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推荐|王昕珂读江非诗集《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

赵日超

　　从经验到存在：低声史诗的诗学使命

　　文 / 王昕珂



　　在当代诗歌普遍滑向“城市经验”与“语言实验”的碎片化表达时，江非的《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显得格外独特。他并不依赖修辞技巧，而是回到土地、劳作与器物，回到人与自然、家人之间最原始的联系。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乡村不仅是一种空间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经验，它保存了现代社会中逐渐流失的生活质地。”江非的诗，正是以斧柄、杂草、割草机、脱谷机等日常物象为入口，复写了这种“生活的质地”。与此同时，他的写作也呼应了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强调：被忽视的日常其实是最真实的存在场域。在江非的笔下，这些微小而沉默的存在物，在记忆与身体的介入下获得精神的光泽，从而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种抵抗概念化、重建经验厚度的路径。

　　江非的写作不是单纯的抒情，而是一种深刻的“抒实”。他并不为个人情绪搭建语言剧场，而是以诗歌为现实经验保存出一块未曾风化的精神土壤。正如卢卡奇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所强调的，真正的艺术应当通过个体经验折射出社会的整体性，并复原被现代性割裂的真实生活。江非的诗中，那些斧柄、割草机、邻居等看似琐碎的事物，都承载着劳动伦理与日常质地，被赋予了超越个人抒情的文化重量。这种姿态既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歌“诗言志”的精神内核，又与当代批评语境中的“经验写作”相呼应：即通过语言复原生活的厚度，使个体经验与社会历史发生深度连接。由此，他的诗歌超越了语言实验与碎片化的窄门，转而建构一种兼具民间性、伦理性与存在哲思的独特路径，使诗歌重新成为人对世界的深度参与方式。

　　一、斧柄在握：
　　日常劳作的非戏剧化诗学

　　在江非的诗中，劈柴、割草、码垛、喂脱谷机，这些动作不再只是乡土生活的背景布景，而是被提升为诗歌叙事中最具精神厚度的核心环节。《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柴木与斧柄》《花椒木》三首诗共同构成了一个“斧头叙事系统”。在斧与木的反复击打中，诗意并非依赖戏剧化的情节展开，而是通过时间与重复的堆积缓慢生成，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非戏剧化诗学。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日常生活的力量并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于其重复与连续；那些看似琐碎的动作，恰恰凝结了社会记忆与身体经验。本雅明同样提醒我们，真正的经验往往并非在重大事件中显影，而是在残片与微小瞬间的闪现中保存与复活。江非的写作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劈柴与劳作的日常细节，正是经验重返诗歌的入口，使平凡的动作焕发出精神的光泽。

　　江非在诗句“斧子离去，斧柄仍双手在握”“斧柄朽腐枯烂，仍双手在握”中，呈现的并不是比喻性的修辞，而是一种存在的哲学命题：当器物的物理实体逐渐消逝，身体的感知却依旧保留；“在握”已不仅是姿势，更是记忆、义务与历史的总和。正如海德格尔所阐释的，器物并非单纯的“物品”，而是“手边之物”，是人类存在得以展开的中介。器物只有在使用与损坏中，才显现其本真属性。江非诗中的斧柄，正是在“朽腐”与“在握”的张力中显露出这种器物性：它既是劳动与生命的延伸，也是时间与历史的残痕。由此，器物书写超越了现实的描绘，成为存在经验的见证，赋予日常劳作以哲学的深度。

　　更令人动容的是江非对劳作细节的精准复写。他写“我搓搓手，感到双手仍斧柄在握”，写“依然能感到斧柄双手在握”，这些微妙的身体感受，使诗歌成为一种“身体记忆”的书写。正如梅洛-庞蒂所强调，身体并不是客体，而是经验世界展开的起点；动作的残余会长久地存留在感知之中。江非正是通过复写这种感知的延续，让劳动的动作在诗歌中得到再次显现。同时，这些细节也呼应了阿伦特对劳动的理解：劳动虽然不断消耗，却在重复中维系着人与世界的联系。由此，江非的诗并不是抽象意义的宣告，而是每一次动作的回响、每一片木屑的在场。他以身体感知重建了劳动的伦理，把抒情重新拉回到“事物”之中，使诗歌获得现实的厚度与哲学的重量。

　　二、器物失效中的
　　现代性裂隙与诗意守望

　　在江非的诗中，“器物”不仅是生产的工具，更是现代性落差的见证者。《夏日的脱谷机》《割草机的用途》两首诗虽然以机器为中心，却并不歌颂效率、技术或改造自然的力量，而是冷静地呈现出人与器物之间的疏离与悲悯。诗中那些“还在发烫”“没有靠近草”的机器，呈现出一种悬置状态，仿佛永远无法进入其应有的功能秩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器物并非单纯的工具，而总是在“手边之物”与“现成之物”的张力中显露其本真属性。当机器无法与人的劳动节律贴合时，它的“在场”反而凸显出现代性的异化。西美尔亦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技术物往往加剧了人与经验世界的疏离。在江非的诗中，这些不合拍的机器正是这种异化的见证：它们成为一种“未能完全成为”的存在，凝聚着现代性裂隙与忧伤。

　　《割草机的用途》展现了一种哲学寓言：那台红色割草机“始终没有割草”，却也“没有真正地远离草”。它的停滞与悬置，揭示出人类与器物关系的断裂。阿伦特曾强调，劳动与工作的本质在于维系人与世界的联系，而当技术物无法真正融入人的生活节律时，它便使世界失去了可亲近性。卢卡奇也指出，现代化与资本逻辑带来了“物化”现象，使器物不再是经验的中介，而成为疏离的存在。在江非的诗中，割草机的红色背壳仿佛一只甲虫，凝固成一种“未能完全成为”的象征。它既不生产，也不归零，正是现代性裂隙的见证，提醒我们：在技术的加速扩张中，人类或许正在悄然丧失亲近世界的能力。

　　在江非的诗中，器物并非纯粹的工具，而被赋予了自身的存在逻辑。《割草机的用途》中，机器“始终没有割草”，却也“没有真正地远离草”；《夏日的脱谷机》中，它“发烫后歇息”。这些描写揭示了器物并不是完全听命于人类的对象，而是在时间与功能的张力中显现其独立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醒我们，器物也是“行动者”，它们与人类共同塑造经验世界。江非的诗正是通过倾听这些器物的“沉默”与“余响”，重建了人与物之间被现代功利逻辑遮蔽的温度与伦理。

　　在江非的诗中，器物并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现代经验与历史记忆的见证。《割草机的用途》中，那台“始终没有割草”的机器，呈现出悬置与未完成的状态，显露出无法融入现代效率逻辑的异质性；《夏日的脱谷机》中，机器“发烫后歇息”，仿佛有自身节律。这一处理与海德格尔的观点相呼应：器物只有在失效或“现成化”时，才从透明的工具状态显露其存在本质。同时，这也契合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器物具有能动性，能折射人与世界关系的裂隙。江非没有将机器浪漫化，而是让它们保持沉默，成为现代性矛盾的见证。由此，他的器物书写不仅保存了劳动的余响，也为诗歌赋予了伦理与思想的重量。


　　三、生态共同体与田园伦理：
　　日常生活的精神庇护

　　在江非的诗中，人物关系也并非戏剧化的冲突，而是通过“邻居”“家人”“孩子”“父亲”等，呈现出一种带有温度的共同体生活。这种诗学姿态，与海德格尔“与他人共在”的存在论思考高度契合，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与他人共同的存在，而这种“共在”往往通过日常生活的分享与沉默的陪伴显现。江非笔下的“好的邻居”“夏日和杂草”，并没有夸张的情感表演，而是在共享的劳动、时序与空间里，让人们彼此成为对方生活的一部分。同时，这也呼应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不是附属性的，而是构成人的存在本身。在《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中，父辈的劳动场景通过诗歌被保存下来，成为跨代记忆的纽带。由此，江非的诗歌在对“共生生活”的书写中，既保留了温情的伦理维度，也展现出诗歌作为共同体经验的见证功能。

　　在《好的邻居》中，“没有海，也要造一艘船”的意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表面上是一种荒诞的行为，实际上却承载着精神的坚韧与梦想的伦理。庄子在《庄子·人间世》中提出“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强调某些看似无用的存在，反而保存着生命最本真的可能性。这艘无法下海的船，正好体现了这种“无用之用”的智慧：它不是实用性的工具，而是邻居对生活潜能的一种守护。与此同时，这一场景也呼应了布洛赫所强调的“希望原则”，人类在逆境中仍会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对未来的期待。邻居的造船举动，不是为了实际的航行，而是一种精神的抵抗与诗性的宣言。由此，《好的邻居》不仅是对民间想象力的记录，更是对生活可能性的诗学颂歌，揭示了在缺乏条件的境地中，人仍然能够以创造性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在《夏日和杂草》中，那句“就让杂草再长一会儿吧”，并非对秩序的放任，而是一种柔性的伦理姿态。杂草依赖阳光、水和泥土而生，它们并非错误的存在，而是自然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正如列斐伏尔所强调，在那些被视为琐碎和微不足道的细节中，往往潜藏着对生命本体的尊重。江非的诗学正是通过这种对日常微物的凝视，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厚度。同时，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也提醒我们，伦理的根基并非来自宏大的历史叙事或抽象的普遍规范，而是来自面对最微小、最脆弱存在时所承担的责任与回应。在这一语境下，杂草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它们的存在既是自然合法性的呈现，也是诗人对“他者”的温柔注视。由此，《夏日和杂草》不仅传达了生活困顿中的温情姿态，更展现了一种“软伦理”的可能性——在接受与容纳中，人与世界建立起更为温润而真实的关系。

　　江非笔下的“家”并未被限定为单纯的私人空间，而是一个生态共同体。在这里，劳作的动作、植物的生长、器物的使用、邻里的陪伴与家人的存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生活整体。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乡村与家庭并非静止的意象，而是一种文化经验的延续，承载着现代社会中逐渐流失的生活质地。江非的诗正是通过“家”的书写，保存这种文化厚度，使其在城市化与现代性的浪潮中免于湮没。同时，布迪厄提醒我们，家的空间不仅是居住的场所，更是社会关系与象征秩序的结点。江非并未以抒情化的修辞美化家庭，而是揭示其日常性张力：矛盾与庇护并存，困顿与温情交织。由此，“家”不仅是生活的庇护所，更成为他诗歌的文化诗学核心基点，一种在动荡之中仍然维系人之归属感与精神支点的诗学信念。

　　四、夜的哲学场域：
　　边界经验与感知诗学

　　在江非诗中，夜晚并不仅是时间的节点，而是一种精神的显影场。正如巴什拉所言，黑夜与昏暗往往激发出感官的敏锐，使人进入想象与存在的深层维度。在《星光密布的晚上》《每年的这一天》《海边界石》《未达之地》等诗作中，夜晚的沉默与星光的微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夜的体验”，在黑暗中，外部世界退隐，而内心的感知被无限放大。同时，这也与列维纳斯的洞见相呼应——夜晚不仅是光的缺席，更是他者性与无限性的显现。在夜的空间中，人不再依赖确定性的逻辑，而是向未知、向超越敞开。江非通过夜的书写，将黑暗与微光并置，使诗歌成为灵魂穿透现实的通道，也成为人与宇宙建立精神连接的重要方式。

　　在《星光密布的晚上》中，夜晚不再只是背景，而是一个阈限性的时空。那头“踏雪而来”的动物，徘徊在日常与神话之间，它既非现实的伙伴，也非想象的幻象，而是夜晚生成记忆与意义的见证者。伊利亚德指出，某些自然存在往往在“阈限时刻”显现其神圣性，使人进入一个介于现实与超越之间的空间。夜正是这样的阈限时刻，它让平常事物获得了超日常的光泽。与此同时，巴什拉强调，夜的黑暗能够召唤最深层的梦境经验，使人进入集体无意识的记忆场域。于是，在这首诗里，夜晚不仅是光的缺席，更是一种“生成的场域”，在其中，动物的身影与星光的闪烁共同构建出一种神话感的体验。夜成为记忆与象征的源泉，也使诗歌获得了超越现实的精神维度。

　　在《每年的这一天》中，夜的书写不再停留于神话象征，而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处理“穿越”的经验。公路上的行者在水汽与晨雾中为死者启程，旅程无声而坚定，具有一种带着仪式感的精神穿越力。正如海德格尔所论，死亡并非终点，而是“向死而在”的存在方式，它迫使人直面本真经验；同时，阿甘本也指出，阈限时刻能够打破线性时间，使生命获得重新开启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诗中抵达“我”门前的，并非幽灵般的恐惧，而是一种不被拒绝的探访，是死亡作为“来临”的显现。布朗肖所言“死亡的瞬间”亦在这里获得诗学回声，死亡既是虚空，也是与生者建立联系的另一种方式。由此，这首诗将死亡转化为一种精神穿越，使夜的书写呈现出深沉的存在哲学维度。

　　在《未达之地》和《海边界石》中，夜晚与空间意象被赋予了存在论的深层寓意：一片无法进入的树林，一块伫立荒野的界石，皆指向“过不去的地方”。这种不可逾越并非失败的象征，而是一种存在的启示。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界限不是单纯的阻隔，而是存在显现意义的场域，只有在触及界限时，人类方能体认自身的有限性与“在世”的方式。与此同时，列维纳斯提醒我们，他者性始终不可被同化，它以“不可跨越”的姿态，维持着自身的合法性。江非的诗正是通过对“未达”与“界限”的凝视，而非跨越与征服，呈现出对他者与边界的伦理尊重。在这一点上，树林与界石不仅是自然物象，更成为存在哲学的见证者，使诗歌在凝视边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关于有限性、他者性与超越性的深层回响。

　　这种“凝视性的夜诗学”，在哲学上可追溯至梅洛-庞蒂对可见与不可见的探讨。他指出，我们并非以主体之眼去掌控世界，而是与世界共处于同一“肉身”之中，因而总是被世界反向凝视。由此，夜晚并非单纯的黑暗，而是感知的场域：在可见性退隐时，世界的另一面开始显现。江非的夜书写正契合了这一哲学思路——它不是叙事性的，而是感知性的；不是以夜为背景讲述事件，而是通过沉默、微光与气息让夜自身发声。这样的夜晚不惊悚，也不崇高，而是世界最本真的容纳器。在这里，诗人并不企图揭示某种终极真理，而是以温柔的姿态接纳不可知，以审慎的方式凝视孤独与虚无。夜因此成为人与万物短暂交汇的阈限性场域，使诗歌呈现出一种深度感知的可能性。

　　结语：低声史诗与诗学责任：
　　现实主义的当代回响

　　江非的《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是一部罕见的“低声诗集”。它没有形式上的炫技与高亢的抒情，而是以沉静、耐心的笔触保存下那些被时代轻易冲刷的日常器物与动作：一把旧斧、一台脱谷机、一堆木柴、一条小路。正如米兰·昆德拉所强调，文学的使命并非提供答案，而是保存“存在的片段”，守护那些可能被遗忘的经验。江非的写作正体现了这一使命，他没有让诗歌成为观念的宣言，而是让它化为生活经验的回声，赋予沉默之物以记忆与尊严。这种姿态也呼应了布朗肖的思考——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完成，而在于逼近那些无法言尽的存在。由此，这部诗集既不是浪漫化的田园抒情，也不是观念化的修辞实验，而是一部“低声的史诗”，以近乎档案学的耐心与冷静，为劳动者的生活保留精神的回响，使大地的沉默在语言中持续发声。

　　在江非这里，诗不仅表达自由意志，而且是一种与世界温柔对话的方式。他用语言打捞那些没有话语权的物与人，让它们从沉默中浮现，延续微弱却持久的声音。正如阿多诺所强调，艺术的使命并非填满沉默，而是在否定性的空间中，让苦难与未被言说之物继续保有其真理性。江非的诗恰恰通过节制，为那些被遗忘的存在保留尊严。而巴赫金的“多声部”理论也提示我们，文学的重要性不在于主导性的强音，而在于给予弱声部以回响。在这一意义上，江非的“微光写作”不是无力，而是一种伦理姿态：它通过低声与耐心，将沉默化为见证，把诗歌转化为对世界的责任与回应。

　　他的诗歌，将父亲的劈柴、母亲的脱谷、弟弟的搬运，以及邻居的油漆、马的喘息、杂草的生长、界石的沉默一一纳入诗的视野，把器物、劳作与情感编织成一个既现实又精神性的生活图景。这种姿态并不依赖文本技巧的炫耀，而是回到语言最本真的使命——“为万物命名”。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诗歌的本质在于命名，通过命名唤出存在，使其从沉默中获得显现。江非的写作正是这一思想的实践：他让日常的动作、器物与细节重新获得语言的重量，成为存在的见证，而非消散在遗忘与无声之中。由此，他的诗并不是对城市审美或现代技巧的迎合，而是一种守护性的书写，通过命名与记忆，保留了生活最原初的质地。

　　江非的诗学打动人的，并非形式上的技巧，而是“言之有物，情之有根”。他以斧柄、柴屑、界石、雪地等器物与场景作为情感的依托，将生活的表象转化为精神的内涵。这种姿态，首先契合了鲁迅所强调的“言之有物”，即文学必须根植于真实经验，避免空洞的修辞；其次，也与奥尔巴赫提出的“严肃摹仿”相呼应——文学的力量来自对日常细节的深度呈现，而非形式的炫耀。伽达默尔指出，艺术的真正使命并不在于技巧的完美，而在于保存与传递经验，使那些易被遗忘的生活片段进入历史的理解之中。江非的诗歌正体现了这一使命：他不是语言的建筑师，而是生活的抄录员、精神的守夜者，在沉默中保存日常的厚度，并在平凡的器物与动作中赋予存在以尊严。

　　诗集呈现了一种以日常器物与劳作经验为基点的现实主义诗学。它通过低声而克制的书写姿态，将边缘的声音、微弱的存在与易被遗忘的经验保存下来，赋予其记忆与尊严。这种诗学实践，正呼应了布朗肖关于文学应与沉默共处、守护不可言尽之物的思考，也延续了中国诗歌传统中“言之有物”的现实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在当代诗学语境中开辟出新的可能，诗歌不再是高亢的宣言或纯粹的形式实验，而是作为生活经验与公共伦理的承载体，成为见证与守护的方式。由此，该诗集不仅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达维度，也为理解当代文学的社会功能提供了重要参照。

　　王昕珂，原名王冬，女，1995年生于贵州安顺。文学硕士，从事诗歌创作，兼及翻译与批评。

　　书籍简介《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
　　作者/江非

　 《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精选了江非141首创作于2021-2024年的诗歌，以及少数2021年前的代表作。诗集分为“好的邻居”“柴木与斧柄”“剩余之物”三辑，其中有具体的乡村生活经验，也有抽象的关于生命、死亡、语言、思想的思辨与诘问。这些诗纯粹、温润、质朴，展现了一位诗人内心的整一节奏。
　　作为“自然主义”代表诗人，诗人将眼光投注于动物、植物、田野自然和人的内心与生活，时间流淌在这本诗集的字里行间。他在记忆与日常里捡词语，用悲悯的心灵写出关心人类的诗篇：“人活着，人希望，人在孤独中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