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及其争议焦点

　　许文金



　　刘蕙荪编著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

　　自1903年《老残游记》问世以后，刘鹗很快“热络”起来，一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一百多年来，一度出现有论其人，有论其书，观点不同，褒贬不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互龃龉，各不相让的态势，致使刘鹗成为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

　　纵观学术界研究讨论刘鹗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一度出现时冷时热、冷不均或断断续续的局面。如果大致梳理一下，我们似乎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03—1952年为第一阶段；1953—1979年为第二阶段；1980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胡适和鲁迅等大家曾为刘鹗“站台”

　　胡适在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老残游记·序》中，对刘鹗推崇备至。他以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之《刘铁云传》为据，结论说：“（刘鹗）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识力胆力的政客。”胡适称：“刘鹗先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非议；太仓米的案子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谅他，说他无罪。只有开矿筑路的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他的计划是要：‘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办法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聩的时代，远见似多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他的老朋友罗振玉也不能不说：‘（刘鹗）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一个知己的朋友尚且说他'乌得无罪'，何况一般不相知的众人呢？”

　　一时，除了胡适之外，鲁迅、章衣萍、赵景深、许啸天、阿英、林瑞明等名流大家也纷纷为刘鹗“站台”、“背书”。

　　刘鹗的盛名也漂洋过海。加拿大学者哈罗德·谢迪克称赞刘鹗是“生活在有远见的中国人正在竞相打破数百年的惰性并使自己适应由西方文明冲击所产生的新情况的这一时期的先行者。”

　　美籍华人马幼垣甚至为刘鹗撇清了一些争论：“刘鹗其本人生平与他的学识和名望一样令人不理解和常常引起人们争论。尽管刘鹗因为对当时政治制度失望，所以年轻时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但仍然受到了当时主要官员吴大澂、张曜和福润的青睐和信任，曾在他们手下做事或任顾问。可是，由于运气不佳，加上他自己不拘小节的性情和他在各种尝试的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不断误解，使他担任一种职务甚至从事一种职业的时间都不长；大多数他所办的企业，尤其是那些牵涉到外国人利益的企业，均是短命的；并因此使他经常成为被诽谤受攻击之对象，日益积累的敌意和对他名誉的诽谤，最后导致他1908年被不合理地判决流放新疆，并于次年在那里逝世。”

　　在新中国，为何刘鹗仍遭批判？

　　在当时一些“左”的人士眼中，刘鹗主要有两大问题在1957年被死死揪住不放：一是仍将筑路开矿之举视同“汉奸”、“卖国”，刨他历史旧案；二是关乎《老残游记》，因为他在《老残游记》中，“对‘北拳南革'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因而被斥之为“反动”。一时，刘鹗再次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时值整风反右，揪斗胡风反革命集团，连带批判了早已归入台湾的胡适，斥之为“反动文人”。因为当年胡适曾为刘鹗站台“背书”，也势必“拔出萝卜带出泥”，刘鹗自然成了靶子。第一位向刘鹗发起总攻的是张毕来，他在1957年某期的《人民文学》上发文，就上述刘鹗的两大罪状，横加挞伐。一时，跟风者如过江之鲫，上纲上线，火药味很浓，完全“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就是刘鹗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节点，由第一阶段的温和转为亢奋，并将刘鹗这个历史人物以政治去图解。

　　拨乱反正，客观公正，还刘鹗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1980年，随着《铁云诗存》的出版，标志着刘鹗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成为刘鹗研究进程中的一道分水岭。

　　改革开放，使学术界沐浴了一股新风。1987年，全国首届纪念刘鹗诞辰130周年学术交流研讨会在刘鹗故乡淮安举办。这种带有国家层级背景的学术交流活动，就刘鹗研究层面而言，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且为首次。

　　其实，举办这次活动有个发酵的过程。人们的认知终究会回归理性的。即便当年那位对刘鹗大加挞伐、实施炮轰火燎的张毕来先生，政治头脑也逐渐地冷静下来。后来居然对当年“批刘”的偏左过激行为有所悔悟，甚至放下身段，在报刊上发文作了自我检讨，向学界致歉，认为当年写炮轰挞伐刘鹗的“檄文”，是学术浅陋，自认为“说过了头”。知错即改，倒显示了一个本应具有的学者风范。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就出现了一批热衷于研究刘鹗的专家学者，最为知名的有江苏省社科院的陈辽、山东大学教授严薇青。而发起举办1987年这场学术活动的“幕后推手”，就是陈辽先生。

　　这次活动的重大成果，说到底就是拨乱反正，对刘鹗进行客观地评判，摒弃轻率地套用政治模具去评估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会议就以下方面达成共识：刘鹗倡导筑路开矿，其初衷是：“蒿目时艰，当世事百无一可为。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朘削为事，民不堪矣；民不堪则思乱。”因此主张修铁路，开矿山；认为“与其货弃于地，不如让欧人开之”；并“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矿路归我，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他皈依太谷学派，奉行太谷学派的宗旨，将“养天下”落到实处，就是招商引资，筑路开矿，实业救国。他开办坤兴织布厂，并扩大规模，目的就是吸收更多的人就业；他的原话是：又为人“增一生计也”。其实，这才是刘鹗竭力鼓荡洋务、倡办实业的初心，更是他“养民思想”的发端。

　　刘鹗最受人诟病的“破**”，是他在外商营办的河南“福公司”担任华人经理一事；时人目之为“洋务买办”，因此受到官府乃至民众的责难和不理解。导致山西举人沈鋆章、官员邢邦彦的联名举奏，称刘鹗是在“卖矿”，为洋人办事，当以“卖国汉奸罪”处之。对此，刘鹗曾自证清白。他认为此举意在开发资源，拉动经济；采取招商引资，是因为国力不够。借外资是为了开发矿山，并非出卖。筑铁路、开矿山与开租界有本质上的区别：租界是租给洋人，主权也随之落入洋人之手；而开矿筑路，只是借钱，主权仍在中国。他并且认为：为了防止列强瓜分，必须进行经济改革，改革就得开风气，开风气就得修铁路，开矿山；且国库空虚，借贷洋款，时效快，利息划算，容易上马，收效最快。只是他没有想到，尽管他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当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洋人在中国设银行、建工场、修铁路、开矿山，借款给满清政府，正是为了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进一步侵略和掠夺中国。所以刘鹗的主张，让洋人在中国得以插手中国的经济开发，大有引狼入室之嫌；朝野上下对其攻讦，尚可理解。但使刘鹗不服气的是，这些事并非他刘铁云一个人在搞，盛宣怀也在做，而且捞到油水，简直富可敌国。为啥盛无过，我却有罪？只是他没有意识到，盛宣怀的幕后先有张之洞后有李鸿章、王文韶做铁杆靠山，并被提官四品，而你刘鹗早已被人弹劾削为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与之相比，岂不小巫见大巫！在治理黄河任上虽得到褒奖，也不能永远当饭吃。今人不究其理，仍然以汉奸目之，亦可理解。

　　历史的车轮已滚到了21世纪，我们也在大张旗鼓地搞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但仍然存在一些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地方。因此，两相对照，我们何必去苛求或苛责刘鹗这位历史人物？前些日子，见到有人撰文，把刘鹗称为“那个时代的马云”，似乎多少有点道理。

　　至于刘鹗的第二大罪状是“反动”，是因为他在《老残游记》中痛骂了“北拳南革”。

　　对此，早在刘鹗研究第一阶段，就有诸多学者对此作了客观公允的解读，结论“是事出有因”，是囿于刘鹗“认识上的片面性”。将此列为“反动”的罪名出现在第二阶段。

　　时至今日，对此作出解读的主流观点大体是这样的：尽管刘鹗对当时的社会感到不满，对官场的黑暗深恶痛绝，对满清朝廷有点失望，但他认为，造成老百姓蒙冤受苦的主因是由那些自诩清白用以欺世盗名，实则刚愎自用、草菅人命的酷吏所致；他们政治野心膨胀，想攀升**，不惜营造能吏的假象，用人血来染红顶戴。齐河县水灾，实质是因人祸，是由于庸官昏官优柔寡断、不切实际的瞎指挥造成。而在政治上，刘鹗对满清政府还存有幻想，持信赖和拥护的立场，因此，对动摇满清政府国本的义和团运动和初期的革命党自然十分敌视。

　　事实上的义和团，即所谓的“北拳”，有其迷信落后的一面。最近有学者著文对其颇多微词，认为他们缺失政治理想和目标，起初打着的旗号是“反清灭洋”，滥杀了几个清廷**，连普通百姓也受到冲击。考察结论为：义和团是一次失败的、糊涂盲目的农民起义。刘鹗与刚毅之流有切肤之痛，又险些被义和团当作汉奸，对义和团当然不会有好感。

　　再说“南革”，即当时初见端倪的“革命党”，亦即孙中山等人前期组织的"同盟会"，旨在组建反清队伍，推翻满清政府。刘鹗创作《老残游记》于1903年，其时，革命党势力单薄且分散，辛亥革命还处于酝酿初期，前景难期，被刘鹗认为这无疑是为清政府添乱，因此被料刘鹗将之与“北拳”等量齐观，斥之为“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务欲除之而后快。连孙中山先生自己都在文章中承认他起初的革命为何不受大多数国人理解的原因，乃是没有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就此而言，反映刘鹗的思想是落后保守的；即便名之为反动，也说得过去。不过，仅揪住这一点，就将其定性为反动，又未免失之偏颇。

　　刘鹗研究的现状

　　对刘鹗的研究，学术界并未中断。近年来，也涌现出一些知名学者。突出的当数江苏社科院的陈辽、山东大学教授严薇青等人。刘鹗的后辈刘蕙荪、刘德隆等人，陆续向世人提供了刘鹗存世的遗著遗作遗物，可惜难以俱全，这就成为全面深入研究刘鹗的缺憾。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市面上的主要资料有：蒋逸雪的《刘鹗年谱》、刘蕙荪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刘鹗小传》、《铁云诗存》、《老残游记》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资料》、《刘鹗集》等，“份额”明显不足。难能可贵的尚有寒波的历史小说《老残遗恨》、朱季康教授新著《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可作参考。

　　除了资料不足外，目前国内尚未出现研究刘鹗的专业团队；对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也没有整合；在研究方式方面，也呈单干零散和时断时续非主动的状况；研究面还停留在拘泥于《老残游记》的层级；没有形成气候，表现为冷冷清清，也没有出现单一的专著。

　　另据刘鹗的后人介绍，有关刘鹗的许多史料，曾在非常时期存放于上海图书馆等处，至今未能面世，这就为全面深入研究刘鹗带来困难。更为可惜的是：刘鹗被难之际，委托其门客徐月楼将其古董文物包括碑帖字画200余箱从北京押送淮安途中，结果徐月楼及其200余箱文物却在“人间蒸发”，至今杳如黄鹤！这些史料的散佚，无疑成为研究刘鹗的重大损失。难怪有研究者称：“刘鹗甚至还是一个谜，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揭开。”

本文突破非黑即白的评价模式，揭示历史人物研究的层累性特征。对理解晚清改革思潮的复杂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