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散文大家袁鹰先生 |袁晞 罗雪村 赵蘅
悼念散文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先生即今休去便休去 若觅了时无了时
来源：北京青年报 | 袁晞 罗雪村 赵蘅 2023年09月06日06:54
编者按：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本名田钟洛），于2023年9月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终年99岁。他著有《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散文六十篇》《袁鹰儿童诗选》等四十多部作品，散文《井冈翠竹》《小站》《渡口》《白杨》等先后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本版特邀《人民日报》文艺部老编辑袁晞、罗雪村，老作者、画家赵蘅撰文，以纪缅怀之情。
敬爱的田老师 您也是我的人生导师
◎袁晞
认识田老师是1985年秋天。考上中国社科院新闻系之后，系里要给新生调配导师，田老师将要离休，本来不打算带研究生，因同学的母亲与他熟识，请他带自己的女儿，他同意了。系里跟田老师商量，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他也同意了。于是还没找到导师的我被搭给了田老师。后来才知道，田老师为人厚道，很少拒绝。第一次见到田老师是在他的办公室，一位温和的长者，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们闲聊，亲切而随意，不经意地问了问我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哪里人。
田老师本名田钟洛，更响亮的是他的笔名袁鹰。人民日报社的同事都亲切地称他“老田”。只有我多年尊称他“田老师”，因为他是我名正言顺的研究生导师，也是我人生的导师。
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是作家袁鹰和他的《井冈翠竹》等散文名篇。而田老师主业是多年主持《人民日报》的文艺版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人民日报》文艺版用整版篇幅刊发了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三天之后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陶铸追悼大会，为陶铸公开**。《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长篇评论赞扬上海工人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为天安门事件彻底**鼓与呼。作为文艺部的负责人，袁鹰先生签发这些文章和版面，有承担风险的勇敢和历史的担当。党史专家龚育之曾写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党酝酿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人民日报》积极地、勇敢地推动和引领了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潮流，走在伟大历史转折的最前头。”袁鹰先生无疑是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优秀团队的骨干，对那段历史是有特殊贡献的。
袁鹰先生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艺勃兴的年代，那时的报刊不多，《人民日报》的文艺评论版和大地副刊是评论家和作家的重要园地，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在这里刊登，文艺新人的处女作在这里发表。田老师为人真诚，待人和善，发掘优秀作品，奖掖青年才俊，那时几乎整个中国文艺界都是他的朋友，如今六十岁以上的著名作家至少有一半是袁鹰先生和人民日报文艺版的作者。我多年在全国各地采访，听说我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总有人说：“代问袁鹰先生好。”
1986年春夏，我在文艺部实习，在田老师领导下工作。每周都去旁听部里的例会。那时的会议室很简陋，水泥地的大房间，中间摆着一张乒乓球桌，田老师和几位副主任坐在桌子的四边，其他人则从自己办公室抬把椅子坐在屋子四周，最年轻的多坐在门口，我坐在门外。例会很有意思，田老师主讲，大家都可随时插话，如同事大农所忆：“老田跟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宣传口的风向，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风轻，而是非去从，听者判然。”记得有一次田老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从菲律宾访问归来，穿着一件两侧镂空钩花的马尼拉衬衫，被大家笑称他穿得跟马科斯夫人一样。田老师不笑，说：“真的很凉快。”
田老师给我派的第一个活儿，是替工作忙走不开的他去烟台参加首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会后去跟他谈会议情况，他嘱我写一篇述评。我写完交给组长，组长说，你直接给老田吧。实习生的稿子交给主任，自然惴惴不安。不一会儿田老师拿着他修改后的稿子给我，我仔细看了看，他修改的不多，改了几个字，添了几个字，改的是差错，添的是画龙点睛之笔。几天后，述评在文艺评论版刊发，这可是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上千字的文章。
写毕业论文时，报社老同志建议我写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日报》主导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田老师仔细给我讲了他所知道的运动的始末，并谈了他认为的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写好初稿后，我请田老师审读，他阅后跟我说，主题比较清楚，文字也顺，但两三万字的文章有两百多注释没有必要，能自己简单说明白的话不必引文加注，一是有掉书袋的感觉，二是让读者看着很不方便。又说，文中下的断语和结论太多，应该多讲事实，把前因后果说清楚，不要轻易下结论，让读文章的人有自己的判断。此后几十年我写文出书，都一直遵从田老师的教诲。
二十多年前我以硕士论文为基础，用多年收集的史料写成《批判纪事》一书，承蒙李辉兄编入“历史备忘书系”，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多年前，有出版社想重版我的这本书，见到田老师时，我问他可否用他的文章《狂飙为谁从天落》（写于2006年，由报刊发表，后收入文集《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作为新版书的序言，田老师欣然同意。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写了一段“余话”，嘱我去他家中取。我拿到手的是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用钢笔一笔一画写成的上千字的文章，让我十分感动。仔细读来，仍文笔犀利，有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也切中时弊。
离休后的田老师，每年都来参加文艺部的新春聚会，仍然用当年例会的方式和大家闲聊，古今中外、文坛以往。他问每个认识的人的家事，请每位新同志写下自己名字，好让他记得住。每有编稿时不解的疑难古文历史典故，打电话给田老师，总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2013年春。田老师在家股骨颈骨折，出门少了，同事们朋友们也常去看他，他记忆之好、思维之敏捷，九十岁后丝毫不减。近两三年，说往事他依然顺畅，聊近况有些跟不上了。去年初秋，去家里看他，他话不多了，但还问我，你家在成都吧？记忆仍清晰。年底他因病住进了协和医院，紧接着的疫情病房不让任何人去探望。今年春天，疫情一松，我们几个同事相约去医院看田老师，病床上的他插了许多管子，我们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他的眼皮能动一动，嘴角能弯一弯，护工说这是表示知道了。我们都感觉到最后的日子不远了，默默地鞠躬和他道别。
9月1日噩耗传来，还是让人悲痛不已，教育和影响我近四十年的田老师永远地离开了。
田老师安息。
先生最后的目光
◎赵蘅
想想写过的一篇浅浅的文字《袁鹰复信》，也过了十年。这十年里我们的大地和我们自己都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变化！十年之前的袁鹰先生还能到处走动，基本上需要他参加的活动都亲自到场。我曾在全国民间刊物年会上听过他发言，他的发言总会咏上几句古诗。一年一度的作协新年聚会上，他都被安排和作家前辈们围坐在“主桌”，我每次会带去妈妈的问候，他总是亮着眼睛听来自南京的健康音讯而欣喜。妈妈来京那几年，我陪妈妈去看他，还有姜德明先生，老朋友们畅聊，非常开心。在京城文化老人大聚会上，先生比我们都早到，他的精神头儿简直像一个中年人呢。2009年宪益舅舅去世，八十开外的先生冒着严寒亲自到八宝山跟着长长队伍送别……
自从先生不幸骨折延误手术变成卧床老人后，我们的见面改到了他的床边。尽管有小赵伺候左右，老人家的精神还好，我仍在心里默默祈祷上天眷顾老先生平平安安更多年。可一直最担忧的还是无法抗拒的来了！9月1日孩子们开学当天，雪村发来先生走了的噩耗。重读长年保存在抽屉里信封上印有“人民日报社缄”的那一摞纸张发黄的信笺，让我的心痛楚不已……
至今保存着先生给我删改的稿件
和先生交往的第一个画面是第一次见到先生，那天我穿着那件广交会买的泡泡袖绣花衬衣，站在三里河南沙沟家的楼外，先生看望住在南沙沟敏如姨妈家的爸妈后，我送他出门。我三十出头了，在先生眼里还只是一个小女孩，名副其实初踏文坛的新作者。面对一位慈祥亲和一点架子也没有的大作家，我的羞怯和紧张可以想象。就在那天他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我的小说《生日请柬》即日要在他所在任的大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势不可挡，大家憧憬着希望，我的心里充满阳光。
就这样，上世纪**十年代我荣幸地成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一个作者，儿童题材的小说和诗作接连刊出。至今保存着先生对我那些幼稚文字大段删改的稿件，当年真是心疼呢，现在信服得很，佩服得很。先生收到《姥姥的书》后，特意写信指出这篇小说的毛病在哪儿，他说你重写一遍，相信一定能提高一块。我照办了，果然达到了发表水平。恰好不久泰国公主诗琳通访华，先生将公主赠给他的诗集转送给我，显然是对我进步的奖励。
第二个画面是1987年我的科普童话《小乌贼找亲戚》获奖前，评委会规定必须附上两位资深权威的推荐信，我打电话向严文井伯伯和袁鹰先生求助。记得那年夏天非常炎热，我一进门，先生二话没说，便在我递上的获奖作品表格上写下一段不短的推荐文字：“在水产的各种家族中，孩子们大约比较喜欢金鱼、热带鱼和海边的贝蛤。比较它们来，乌贼不会引起多少美感。可是《小乌贼找亲戚》却勾画出一个活泼可爱的海底小生命的形象。看它那自由自在地在海里嬉游的模样，小读者们一下子就爱上这个新结识的小伙伴……把科学知识、思想教育和美的欣赏融合在一起，是这篇童话的最大特色。”
再一次登门求助是为加入中国作协的事。那时的我看重社会的认知，现在想来真是不该打搅先生啊！正值非典时期，大家都回避往来，先生完全有理由拒绝我登门的，可他比以往待我还要热情，似乎早就等着迎接我正式归队似的。也和那次一样，他看完我填写的作品和获奖履历后马上写下推荐意见，并签名盖章。
第三个画面是2002年《拾回的欧洲画页》出版后，妈妈和姨妈姨夫都说写得好，还和我商量找谁写书评合适。那年妈妈住在北京，就打电话给先生请他为我写篇书评。两千余字的书评《画上烟云笔底晴》很快寄来，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凝郁在这个中国中年女画家心胸中的，是对欧洲的历史沧桑感，是对人类命运和尊严的诉求。今天去欧洲的青年学子和旅游者，大概是不会懂得、不会理解的，而像我这种进入老年的人，却自以为可以丝丝入扣地呼吸到作者的心声……”我在书里没升华的地方，先生都点到了，让我惊喜又感动。
两代人的恩情，念念不忘
先生待人之好，助人之热诚，绝非我一人受益。他写过和我爸的交往，写温州梅雨潭的诗魂，充满浪漫情愫。妈妈生前常提起一件往事，1959年她写的几篇儿童题材的小说在江苏遭受不公批判后，袁鹰特意到南京看望过她。为找到地址，先生还是去南大中文系打听。妈妈说那天袁鹰的出现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安慰。加上先生对她女儿的培养，这两代人的恩情，妈妈念念不忘。这些年她一而再要求我常打电话关心，多去看恩师。甚至有天，当我说了自己太忙缓几天再安排探望时，妈妈说了很难听的狠话，让我好生委屈。
和妈妈一样，先生一直把我看成还很年轻的孩子。四十余年过去，我和先生见过无数次面，他好像一直不相信我也这么老了。这些年每回去看他，他都要叮嘱一句：“你应该写一部大书，杨家的赵家的，一部中国现代史，只有你能完成”。而我总会表示为难，说这件事太不容易做了。我想先生八成是忘了我也到了力不从心的岁数了。
舅舅在世时，袁鹰先生请他吃过一次饭，在银锭桥头一家可汗餐馆，妈妈和我作陪。先生比舅舅小九岁，在舅舅面前非常谦恭，舅舅对这位在杨家老宅里出生的老乡也直言不讳。我在书里这样记录过：
“席间，舅舅对袁鹰说：‘你该写点长的。’袁说打算写点‘文革’，以前的时间都浪费了。老伴身体不好，女儿残疾，‘文革’时耽误的。先后去河南干校、北京郊区两三年。”
“听他们聊着，我悄声问妈该去付账了，却被袁鹰听见，非要抢去掏钱，花了一百九十元。妈说就是酒太贵。舅舅说可以买十瓶二锅头。离开餐馆，舅舅说你们完全可以一起走，我自己回去。我说我们还有东西没拿呢，再说怎能让舅舅一人回家？袁鹰告辞，只身往东，消失在烟袋斜街昏暗又热闹的街市里。”
舅舅病逝，先生非常难过，写下一篇《银锭桥空》寄给我，刊于2010年1月6日《新民晚报》。《我的舅舅杨宪益》出版前，我请先生校对一段写他和舅舅交往的文字，他寄回的是满纸纠错改动的原文。
2012年先生终于被说服搬到比较宽敞的新家。搬前，他给我寄来所珍藏的外国画册数册。我约了三联编辑罗少强一起去看他，八十八岁高龄的先生对我们说，只要身体还可以，他还要多写。后来才知道先生提到的写作计划，是后来出版的颇具影响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当然还有未出版的其他亲历风雨的回忆录。
2022年9月26日下午，我和雪村一起去看望他。一直候在外屋，等先生午觉睡醒，我们走进了来过多次的窗明几净的卧房。那天我们不会想到，这是两代文友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个画面：台灯辉映下，鼻梁高耸的先生舒坦地靠在枕头上，面色红润，衬衣整洁。一见我和雪村，两眼放光，那色彩简直像印象派油画一样和谐而斑斓。此次探望我有一个任务，代表妈妈送书。捧上新近出版的《兄妹译诗》和自己的书，先生边认真翻阅，边听我介绍出版情况。忽然他放下书盯着我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他的目光满含父亲般的慈爱，一句古诗从他嘴里念出，我听不大清，本来古文底子就浅，只记得有“美人”什么的一句。我只顾沉浸其中，竟忘了马上拿笔记下，我的包里一向有随时写画的本子，自己记不下来，也该请先生写下。那一刻他兴致勃勃，如醉酒般陶醉，肯定会信笔由缰，让我能留下这首对于我近乎绝唱的佳句啊，可我偏偏给忘了，最终酿成与袁鹰恩师赠予我的唯一一首诗失之交臂。
先生在纪念杨宪益的文章结尾里写道：
“在桥上来往的若有心人，会长久地记住造桥人的功劳。他日重过银锭桥，我也必定会在怀念宪益先生的音容笑貌，却不能陪着他在什刹海岸柳荫下一面徜徉漫步，远眺西山落日，一面听他闲吟几首新作了。”
今天，我将这段话献给所有爱戴先生、受之恩惠痛惜先生的人。
后来在去年见先生的一段视频里，意外发现了先生赠诗的记录。原来出自清朝赵艳雪的《和查为仁悼亡诗》，末两句为“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完稿于2023年9月4日
谢谢，侬走了……
◎罗雪村
读作家肖复兴悼袁鹰诗句“文坛朱墨犹看尽，未了斋中未了情”，觉得特别合乎袁鹰先生晚境。
1995年他70岁刚过，感到忙忙乱乱、凄凄惶惶中黑发变成白发，但还有那么多应读而未读的书，该做而未做的事，想写而未写的文章……面对老友黄苗子为他题写的篆书小匾——未了斋，他时时提醒自己莫要懈怠。
转眼他90岁了，形容自己是“老弱病残废”，话里带点儿玩笑，也带点儿衰老的无力和无奈。可说是说，那年他仍勉力写完一本书，因为帮助录入，我读了部分书稿，是他记录的那个非常年代的文人之殇。而从他越发平和、慈祥、孱弱的外表，又看到一个文人的风骨和内心深处的忧思与清醒。他说这本书是最后一本，听得出，他心有不甘，一定还有想写而未写之文。所以，他常以“未了”的眼睛看人看世看自己，心境超然。
他最后的时光，留下一个温暖画面：久病卧床的他，倚在床头，借着台灯柔和的灯光，戴着花镜静静地看书，当我们快走到床边时，他都不觉，仍沉浸在阅读中。一次见他读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一次见他读品相有点儿残破的繁体民国版《唐诗三百首》……容易想起流行的那句“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感受美妙之极。他后来也很怀旧，怀念以前写信的故人，他们都走了。记得2019年的一天，肖复兴写信来，他看了几遍，又拿着信摩挲了许久……他常吟诵“云中谁寄锦书来？”也会让人生出“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他的家很温暖：他那时还能外出，临出门，阿姨帮他穿上外衣，拿好拐棍儿，他说声“谢谢！”然后，他走到老伴儿面前，用轻轻软软的沪语说一声“侬走了”，还要叮嘱一句“走路、转身慢一点……”最后，慈爱地看着残疾缠身的女儿，再跟她道一声“侬走了”。走到门口，回头还要跟阿姨说一声“谢谢，我走了！”此刻，我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该是一个最普通、最传统也最有温情的家庭相濡以沫的牵挂，是风风雨雨几十年后归于平淡的相守，也是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搀扶和挽留……
9月第一天，他走了，“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他走得一定很平静、很安详。
人这一生，虽有未了，可终会化为无形，也即不了了之。但有些事如他说：“不了了之”并没有“了”，也了不了……
写于2023年9月2日 读书时，学过袁先生的文字，现在看到他对后辈的扶持，更加敬仰，先生之德，与文字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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