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在他的《往事与随想》中记述了这样的故事：
一个年轻的军官告诉我1831年他给派去搜捕一个躲在自己庄园附近的一个波兰人。这个人是波兰起义时期成立的波兰革命政府的特派员。军官根据他所收集到的情报，知道那个人隐藏的地点，就带了一队人到那里去，把房子包围了，自己带了两个宪兵走进里面。房子是空空的；每个房间他们都进去过，到处都搜查了，没有找到一个人，然而有些细小迹象明显地说明这所房子里面最近还有人住过。这个年轻人叫宪兵待在下面，他第二次到顶楼上面去；他注意地检查四周，看见有一道小门通到小贮藏室或者什么小房间；门是从里面锁的，他用脚猛跺，门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她默默地指给他看一个男人，他怀里抱着一个差不多失去知觉的十二岁光景的小姑娘。这就是那个波兰人和他的一家。军官感到为难了。那个女人看出了这一点，就问他：
“您要狠心弄死他们吗？”
军官道了歉，说了些关于绝对服从、关于职责的老一套废话，最后看见他的话对女人一点不起作用，就绝望地问：
“我该怎么办呢？”
女人高傲地望着他，用手指着门说：
“走下去，告诉他们，这儿没有人。”
“说实在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我自己是怎么了。”军官对我说，“可是我从顶楼下去，吩咐军士集合队伍……”
说到这里，赫尔岑写道：“世界上再没有比用标签、用道德的分类，用行业的主要特点对整个阶层加以笼统的谴责更残酷、更眼光狭窄的了。名称是可怕的东西。”
他引用德国作家让·保尔的话：“倘使一个小孩撒谎，要让他因为自己的坏的行为感到害怕，就告诉他，他撒了谎，却绝不要对他说他是一个撒谎的人。你断定他是撒谎的人，这样就伤害了他道德上的自信心。人们告诉我们‘这是杀人犯’，我们仿佛马上就看见一把暗藏的匕首、凶狠的表情、恶毒的阴谋，好像杀人就是那个一生中偶然一次杀了人的人的行业，他的终身职业。一个人既然做了奸细，拿别人的道德败坏做买卖，就不可能同时是一个正直的人，然而做一个宪兵队军官却可以不完全失去人的尊严，正如我们在‘社会道德败坏’的不幸的受害者中间经常可以遇到心地和善的甚至高贵的女性那样。”
赫尔岑引用后继续说：“我讨厌这样一种人：他们不能或者不肯淘神费力走到名称之外，跨过犯罪的障碍、跨过错综复杂的不明白的身份的障碍，却只是清高地避开这些障碍，再不然就是粗暴地推开它们。那些远离现实的、枯燥冷酷的、自私自利的、自己纯洁得令人厌恶的人或者那些还没有机会暴露或者还不需要暴露自己的卑鄙、庸俗的人经常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说是出于同情在别人失足掉进去的肮脏的底层里倒会安之若素。”
人类自从出现敌与我的问题后，敌我关系就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近两百年这种敌与我之间矛盾及变化，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党派与党派、压迫者与反抗者及人与人之间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彼此潜入卧底，自不待说；直接的刺刀见红的敌人变成亲密无间的朋友，也不鲜见；更有许多身穿强敌的外衣，也为强敌做事，属于强敌阵营的人，但由于心灵的柔软，心中存有人性中的善，在心里同情弱者，在行动中支持或保护弱者，尼古拉一世宪兵队的那位年轻的军官就是这样的代表。
所以，脸上贴着敌人标签，看似敌人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敌人；一时刀剑相向，势不两立的敌人，不一定永远就是敌人；穿着敌人的官服，端着敌人的饭碗，也不一定都是铁杆敌人。凡人不可一概而论，非敌即友，非友即敌，或非敌即我，非我即敌，轻易否定，随便打倒，万万不可。绝对化是害人的。
同样道理，具体到某一个特定的人，一时干了坏事，不能就认定他一定是个坏人；一个人做了一些错事，更不该被人们抛弃，永远也翻不了身；一个人即使一时冲动杀了人，也只能说他杀了人，绝不能认定杀人就是他的职业。平常对一些道德败坏的人，我们也不能孤立地、绝对地、一成不变地看待他们。
非好即坏，非坏即好，好则永远好，坏则永远坏，表面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都不可取。还是赫尔岑说得好；对一个人一件事要“走出名称之外”去判断，有时对一个人甚至需要“跨过犯罪的障碍”去判断，不要“清高地避开这些障碍”、“粗暴地推开它们”。可是，有些“冷酷的、自私自私的”，特别是那些“自己纯洁得令人厌恶的人”，还有“那些还没有机会暴露或者还不需要暴露自己的卑鄙、庸俗的人经常就是这样做的”。




作者简介
梁长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散文家》副总编、《华夏散文》副主编、曾任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出版过《今日的灵魂》《无悔岁月》《爱的心路》等随笔散文集。

梁老师的文字耐读，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只是现在看纯文学的人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