学习，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许邦儒转入八路军，被分配到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可惜在1941年日寇对山东沂蒙山区大扫荡时，许邦儒不幸被俘，壮烈牺牲，年仅19岁。

　　1938年，许邦仪在“淮安群众看报室”任宣传部长，还担任自编刊物《群众七日刊》《抗日旬刊》主编，八开四版，每期印刷3000至5000份，由专人分发到淮安周边的淮阴、涟水、阜宁、灌云、泗阳等地，在苏北敌占区产生积极影响。1939年7月，许邦仪与周兴、罗清渠、任家骥4人同去涟水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八团（淮河大队）随营干校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学习结业后，许邦仪、周兴回淮安运东开展党的工作，筹备成立了淮安县运东工作委员会，工委设在渠北钦工的横沟寺，许邦仪任工委书记，负责开辟涧河以南的二、三、四、五区工作，是淮安早期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淮安党组织的重新建立，开辟和建立淮安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48年9月，许邦仪进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任研究处、哲学教研室研究员，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委员、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1964年去世。

　　顾氏二兄弟：顾家熙、顾家幹

　　顾家熙，生于1919年6月，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淮安县中学读书时，眼看着祖国大好河山被日本侵略者一口一口吞噬，顾家熙的热血沸腾了，他和淮安的一批爱国青年一起，办起了"淮安群众看报室"，每天向读者展示由共产党人办的《新华日报》《群众》等，看报室自己也编辑出版了一张八开版的小报《群众》，由镇淮楼西路八字桥西侧的采莲室负责双面铅印，每周一期。这张小报发行时还专门印上"淮安群众看报室"篆字方章。据已故周恩来研究专家秦九凤介绍，“淮安群众看报室”名字是顾家熙起的，意思是淮安进步青年读书看报的群众性的救亡组织。看报室印章由担任总干事的顾家熙保存。1939年日军占领淮城后，顾家熙的胞弟顾家幹将这枚图章带到了上海。

　　顾家熙在办《群众》小报的同时，又和丁八、何维榘等一起自编自演抗日救亡的话剧，在城乡演出。一次，由于剧中有讽刺国-民党不抗日的情节，顾家熙被国-民党顽固派毒打了一顿，他的父亲凭"老面子"才把他领回家。1939年顾家熙举家流亡上海后就积极寻找党组织。1943年，他考入上海著名的《申报》报馆当编辑，在日本投降的日子里，顾家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随即由党组织介绍进入了上海的《建国日报》(即原《救亡日报》)工作。不久，《建国日报》被蒋介石勒令停刊，顾家熙被周恩来调到《新华日报》筹备处，同时兼任上海版《群众》周刊的记者。顾家熙曾回忆说:“在上海，周总理亲自教过我如何甩掉特务的跟踪。有一次我奉命和夏衍接头，可后边偏偏有个特务死死盯住不放，当我和夏衍擦肩而过时，通过暗号知道了后边有特务盯梢，我想起周恩来教给我的办法，一直绕到外滩，才把那个特务甩掉。”这期间，顾家熙介绍淮安同乡之江大学中共地下党员袁鹰（原名田复春）进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编辑。上海解放后，袁鹰参加了《解放日报》的筹备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版的《群众》周刊也被反动当局停刊。此时，顾家熙参与胞弟顾家幹策划的上海“玉佛寺祭于”游-行活动，中共党员身份已暴露，国-民党正欲抓捕，顾家熙又经党组织安排去香港，进入我党主办的《华商报》工作并兼做香港版《群众》周刊工作。平津战役结束后，顾家熙奉命到北京，先后在新华通讯社、新闻总署、中共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等单位工作。1960年，正当年富力强的顾家熙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举家支边去《新疆日报》社工作。1970年周恩来要求恢复出版《新华月报·文摘版》，听取了顾家熙的建议：“《文摘版》不但用中国刊物报纸上的东西，也可博览外国报刊，每期搞上一些‘特译稿’，这样就打开了世界之窗……”1978年顾家熙回到北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担任编审。1994年2月逝世。

　　顾家幹在胞兄顾家熙的影响带动下，思想进步，成长为文化抗战的先锋。1939年春，顾家幹随兄赴沪，寻找党组织并参与地下活动，从事抗日宣传。这期间，他与夏衍、鲁迅、茅盾等文化名人和上海金融界人士相交甚密，以上海《文学报》编辑身份，利用妻子于庾梅与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许广平等民主人士关系亲密的优势，在沦陷区为新四军提供物资和情报传递。

　　1945年12月1日，昆明市大中学生举行反内战反独裁集-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特务、军警血腥镇压，顾家幹妻子于庾梅唯一的胞兄于再和3名同学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事件。顾家幹与妻子于庾梅打算在上海著名的佛教殿堂玉佛寺为胞兄做家祭，地下党员袁鹰前去帮忙，并将消息传给了上海学生界党组织学委和中共上海市委，得到重视。一场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领导的以大中学生为主力，动员各界人民参加，联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活动轰动了全国，家祭悼念演变为公祭追念。顾家幹积极配合中共上海市委的安排，经过周密策划，1946年1月13日，于庚梅、顾家幹以家属名义在《大公报》上刊登在玉佛寺为胞兄于再举办超度佛事的讣告，广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以“闻讯”自行前往吊唁的名义参加公祭。主祭团由享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仲华寿七位著名人士组成，公祭规模空前，各界人士万余人的**队伍从江宁路到南京路，浩浩荡荡，穿过市中心区，高呼“要和平、反内战”等口号，控诉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颠倒敌我恶行，唤起民众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争。公祭烈士的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谱写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光辉一页。

　　顾家幹曾是银行职员，善于与文化界进步人士交往，在他的朋友圈中，对茅盾先生十分敬仰，神交已久。昆明“一二·一”事件中顾家幹内弟于再先生牺牲后，茅盾随即发表文章，表达愤慨和抗议。2024年7月，顾家幹的孙子顾力沛将爷爷收藏的49期茅盾主编原刊《文艺阵地》捐赠给浙江茅盾纪念馆，这是80多年前顾家幹订阅珍藏的，也是他后来在上海《文学报》以笔为枪的写照。

　　2025年7月1日，顾家幹后人顾宝炎向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捐赠了一份珍贵文物——《周恩来手书李公朴、闻一多悼词》。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先后暗杀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周恩来闻此噩耗，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罪行，并亲笔写下悼词。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在福州路天蟾舞台举行公悼大会，邓颖超在大会上宣读了周恩来书写的悼词。会后，邓颖超将悼词交给《新华日报》记者顾家熙带到报社印刷刊发。顾家熙后将悼词交予其哥哥顾家幹保管。顾家幹去世后，顾宝炎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这份手稿，遂将这份保存了近80年的历史文物捐献出来。

　　尹氏二兄弟：尹楚升、尹莹升

　　尹楚升、尹莹升（曾用名陈冰）出生于淮安城内西长街尹公馆，其曾祖尹耕云是清道光庚戌进士，授礼部主事，一生勤政清廉，是晚清内忧外患时代坚持抗击外敌的主战派。祖父尹彦钺是清光绪乙酉拔贡，共生三个儿子：尹星侣、尹柏寒、尹兰西。尹楚升、尹莹升就是长房尹星侣所生。尹公馆门庭显赫，历经百年春秋，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家道中落，惟礼乐不辍，书香犹存，崇文重教、豁达开明的家风对尹公馆的后人影响至深。

　　尹楚升的叔父尹柏寒，文武兼备，剑胆琴心。1908年公费留学日本，1911年投身辛亥革命，时任清军管带，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参加了直皖战争、江浙战争、入豫战争，曾授中将衔参事，任国军23军军长。1926年以后，因对时局失望，尹柏寒就离开军界，在上海作“寓公”。“九·一八”事变后，他逐渐地从共产党的友人，转变为中共地下组织“秘密党员”。他对尹楚升、尹莹升两侄子有直接影响。寓居上海期间，他与共产党领导的“华东武装抗日会”密切联系，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新四军高级将领王必成（1955年授中将军衔，1955.09-1960.11期间担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虎口脱险，帮助地下党收集情报，购买医药、棉纱等物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尹楚升暂住在上海叔父尹柏寒家，尹柏寒将他介绍给早年留学日本的地下党员王绍鏊（全国解放后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和主管情报与行动的上海“武抗”的高原先生。他们经常对尹楚升进行抗战形势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动员尹楚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他们的共同影响下，尹楚升经过“武抗”严格培训后，回淮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春，按照叔父尹柏寒安排，回到家乡的尹楚升立即联络弟弟尹莹升（陈冰）、许邦仪等进步学生，一起创办“淮安群众看报室”，唤起家乡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击日寇。七七事变后，尹氏二兄弟与省立淮安中学学生自发组织“燎原社”，创办《回声》《火街》《燎原》墙报周刊，宣传抗日思想。当时，尹公馆年轻的姊妹们心旌摇动，向往革命。1939年，尹楚生参加新四军，解放初期曾担任苏州地委宣传部长。其他堂姊妹有尹佩珠、尹定（尹珍升）、李利（尹琇升）、尹珩升（解放战争中牺牲于山东沂北）、尹杰（尹琬升）、尹建（尹航升）、尹萍，他们都曾加入共产党、新四军，活跃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战场上，淬炼出革命的信仰。

　　尹楚生弟弟尹莹升1939年春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一直改用陈冰为名。同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到东北军当兵，后调入672团政训处宣传队。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组织决定，撤离东北军到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工作，历任大众日报社记者、编辑、通联科长、通讯部长、副总编辑、淄博版主编等职。他参加了当地的减租减息、生产自救和武装斗争，曾立功受奖。解放战争期间，陈冰主要在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历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记者团团长，山东分局敌军工作委员会东北分会委员，大众日报副总编辑，新华社山东兵团分社副社长，新华社三野总分社社长等职。

　　1949年5月，陈冰转业到地方，先后任杭州市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浙江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为浙江解放后的宣传、新闻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54年后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嘉兴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冰受到诬陷和迫害。恢复工作后，陈冰曾任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书记。1981年7月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1983年4月当选天津市政协主席并兼任党组书记。2008年10月7日在杭州病逝，享年88岁。

　　杨氏二兄弟：杨述、杨道生

　　杨述（原名杨德基)，1913年出生在淮安老西门大街石库门的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家中有不菲的房产、土地和生意红火的“杨元记杂货店”。杨述父亲早逝，母亲肖禹30岁守寡，独撑家业。母亲是很有主见的人，笃信真理，教子革命。杨述1928年入淮安县中学，学习刻苦，组织“鲁迅读书会”。1931年，杨述到南京读高中，寒假返淮安时，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进步学生组织“古堡烽火社”，发表《古堡烽火社宣言》，号召知识青年起来战斗，到反帝前哨去。该社很快被查封，有4人被逮捕，杨述遭通缉，被迫离家出走。

　　1934年杨述考入清华大学，因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被北平公安局逮捕，数月后才释放。他加入“中华民族先锋队”，编辑《北平学生》等报刊。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发挥了骨干作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清华大学支部宣传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党派杨述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以平津大学生南下工作团成员身份路过家乡，发展了3名党员，为淮安抗日救亡活动培养了骨干。到达武汉后，任“青年救国团”组织委员。他致电老母肖禹，动员兄弟姊妹全家老小参加革命。在杨述影响和安排下，肖禹变卖了家中土地、房产和店铺，带着全家老小去武汉、重庆找党组织，演绎出现代版的“杨家将”。杨述三弟杨黄霖，经董必武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读书，1938年入党，后来在延安保卫处受特别训练，调延安交际处任保卫科长，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曾参加破获过国-民党的密电，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四弟杨显基，1939年7月在成都入党，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三妹杨静（又名杨婺华），1937年在延安入党，历任晋察冀边区妇救主任、政治指导员。四妹杨晶明，1937年参加光华女中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小组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述侄子杨欣（杨道生烈士之子），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在保卫延安和淮海、渡江、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中，多次立功受奖。后来长期在中央军委和总参的直属机关工作。堂弟杨肆，曾任**军统技研室主任。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位长期潜伏在军统高层的“红色译电师”，为我党情报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9年杨述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3年，他与妻子韦君宜到绥德分区地委机关报《抗战报》工作。延安整风运动中，杨述被隔离审查，带有"特务"帽子，他直接上书毛泽东，“问题”始得以解决。其后相继在马列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新华社特派记者身份随中央代表团前往重庆，参加重庆谈判。1948年杨述调中共中央“青委”，参与筹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成立后，任常委、宣传部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青年报》社社长。

　　杨述的大哥杨道生（原名杨本基），1910年生。早在家乡淮安时，在二弟杨述的影响下，参加“古堡烽火社”。他与母亲肖禹毁家纾难到达成都。根据中共四川临时工委意见，杨道生慷慨解囊，租赁房屋，创办“成都战时出版社”作为中共四川省委、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人秘密活动地点。后战时出版社被**特务捣毁，他转移到成都**教会《成都英文日报》营业部任经理，党内职务变更为中共川康特委成都市城西区委书记。1941年2月13日，杨道生前往乐山就任中心县委书记，路过簇桥被特务逮捕。他在狱中饱受折磨与迫害，写诗明智，誓死不屈：“中原大地起蛟腾，三字沉冤恨未消。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1942年6月3日深夜，被宪兵押解到成都东郊沙河堡野地，用刺刀戳进心脏和太阳穴，又用硝镪水腐蚀尸体，时年32岁。杨道生遇难后，杨述老母强忍悲痛，拒绝国-民党的各种诱惑，带着儿媳、孙子流落到四川隆昌乡下，靠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为生。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寻找到落难的杨家三代人，并把他们接到重庆，周恩来特地去办事处看望肖禹，安排飞机送他们前往延安。

　　在波澜壮阔的抗战烽火中，淮安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在新闻领域还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李公朴和著名作家袁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