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梅：官桥人家
官桥人家叶梅
原鄉書院
朋友余玮邀约去官桥八组，说那儿很有名，且是在湖北嘉鱼。嘉鱼这地方多年前我是去过的，只记得那里有波光荡漾的大湖，莲花盛开之时，满塘荷香，我却未曾到过官桥。正是人间四月天，从北京乘坐高铁的那日，又有雾霾，一路灰蒙蒙的，即使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幸亏有大片的绿生生的小麦，顽强地冒出灰色的地平线，给窗外带来一片亮色。直到过了黄河，景色才真正明亮起来。说话间，就到了嘉鱼。
嘉鱼正在下雨，是那种细如柳丝的小雨，空气就像洗过了一般，甜丝丝的。离县城不远处就是官桥，尚未见到桥，撞入眼帘的已是一处如画的风景。虽然已从余玮那里得知官桥八组是一个富裕起来的新农村，但实际的情形仍然让人吃惊不已，我想象的只是农舍炊烟、青青麦田或是棉花地、果园，但眼前的官桥人家却是环绕着湖泊的一幢幢别墅，兼之小桥流水、绿草红花树林，雨中又添朦胧，俨然江南风光秀美的旅游胜地。
晚饭时，一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男子谦和地坐在下首，蛮家常地说道：“欢迎大家来到官桥八组，吃点我们当地的土菜。”桌上的菜肴大多是鱼虾，还有翠生生的青菜、大块的豆腐、萝卜。在他劝菜的当口儿，有人才介绍说：“这位就是官桥八组的组长周宝生。”组长就是过去的生产队长，从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现在，周宝生当了快四十多年了。再说到嘉鱼县名的来历，取自《诗经·小雅》：“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好雅的诗，描绘鱼儿轻摆鳍尾，怡然自得，宾客聚集，笑语盈盈，表达出“大平之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这与周宝生跟八方来客围坐在官桥八组的厅堂，交谈甚欢的情形倒实在有几分相似。
让人高兴的是在官桥与好几年未见的刘益善兄相逢，他与周宝生倒是相识已久，他在担任《长江文艺》主编的许多年里，一边办刊物一边写作，经常关注着这位农民兄弟。他和一些作家、记者都为官桥写过文章，有一个场景让人过目难忘：“寒冷的冬天，萧瑟北风，几个脸上冻得发紫的农民挑着柴火，走在官桥泥泞的路上。小伙子周宝生碰见这些年关下进城卖柴、换几个油盐钱的乡亲，血气方刚的他突然热泪盈眶。他想，他一定要让官桥变个样子，让乡亲们富起来，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住进好房子，不为没有钱发愁。”
这一切，他都做到了。
接下来在官桥，我们才渐渐知晓，当年的周队长，现在的周组长，又是田野集团的董事长、武汉东湖学院的董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连续六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他的这些头衔当然很能说明官桥八组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这块不足4平方公里的乡村土地，统共67户人家200多号人，集体总资产已达25亿元，每年创造利税近3亿，村民人均纯收入达5万元，这些数据不能不让人感慨。同时，又不能不思考“农民”这个词，经过了几十年的中国改革之后，其外延与内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还有农民与土地、农民与世界的关系，在今天，又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
夜晚，我们沿着被灯光勾勒成花海的湖畔信步走去。隔远瞭望，那些官桥人家就像停泊在湖边的一艘艘美丽的船；走近了，只见一家家别墅门前贴着的鲜红春联，虽然早已过了大年，但仍然喜气洋洋。一阵阵桂花香随风飘来，想必也飘进了这些人家。闻着花香，却听周宝生在说：“我们这里到处都是桂花，春天里也开，秋天里更是不得了。”便不由想起，多年前第一次来嘉鱼，是参加省群艺馆《布谷鸟》杂志的笔会，编辑老师王春桂，有着爽直的嗓门，对作者无比热情，她的名字恰恰应了这春天的桂花，不知她可曾闻到这官桥的桂香。
我们走进好几户人家，一楼宽大的客厅里都摆放着可以称之为豪华的真皮沙发、大屏幕的液晶电视，墙上挂着花鸟虫鱼的字画。在我们啧啧称羡之时，周宝生带着几分骄傲地挥舞着大手，指着这些物件说：“这都是我们集体配置的，还有屋里的床、柜子等家具，村民只需拎包入住。”他的嗓门也很大，抑扬顿挫，乡音很浓，连带着手势，绘声绘色。
一户人家的女主人眉清目秀，穿着一件时尚镂花的上衣，她刚吃过晚饭。厨房里窗明几净，靠墙的竹筐里还有带泥的小油菜，那是她从房子后边菜园里摘来的，还没吃完。家里显得很清闲，丈夫在上夜班，女儿在外上大学，女儿从小到大的学费都是由集体负担的，还有他们的医疗。她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苍劲有力的书画，犹如古松，让人不由驻足，细看是出自名家陈义经之手，不觉有些惊讶。须知这位陈老书艺精深, 少时研习楷书，后又钻研北碑《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金刚陈体”。曾于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修建“总统府”时，“总统府”那三个字就是他写的。陈老的书法多见于武汉的店铺牌匾，以及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没想到也走入了官桥普通农家。周宝生见我们欣赏不已，道出一句更让人吃惊的话：“陈老为官桥写了一百多幅作品，我们组60多户人家都有他的字。还有这墙上的画，也都是名家所画呢。”
再进一户人家，年轻的妈妈正在客厅旁的儿童房里带孩子，温馨的灯光照着她和娃娃，还有满地的玩具，这绝对是一般城市家庭难以达到的宽敞和舒适，心里便不禁为这玩耍的孩子感到幸福。果然是应了周宝生当年常说的一句话：“要过上城里人羡慕农村人的生活。”
官桥人家每户还都有一间书房，内有大写字台、电脑，满墙书柜透着书香，这也都是“集体配置”的；要求每户人家每年都要订一千块钱的书报，钱也是由集体出，报刊由自己选。富裕之后的官桥人要看书习字，跳舞唱歌，建农民文化活动中心、文昌塔，还要办大学。
这听起来像是神话，但在官桥人的行动中成为现实。
他们先是创办了田野集团，之后建立了中国博士后田野高科技工业园，生产出合金钢、拉索等高科技产品，两句话可以说明了不起到什么程度：一是官桥人生产的合金钢用于了神舟飞船，二是生产的桥用缆索出口到世界各地。官桥人既然可以进入飞天之梦，为什么就不能实现办学梦呢？
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寒风中挑柴叫卖，荒凉的湖滩上盐碱斑斑，这似乎就在昨天。一位领导听了周宝生想办大学的诉求，也不由瞪大了眼睛，摇头说：“这怕是不行！”周宝生惯于跟领导打交道，他前后已经当了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敢于在大领导面前坦露农民本色，有着农民的直率，还有点农民的幽默与小狡黠。他说：“领导，您忘了您当年不也是生产队的会计吗？那您现在能管大学，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办大学呢？”
是啊，英雄不论出身。几十年的光阴之间，一个勤奋的人、执着的人、好学的人，该从社会上、生活中、书本里、人世间，学到多少东西啊。他周宝生有无数次机会转个城市户口，弄个一官半职，但他就是扎在了官桥。在他眼里，这里就是一个精彩纷呈的大舞台、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当初，联产承包他干得比好多人都要早，很快结束了村民吃粮靠返销的历史；接着，田地承包后有剩余劳力，他就主张办起了家具厂、砖瓦厂、小卖部；再接着，发展有了一些积累资金，他就领着村民们改造残次林、挂坡地，栽树种果、养鱼；再接下来，产业要转向，生态要环保，他就引进专家，诚心诚意以人家为师，发展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办大学是他周宝生，也是官桥人继续发展的梦、追求文明的梦。农村孩子上大学很难，大学生走进农村也很难，他周宝生想尝试着改变改变。
武汉东湖学院就那样在一个官桥人的梦想中诞生了。几年前的一天，我从北京回到武汉，偶尔经过武昌江夏，恰好有朋友打电话约着见面，当时身后正是一片雄伟壮观的大学校园，我看了看那校名，说就在东湖学院门口吧，这里很漂亮，很醒目。这学校优雅和宏大的气派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却没想到创办人会是一位农民企业家，这次在官桥八组逗留之后，周宝生又带着我们走进了这所校园，让我有一种格外的欢喜。
官桥八组的许多人也来到这所校园上班，干着不同的工作，他们穿着西服皮鞋，谈吐不俗。还有，他们在官桥那边栽种下1000多亩山林，有杉树、罗汉松、香樟、红枫，还有杜鹃、紫薇、丹桂、蜡梅；他们在这校园里也栽种下了这些树木。于是，那些草木的清香从官桥传到了校园，环绕着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学子，四季开花，日日飘香。当下，就有一位同行的朋友笑道：“如果能让我再到这里来上上学，岂不快哉？”
其实，城里人对官桥人的羡慕，还不止这些。官桥人家不需要装防盗网，幼儿园、学校不需要保安拿着警棍站在门口。在这园林化的村庄里，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以周宝生为例，他不赌博不酗酒，风清气正，恬淡悠闲。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美国人梭罗，他逃避城市的喧嚣，独自跑到瓦尔登湖边搭棚生活，寻找到一片沉静与安宁，所写的《瓦尔登湖》一百多年来备受推崇。中国人对自然和宁静的向往要比这更早，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表现了无数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与心境，“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而眼下，踱步于官桥的山林流水之间，会突然感到这一切就在身边，只是住在这里的官桥人家与梭罗和陶渊明有所不同的是，他们选择的不是逃避，而是劳动与创造。
在官桥，周宝生向散文家又是书法家的王巨才请字，巨才先生琢磨片刻，写出一副对联：希望的田野，诗意的创造。我向他请教，或者可以是“诗意的劳动”？他点头称可。我以为，就官桥人来说，劳动是朴素自然的，也是愉悦自觉的，他们在劳动中创造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相关的世界。
耐人寻味的，富有诗意的，官桥人家。
叶梅，多年从事文学写作、编辑，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近期作品有长篇人物传记《梦西厢——王实甫传》，长篇报告文学《大对撞》（《粲然》）、小说集《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生态散文集《福道》等。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韩、蒙古、阿拉伯、印地语、保加利亚、俄罗斯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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