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日超 发表于 2020-5-23 21:34:11

谢丁:回忆十年前的一个秋天

回忆十年前的一个秋天文 | 谢 丁可是现在,我停顿下来,生活的改变是多么突然,而过程已经被日子所忽略,我们生活着只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状态中:以前我东奔西跑,而现在我足不出户。那些使我彻底麻木的旅途啊!当居无定所的日子也毫无区别时,我是多么地厌恶每次启程。——彭剑斌 《不检点与倍缠绵书》
    我想跟你们讲一段往事,一次长途旅行,一些快要忘掉的人。十年了,如果再不讲,我都怀疑我是否有过那些经历。尤其最近几年,我的记忆衰退得厉害,很多人很多事,就这么凭空从我的人生中消失了。有时他们只剩下一堆碎片,一些声音和画面,有时只残留一个念头,一丝忧虑或一个词。比如现在,当我想起十年前在青海的那几个月,我想到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睡着。我好像永远坐在一辆封闭的中巴车里,这辆车永远慢吞吞地开在公路上,车里很安静,窗外什么也没有。由于缺氧,我几乎一直在打瞌睡,而我听过一个恐怖故事,说有人在车里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在那些永无尽头的公路旅行中,我无数次地默念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然后迅速睡了过去。我想到的第二个画面,是一幅青海地图。那时我随身携带很多地图,在空白处,我写下无数个街道的名字,旅馆的电话号码,餐馆的菜价。当我想起这些地图,我仿佛看见整个青海省从地图上升起,变成了一座3D立体的大山。大山的最高处,是一个名叫玛多的县城。我包了一辆越野车,从县城出发去黄河源头。我看见了蓝色的鄂陵湖和扎陵湖,两湖之间是一座圣山。就在刚才,我又去查询了这座山的名字,名叫措哇尕什则山。我记得开往山顶的道路泥泞,一辆铃木奥拓艰难地往上爬。我担心它会堵住后面所有的车,但我的藏族司机说,没事,那辆奥拓是进口车,四驱的,爬得上去。后来,当我们下山时,奥拓车仍然在我们前面。回县城的公路全是小碎石,我的司机说,那辆车开得太快了,很危险。然后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奥拓车突然腾空而起,在空中翻了个跟斗,头朝下载在路边的冻土里。我们下了车,跑过去,那个开奥拓的男人从车窗爬出来,抖了抖衣服。我问他受伤没有,他不说话,又钻进车里,出来后很尴尬,悻悻地说,人没事,但十几万的摄影器材都毁了。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在玉树,在果洛,以及黄南、柴达木盆地,我几乎走遍了青海的所有角落,大多数人都是见一面就消失了。    昨天下午,我翻出了《青海》这本书。重读我撰写的那些章节时,我很惊讶自己写了那么多细节。我应该是写了笔记的,但搬了几次家,笔记本早丢了。我还记得,很多信息我都是记在一个滑盖黑莓手机里,我甚至详细列出了每天的日常花销,时刻都在担心费用超支。这本旅行指南是两个人完成的,我和赋格两人。是赋格介绍了这个工作给我,但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一起出发去的青海。我很可能是独自飞到西宁,然后去了玉树。国庆节之后,我曾短暂地回到西宁住了几天,碰到赋格,我记得他说,原子城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而我告诉他,你一定要去囊谦。
    在青海,我也许只见过他这一次。我随身携带了一台松下数码相机。昨天我重新翻开这些照片,发现一共有六千多张。大多数照片都是风景,空荡荡的天空,草原和雪地。还有一些是旅馆和餐馆的招牌。我自己很少出现,可能有三四张。其中一张,我和几个藏人站在一顶帐篷前,我伸开双臂,搭着他们的肩膀。但我忘了是谁拍下这张照片。我穿一件黑灰色的户外冲锋衣,斜挎一个皱了的黑色皮包。那件衣服如今还在我衣柜里,而我完全不记得那个黑色皮包了。我找遍了所有照片,也没看见我的其他行李。也许是一个绿色的大背包,里面装了电脑,几件毛衣,很多地图,还有一本非常厚的书,《喇嘛王国的覆灭》,直到离开青海我也没有读完。九月初的一个傍晚,在西宁市中心,我穿过一片杂乱的市场,走进一个商场,空荡而破旧的商场,我记得一个露天的天井,然后我爬上三楼,再走一坡小楼梯,进了青年旅馆,名字叫塔顶阳光。前台没有人,我等了片刻,一个女人从大厅的另一头跑过来。她头发剪得很短,穿一条浅绿色的户外快干裤。她说,这里是不是不好找?你住几人间?我说,最便宜的。我记得这些,是因为后来我和这个老板成了朋友。她叫林赛,是山东人,也许她还有其他名字,也许是个藏文名字。她的一言一行都干脆利落,说话又快又准确。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熟悉青海的每个地方,而她自己随时都准备出发,去登山,去徒步,去带领一支队伍。秋天是淡季,没什么游客。我住的四人间只有我一个人。我洗完澡回到大厅,坐在靠窗的桌子旁,窗外可以远眺城市的风景。而西宁,我真的没有其他印象了。我只能说我去过那里。      ***
    贵德是我去的第一个县城。城里有一座古城,但我完全想不起古城的样子了。我很紧张,一直在走路,走遍全城,记下每一个旅馆的房间布置,是否有热水,卫生间状况,价格如何波动。直到深夜我还在街头寻找网吧,看看它到底营业到几点。我记得那天傍晚,我沿着黄河边的人行道散步,去一个名叫乜那塔的地方。黄河水清澈见底,像溪水一样明亮。河边有很多人在写生,撑着画布,画黄河。河里全是绿色的芦苇。我也有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情,当天晚上我在旅馆里写了好几千字。回看草稿,我这么描述白天去过的一个农家乐:“院子非常大,停车方便。两棵梨树底下是开满鲜花的花坛,还有一个养着金鱼的巨大水池。不能洗澡,也不能上网。床单被套干净整洁,床垫稍硬。步行两分钟即可抵达黄河边。站在院子里,可以清晰瞧见黄河对岸的高山和云彩。”我好像对这个旅馆充满热情,但我怀疑自己真的住过。后来交稿时,我重写了这个县城。我相机里的第一张照片也是在贵德拍的,是一张长途汽车价目表。在贵德这个文件夹,我发现了一个红脸的本地女孩。我想我是在郊区的扎仓温泉碰到她的,她和母亲开了一家小餐馆。那个温泉夏天没什么人,但是一到秋天,很多藏人会来住上几个月,治疗关节炎和皮肤病。我去温泉的那天,看见一堆人正在地上挖坑,挖得深了,泉水就冒了出来,地上都是黄色的泥浆。所以温泉是黄色的,人是红色的,山是绿色的,而寺庙,在我这里全都是花枝招展的。    除了这个女孩,我还看到了一个名叫颂华的朋友。现在我有点疑惑这是不是真的。她穿一件薄薄的红色外套,挎着一个红色布包,到处拍照。而我拍下了她正在拍照的照片。颂华是香港人,也是LP的作者,在北京时曾见过一面。她为什么也在贵德?而且明显和我在一起。很可能,她是总部派来监督我的,看看我是否找对了写旅行指南的方法。我怀疑她只停留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回了西宁。但往返这么一趟需要八个小时,好像也太费劲了。从贵德去贵南的路上,我记得途经一个移民村。房舍整齐排列,四周一片空旷,像被人遗弃的未完成工程。而贵南这个县城,也许是我在青海去过的最无聊的地方。印象里只有一个巨大空旷的广场,名叫和谐广场。街上好像没什么人。傍晚的时候,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附近的塔秀寺。那座寺庙的位置极佳,坐落于半山腰,站在寺里远眺整个山谷,落日非常美。回城的路上,滚来一阵乌云,云层压得很低。暴雨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司机突然带我去了他家里。我拍下了他一家三口的照片,当初答应要寄给他,但怎么寄呢,他住在村里,我连地址也没问,他肯定是没有邮箱的。他的儿子不到两岁,屋里几乎一贫如洗,但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红色法拉利宣传画。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是问我要不要养一条藏狗,他说不贵,还能看家。后来我可能真的尝试收养一条狗。我忘了在哪个地方,也许是某个寺院,或者某条公路上,我看见一条母狗和她刚生下的一堆狗崽。她的腿上有一个脓疮,浑身皮毛脏成了绳子。我走过去时,她试着站起来对我狂叫,但我怎么可能再带着一条小狗上路呢。那条狗是黑色的,黄色的,也许是白色的。在龙羊峡水电站,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死城。过去这里可能是个繁华小镇,但水电四局搬走了,两万人离开了镇子,我去的时候,全镇只有一家招待所营业。我放下背包,整整一天都无所事事。街道两边全都是空置的楼房,玻璃门碎了,窗户空荡荡的,很多入口被泥土封死,就像到了地震灾区。那天晚上我坐在电脑前,不知是否要推荐这个地方。我担心读者来了会上当,可是不知怎么,我又特别希望他们上这个当。回西宁的路上,途经共和县。我给赋格发消息,问他在哪里。他说刚刚离开共和,要去青海湖。所以我在共和县车站等候转车时,他是不是恰好也在附近? ***   现在想起这些事,我还是觉得混乱。脑子里出现了青海湖的蓝色水面,但我刚刚又看了地图,从龙羊峡去往西宁的路,根本不会经过青海湖。那么我是在哪里看到湖水的?另外一个令人困惑的行程是,从西宁去玉树,我一直以为自己坐的是长途大巴。我记得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是一个汉族老头,脱了鞋袜,盘腿坐着,而我身后的人在抽烟,我不得不漏出一个窗缝,透点风进来。但事实上,很可能,我是坐了一辆丰田越野车去的玉树。回到西宁后,我在塔顶阳光见到林赛。她说,前两天来了一个人,也是来写青海的,叫赋格。我说他是我朋友,他怎么样?林赛说,他人好好啊,你们俩很像,说话都喜欢用书面语言。       我应该是和林赛一起去的玉树。她一直在向我灌输一个念头:青海最美的是玉树,玉树最美的是囊谦。不过她又说,有些地方太好了,她舍不得跟别人说。她说,要不我们自己去,去了你别写?她找了一辆越野车,那个车的司机不喜欢说话,人很瘦,林赛说他熟悉路况,青海就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后来我在电脑里发现了一个目录,名叫“滑师傅的照片”,这才想起来他姓滑。这真是个古怪的姓。他拍的照片全都是青海的无人地带,车辆也无法抵达的地区,比如唐古拉山的冰川,三江源最上游的海子。他说,如果你想写这些,又去不了,看看照片得了。滑师傅还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嘴角似乎总带着笑,我从没见过他紧张焦虑,从不垂头丧气,哪怕后来我们有一次在路上抛锚了,他也笑着。      从西宁去玉树八百多公里,长途班车要走十二个小时,我们也许是早上出发,傍晚就到了。我后来仔细描写了这条214国道的风景,所以我应该一路都在写笔记。我很担心高原反应,还买了个简易的氧气瓶。林赛却一直活蹦乱跳的,她扛了个很沉的相机和高倍镜头。如今我只能回忆起天空,因为云朵那么低,低得你伸手就可摸到。我还记得在玛多附近吃了一顿午饭,那个川菜馆的青椒肉丝,油水都流到了桌子上。那里全都是川菜馆,十几辆加长大货车停在路边。我一边吃,一边想着再也不能吃了。林赛说,吃多了容易高反,但她不怕。       在玉树,我好像总在结古镇的街头漫游,到处都是人,人们都穿着藏袍,到处都是狗,都在懒洋洋地晒太阳。还有很多很多活佛,据说镇上住着一百多个活佛,听起来很吓人。我后来算了时间,我在玉树只停留了半个多月,但感觉待了半年之久。每一天都变得特别漫长,似乎无所事事,却又忙得很,但忙了什么,我又记不大清。几个月后,那里就发生了六场地震,最高达到七级,死了两千多人,结古镇几乎全毁了。也就是说,我可能看到了玉树最后的模样。地震后,我一个北京的朋友去援建,负责整个地区的重新规划。他是高级规划师,在玉树援助了三年,但我从未向他打听过。也许我是故意避开了这个话题。       我和林赛都住在三摩提旅馆。老板叫尼玛江才,长得矮矮壮壮的,皮肤晒得又黑又红。林赛一路都在夸他,说他是少见的有良心的学者。他应该是个老师,但我到现在也没搞清他是哪里的老师。我请他写了一篇小短文,讲玉树的藏獒买卖。他说,藏族有句谚语,卖狗是家道破落的象征。他去问那些商贩,为什么要卖藏獒,人家说,又不是把它们杀了,藏獒到了有钱人那里,过的生活比你我都好。尼玛江才说,他没有权利指责别人的生活,但听了很难过。我听了也很难过。       在玉树的那段时间,三摩提成了我的家。这家青旅很小,床位也不多,入口是一个昏暗的咖啡馆,我从没见过有人在这里喝咖啡,但我喜欢这昏暗,让人有一种在密谋什么事的安全感。从街上看,这里挂的牌子是三摩提藏吧,但也没人在这里喝酒。旅馆内部是个小院子,所以也不愁阳光,院子和厨房之间有一座高台,摆着一圈露天的藏式沙发。我常坐在那里看书。后来我听说地震将这里夷为平地。在国道附近的草原上,尼玛江才开了一个临时的三摩提帐篷宾馆,据说布置得也很有情调,他在藏族文化上的审美,玉树可能没有第二个。       我第一次在青海徒步,是去结古镇附近的勒巴沟。其实只走了一天,走到尽头是文成公主庙。沟里有一条小溪,我记得水里全是光滑的石头,刻着六字真言,溪水流过那些石刻的字迹,仿佛一种佛教仪式。林赛在路上买了一桶酸奶,本地人自制的一小桶,摆在路边叫卖的。我们坐在水边吃酸奶,林赛不停地削水果,水果皮在她脚下缠了一大圈,这个画面永远停在了我记忆里。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因为很郑重的样子,我后来提交给编辑,放进了书里,成为作者像。但可怕的是,现在再去看,我头发很长,又戴着一副墨镜,镜片是那种暗红色,不知为什么,很像一个八十年代的色狼。       我在玉树还结识了一个活佛,也是林赛介绍的。她认识的人真是太多了。这个罗热活佛的故事很好玩,他的罗热寺是个空壳,以前是有寺庙的,但不知是太破了,还是年久失修,总之他正到处募集资金,重建自己的罗热寺。他很年轻,有点胖,但眼睛大而有神,剪了个平头,如果不是总穿着一件黄色丝质T恤,他看起来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藏族餐厅。糌粑五块钱,林赛教我如何自己捏一个糌粑。桌子上点了一份血肠,我以为那是普通的香肠,吃了好大一截,嚼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忍着吞了半截,然后一口气跑到卫生间,全吐了。我记得跑去卫生间的路途很遥远,好像穿过了一道长长的玻璃走廊。这么一想,我又觉得是在罗热活佛家里吃的血肠,而不是在那个餐馆。我应该是去过他家的。罗热活佛身边有一个更年轻的僧人,也许是他的弟子,穿红色僧服。我们一起开车去赛巴寺。那条公路悬挂在通天河的峭壁中,河水湍急,路况又很差,那个弟子负责开车,我很焦虑,总觉得会死在那里。林赛说,放心,有活佛坐在我们车上,肯定不会出事。我不记得为什么要走这一趟,也许是想去赛巴寺的民俗博物馆。那是赛巴活佛收藏多年的古董,但在那个昏暗的展厅,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几十个动物标本,地上还有一条大蟒蛇,足有三米长。墙上有很多精美却灰尘覆盖的唐卡。然后下一个画面,我们已经到了赛巴活佛家里。他在玉树很有名,那时六十多岁了,也穿着一件黄色丝质T恤。就这样,我和两个活佛坐在一张桌子上,喝着茶,却不知说什么,而林赛那时又去哪里了?现在回想,那真是漫长的一天。后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进入了四川境内的石渠县真达乡。罗热活佛的妻子是真达乡小学的老师。当晚我们住在小学对面的旅馆。但记忆就此开始模糊,我们在哪里吃的饭?罗热活佛是不是去找他妻子了?我唯一还记得的,是那所小学的学生寝室。那是一个教室改成的大房间,一共有十几个上下铺,屋里还停放着一辆摩托车。房间特别冷,而学生们坐在屋外的石阶上,看一本如何学习汉字的教科书。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往前开,通天河拐了一个大弯,在大弯的山巅上,有一座荒芜的小寺庙。罗热活佛说,这是玉树地区唯一没有被“文革”毁掉的寺庙,经堂内的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我对壁画毫无印象,但是我无意中走入了一个僧人的房间。屋里很朴素,只有一张床垫,铺着藏毯。毯子的枕头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旁边还有一盆植物。床垫紧靠着一扇矮窗,金色阳光透进来,射在毯子上,安静极了。我低下头朝窗外望去,看得很远,是渺无人烟的山脉和草地。这个画面也永远停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经常去找罗热活佛。我可能在他家吃过一顿饭,也许就是血肠。我还去过他的办公室,就在镇子里,是他筹建罗热寺的临时场所,上下两层,临街有一层店面。他的财产比我想象中丰富。我那时有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妄想在旅行指南之外,再写一本关于藏区的书,就以罗热活佛为主人公。半年后,也就是当我离开青海回到北京之后,有一天我接到了罗热活佛的电话,说他在北京。他给了我一个地址,在东南四环附近。       我记得是个傍晚,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看了看地址,说他不知道这是哪里,最后停在了四环的辅路上。我下了车,沿着一条土路往前走,越走越荒凉。这个奇怪的区域我以前从没去过,看起来像个废品处理站,丢置了很多钢架和废弃的车辆。穿过那片废地,我又走进了一个小树林。林子的尽头有一些灯光,仔细看,是一栋小别墅。我敲了敲门,一个中年女人来应门,她的神情是那么模糊暧昧,好像等了我很久,又有点吃惊的样子。她说,活佛就在楼上。我穿过客厅。客厅里供奉着一尊菩萨,也许是绿度母。上了二楼,罗热活佛坐在一个炕上,也许是一个罗汉床,屋里点着很多蜡烛。他在烛光下向我招手,说好久不见了。他穿一件普通的深色外套,里面还是那件黄色的丝质衣服。那个女人把我带到屋里,就悄无声息地关门出去了。我问罗热活佛,这是哪里。他说,这是我的一个女施主家里。我说你怎么来北京了。他说,不做什么,就是来看看。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人,也没见过罗热活佛。***       我和林赛的最后一次出行,是去囊谦。囊谦这个地名,以及那几天给我的印象,仿佛那里是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都是因为交通不便,如果不是林赛,光是包车就需要好几千块钱,对我来说,那是个大数目。       达那寺是我最喜欢的寺庙,可能是因为实在太远了,路况又太差了。有一座横跨小河的石桥,桥上漏了一个大洞,我们只好开车下到河滩,涉水驶过。桥那边的半山腰上有一座尼姑庵。我觉得林赛那时的样子就很像个尼姑。她说,如果遇到重大集会,可能有上千个尼姑在这里唱经。我们继续往上爬山,公路在山间盘旋上升,猛然眼前就开阔了。远方有一座很高的山峰,突兀地站在峡谷。我怀疑眼睛是不是花了,因为隐约看见峰顶上有座寺庙,而那个山峰全是峭壁,不可能上得去。等我们开到那里,发现有一排木梯。攀缘爬上去,峰顶居然是一个巨大的草地。现在,我指的是此时此刻我写下这句话时,我恍然又回到了那个草地。难以想象,我那时站在一大群野生石羊中间,它们完全不理会我们这些人,只顾吃草。而我朝四面八方看去,整个然察大峡谷尽在眼底,河流蜿蜒,山石险峻,远处的山脚下散落着一些藏族村落。我那时认定自己还会回去,但十年了,我连玉树也没回去过。       至于达那寺,离那座山峰还远得很呢,还在山谷的更深处,我们得离开公路,驶入一条新修的窄窄的土路。滑师傅说,以前没有这条路,得骑马进去,要骑一天。达那寺是个隐秘的角落,所以我也不想在这里说了。我怀疑我曾在其他文章写过,但忘了这件事吧。       我在囊谦还见过一个盛大的场景。就在县城的边上,我们看到河边聚集了几百个喇嘛,坐在地上,像一片红色海洋在涌动。他们起初很安静,然后忽然跳了起来,有人脱了衣服,露出赤裸的胳膊,有人仍然坐着恍若无事。林赛说,这是要开始辩经了。公路对面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寺庙,而且还在大兴土木,似乎要建一座更大的经堂。我后来听说这就是李连杰皈依的那座寺,所以不缺钱。      囊谦另一个有印象的地方是尕尔寺,也是藏在峡谷深处。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走到那里,结果发现寺庙建在一处悬崖峭壁上,仿若悬空寺。我看了看那座山的高度,放弃了。但山下也有一座分寺,寺里还有一所希望小学。小学空无一人。我在各个教室走来走去,有一面墙壁,贴着教职员工的照片。我挨个看下去,突然发现了一个外国女孩。她穿一件花条纹毛衣,扎着头发,额头光洁,笑得很腼腆。介绍很简单。她的名字是MEG,工作时间是2006年7月,学历那一栏写着:大专。我不知道这个外国女孩是如何进入藏区的。我一边想着她,一边往外走,然后在大门口碰见了一只猕猴。       那猴子蹲在一截树墩上,脖子套了个铁链子。它盯着我,我也盯着它。隔了半天,我对它说了一句话,它笑了。       昨天我再次翻看囊谦的照片,看到了这只猴子。我还看到了很多似乎毫无意义的照片,那些葱郁的森林、漫无边际的草原和山脉。但它们只是提醒我曾去过那里,而我在那里到底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比如林赛,她那么喜欢讲话,但我能回忆起的谈话寥寥可数。而滑师傅,他肯定也说了话,但我却只记得他的笑。我们从尕尔寺回去县城的路上,两个轮胎都瘪了。他笑着把车开到了附近的藏人家里,请人帮忙打气补胎。我们进了屋,发现那是个大家庭,从爷爷到孙女一共九个人。他们马上生火煮水,在我们面前放了三碗酥油茶,端来一盘面饼和糌粑。那个屋子很小,挤下了两张床,几个火炉和锅碗,一台14寸电视机和DVD播放器,墙上贴满了宗教画,总之乱糟糟的,我却感到很温馨。我在床上找到了两本藏文书,已经翻烂了,一本是《仓央嘉措道歌》,一本是《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我拍下了坐在对面的那个女孩的照片。昨天我看到她,好像已很久没见过那么好看的女孩了。      这张照片的日期是9月20日,紧接着下一张照片是9月23日,我那时已回到结古镇。而林赛自此从照片里消失了。中间的那两天,我又在哪里? ***      有一天,结古镇的天空出现了一条巨大的彩虹。我那时正坐在院子里看书,尼玛江才站在一条板凳上,给他的白墙窗户涂上黑色边纹。我们俩都听到了街上有人在喊叫,我站起来,他跳下来,一起往外跑。所有人都站在街边,仰着头,望着那条彩虹。它看起来很像神迹,是因为彩虹的一端刚好插在了结古寺。另外有一天,我打了个车,去镇子周边寻找神迹,因为我无意中在谷歌地图上看见了一张卫星照片。照片显示这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句六字真言,而字迹那么大,连卫星都拍下来了。尼玛江才说,那可能是冬天人们在冰面上刻下的真言。而我觉得那应该是在山上,在岩石或者草地上。       我什么也没找到。我好像一直在爬山,山上都是雪。往下看,河流在阳光下熠熠生光,有两个红衣僧人在水里洗衣服。然后我看见前方有一个黑色帐篷。帐篷里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巨大的厨房,我是说里面只有一个大炉子,四处都是烟熏的痕迹。有人骑着摩托车靠近了,一个年轻男人走进帐篷,他的妈妈,或者姐姐,捧了一碗茶给我。然后我们站在一起合影。我说我要把照片寄给你们,一转头,他们一家和黑色帐篷都消失了。       我想我得离开结古镇,去更多的地方。又有一阵,我觉得应该永远留在这里。       我很后悔去杂多。那个县城是一条省道的尽头,前方没有路了,到了那里你只能回来。我完全忘了那个镇子的模样,只记得网吧很多,屋里全是年轻人。旅馆老板说,我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是五月,街上全是外地人,都是来挖虫草的。他说,这里的虫草个头非常大,在市场上很抢手,价格也最高。他是个回族人,还开了一家澡堂,问我要不要洗澡,要不要虫草。我说我是来旅游的,他快笑疯了。       我每天都在玉树州的地图上打叉叉,只要去过的,就画一个叉。        去治多的路上,我乘坐的小中巴出现了一个外国人。他坐在最后面,起初我完全没留意到他。走到半路,司机停车上厕所。我记得那天阳光刺眼,我们全都下了车,躺在草坪上。只有那个外国人,远远地跑开了,他甚至跑到了附近的山上,还在往前跑。我们也不好意思催,只好默默等他。到了治多县,他下车就走了。我在治多停留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又坐上了开往曲麻莱的中巴车。一天走两个地方,这对我来说是新鲜事,但很划算。到曲麻莱的时候,已是傍晚,天还没黑。我住在黄河宾馆,那是我在玉树住过的最舒适的旅馆,因为可以洗澡,但是我又不敢洗,在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地方,我总觉得洗澡会感冒。我只好出门散步。街道是崭新的水泥路,宽阔平整,很多小孩在路上骑车玩耍,而我慢吞吞地,小心挪动着步子,只希望赶紧适应这个海拔。前方出现了一座寺庙。我绕到背后,沿着一条小路爬到山坡上,那里有一大片彩色的经幡。天快黑了,太阳在远处模糊不清,我能看到整个县城以及南侧的河流。我找了个草地坐下。就在这时,我看见那个外国人站在不远处拍照。我相信他也看见了我,跟本地人比,我们俩都太醒目了。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用汉语问道,你也到这里来了?      他说他来自俄罗斯。他人很高,一头金发,穿一件蓝色的户外衣。他的名字很普通,也许是伊万?尤里?亚历山大?还是安德烈?应该是安德烈。       我和安德烈很快达成共识,一起包车走完余下的路程。从曲麻莱去扎多,每人250元。我记得这个数字,是因为我跟他解释了半天,我们就是两个二百五。我坐在前面的副驾驶,安德烈坐在后面。我们好像很少聊天,也许是因为他的汉语和我的英语都不够好。每次碰到风景不错的地方,他都先拍拍我的后背,说,停一停,能不能?然后他跑下车,跑得很远很远,我和司机站在那里默默地等他。司机说,你这个外国朋友怎么这么喜欢拍照?我说他是摄影师,靠这个赚钱。司机说,赚很多钱?我慢吞吞地说,很多很多。我想我从未问过安德烈的职业。我暗暗地想他也许是个间谍,背包里藏着一台有很多秘密的电脑,他拍下的所有照片最后会分析成一张地形图。有一次,我们停在路边休息,一辆摩托车咚咚咚地骑过来了。车后座上装着一个低音炮,两边挂着音响。那个藏族小伙子开过去,突然在前面刹了车,跳下来,朝我们看了半天,然后又走过来,摘下墨镜,要跟安德烈握手。我想这就是带着一个外国人的好处。在尕朵觉沃神山,我们很远就停了车,徒步到山脚下,看到了一顶牧民的帐篷。帐篷外养着一条藏獒。我站得很远,安德烈却很自然地走了过去。他蹲下来,盯着那只趴着的藏獒,然后用手摸它的“红围脖”,它的毛发。我喊道,那只狗很危险。他笑了起来,你看它很危险吗?我小心靠过去,慢慢蹲下,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抚摸藏獒。      回到结古镇的那天晚上,安德烈说,镇上有个地方可以好好地洗一次澡。那个澡堂属于玉树宾馆,三星级,他就住在那里。我们洗完澡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很快就要到中秋了,天空挂着椭圆形的月亮,云层很厚,四周都是星星。我们说了一声再见,但我再也没见过他。       第二天是2009年10月1日,国庆六十周年。大约八点半我就出门了。阳光很烈,我戴上了墨镜。我走过结古镇的兵区,看见几个武警在散步,走过红旗体育场,一些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正在军训。我走进常去的那家早餐馆,那个乞讨的藏族女人和小孩也准时在店里。老板娘是四川人,她再次把乞讨者赶了出去。几个打工的汉族年轻人坐在桌子前,盯着电视,屏幕上是白岩松。我要了一碗稀饭和两根油条,油条仍然是冷的。吃完早饭,我打了个车去结古寺。这所玉树最重要的寺庙我一直没有去。司机是汉族,他说我是他今天最后一个客人。我说这才早上十点呢。他说一会儿就回家看电视了。         结古寺的僧人都在念经堂,念经的声音传得很远。寺里到处都是狗,都躺着晒太阳。一个僧人走过来,我问他九世班禅的圆寂地在哪里,他指给我一条崎岖逼仄的小道。那条道上全是屎,还有一具藏狗的尸体。整个上午我都站在山上,朝下望去,我看到结曲河蜿蜒流过小镇,流向通天河。中午我下山了。路过的每家餐厅都在播放阅兵仪式,很多门口插上了五星红旗。一排武装车从街头驶过。在集贸市场的入口,我突然碰到了刘小河。他是青海省考古队的专家,我忘了是在哪里认识的他。他拉着我就走,一直走到州政府,走到他的临时宿舍。他向我讲起都兰墓葬群的考古逸闻,他说,考古队发现那个墓的时候,已经被人盗过了,金银财宝都没了,因为没人保护,进了水,很多丝绸制品也坏了。他说,玉树这一块啊,考古价值不亚于都兰,这里可是南丝绸之路,是唐蕃古道。我们开始喝酒,喝易拉罐的哈尔滨啤酒。他又说,五十年前这里什么样子,那时多乱啊。我说你别说了,但他根本停不下来。他说了好多我不能在这里讲的故事。最后我说我得走了。我回到三摩提,碰见了尼玛江才的女朋友。我问她看电视了吗,她说,这里大多数藏人都是不看电视的。她问我,听说格萨尔广场有演出。我说取消了,一切都取消了。

       这梦幻般的一天,是我在青海写的唯一一篇日记。      我在三摩提那个昏暗的咖啡馆写着日记,米团走进来,笑着说,你终于回来了。她的男朋友不说话,掏出他们刚买的那些珠子,放在桌上仔细审视。我说,你们又去进货了?       我不知道米团在三摩提住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她和那个男孩认识多久了。他对我的工作,对旅行,都没什么兴趣。他每天就是去牦牛广场,从那些藏人手上买珠子,买蜜蜡、南红、绿松石。然后他把这些宝石串好,摆在阳光下拍照,再发到网上的论坛,高价卖掉。米团说,他在山东老家还有个玉石店铺,卖不掉的就寄回去,慢慢卖。我说那你在这里干吗,她说,我就是瞎玩啊,玩到这里就停下来了。我认识她的第一天,她就把结古镇所有的车站信息说了一遍。这些信息难以想象的复杂,去西藏、去西宁、去四川、去玉树所有的县城,都有不同的车站和时间表。我觉得她很适合去写旅行指南。玉树地震之后,我把她介绍给编辑,她果真成了我的同行,帮我补充了地震后的信息。她到底在玉树待了多久啊,我想没人知道了。几年后她死在山东一家旅馆的房间里。       但那时,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和米团还有她的男朋友,常常结伴在镇上漫游。她穿一件红色冲锋衣,衣服有点大了,风一吹就鼓成了袍子。她那么瘦,还戴一副眼镜,说话一口上海腔,好像弱不禁风,却怎么也吹不走。我们最喜欢去牦牛广场,那里早上全是卖虫草的,人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塑料口袋,一根一根卖,你要是有钱也可以买一大把。我们就坐在街边看他们怎么交易。旁边的地上,堆着牧民捡来的一些鹿角。下午,卖虫草贝母的人都散了,这里变成了二手车市场。而到了晚上,广场上摆满了大排档,卖酥油茶和熟牛肉,我们在冷风中吃过那么几次烧烤。有一天,他们带我去了宝石交易市场,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市场,没有任何房子和摊位,就是露天的场所,一堆藏人走来走去,脖子上挂着长串的珊瑚玛瑙。米团帮我看准了一颗蜜蜡,两颗南红,她很老到地把价格谈到150元。回去的路上,米团说,这几颗东西是老的,你买值了。她男朋友笑着问我,要不要高价卖掉?我说留着留着。      是啊,是的,我一直留到了现在。***       我回到了214国道,接下来是205省道,然后我将一直沿着101省道往前走。我正在填满那些空白的地图。      在玛多,我目睹了那场车祸,就是那个开着进口奥拓车的人。我现在想起来他来自北京,车牌是“京”开头的。然后我们打电话叫了一辆拖车,没等到拖车来,我就离开了玛多。我犹豫是否直接回西宁,还是前往果洛州。我给赋格发消息,问他到哪里了。他说估计十月中旬回西宁。我回复,西宁见。       我迫不得已在花石峡住了一夜。白天,长途班车一趟接一趟,但天黑之后,那个地方连鬼都没有。我住在加油站附近的宾馆,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整个镇子只有一个公共厕所,你得走到加油站去。我尽量不喝水,缩在床上等着天亮。       然后我似乎失去了记忆。脑子一片空白。昨天下午我看照片,一张一张往后看。我拍下了花石峡的加油站,但下一张照片,我已经坐在了一辆货运卡车上。我隐约有一种印象,我是搭了一辆中巴车离开了花石峡,但去了哪里呢?从地图上看,我或许去的是雪山乡。因为我必须要打听那里的住宿,方便我写下阿尼玛卿山的旅行指南。也许我刚好又碰见一个司机要去大武,我爬上了他的货车,坐在后面一堆土豆上,从照片看,也可能不是土豆,而是其他硬东西。我全都不记得了,但我感受到了那辆卡车的抖动,因为路况太差,我好像被弹到了空中。我在空中还在拍照片。货车上还有一个人,他把衣领都竖起来了,风吹在脸上真的是刀子,我颤抖着拍下了很多照片,因为阿尼玛卿雪山几乎就在眼前。       大武镇是果洛州政府所在地,但我对它全无印象。我不记得我去过那里。但我肯定去过。       而我的回忆里到底塞满了什么呢?是大雪,是雪天的冷。我记得从大武去甘德的那条公路,也就是101省道。我坐在狭小的中巴车里靠窗的一个位置。窗户紧闭,玻璃上全是污垢,但我仍能模糊看见外面的草地,全是白色的,那些牛羊在雪中一动不动,像雕塑一样站立着。我的双脚已经冻僵了,我想脱下鞋子,把脚收拢到坐垫上,也就是我的屁股底下,但根本动不了。有时我打开那本非常厚的书,尝试读几页,但抖得太厉害了。我又打开MP3,里面只有科恩的歌。我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靠着窗玻璃,戴上耳机,听着科恩,嘴里反复念着,不要睡啊,千万不要睡。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仿佛飘了起来,从空中看着座位上的我。我那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怎么还没有抵达下一个县城?      甘德县,后来我在书里是这么写的:“一个完全没有旅游开发的地方,果洛最无聊的小镇,五分钟即可走遍全城,而且没有任何令人惊喜之处。”可是此时,我脑子里却全是这个小镇的面孔。我在大雪中下了车,走出汽车站。我现在完全记起来了,我背的是那个绿色的VAUDE牌大包。那里只有一条大街,雪水混合着泥浆,我每走一步脚下都吱呀一声。我朝着离我最近的一个旅馆走去,我记得它的名字,藏文中学吉祥招待所。一楼是个建材商店,我爬到二楼,房间50元,楼道尽头是厕所。我进了屋,卸下背包,脱掉湿了的鞋袜,钻进被窝。床上居然有电热毯。哆嗦了半个小时后,我才下床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打开电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说的都是藏语,但我只是想听到一点声音,有人说话的声音。      第二天我继续往前走。      大雪好像一直没有停。我到了一个名叫达日的县城。那里到处都是人,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怎么有那么多人?而且所有人都穿着藏袍,戴着五颜六色的羔皮帽,红色、绿色、蓝色,还有黄色。我记得我站在达日的汽车站,和一个穿藏袍的小伙子砍价。他站在雪里,那么冷,而他的藏袍却耷拉在腰间。我请他带我去查朗寺,他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回答我,说没问题。我跟着他走,街边停着一辆摩托车。他指了指后座。然后我们在冷风中出了城。开到半途,摩托车突然熄火了。我们下了车,他说有个东西掉了,需要胶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需要胶水,但我还是走到了路中间,试图拦下过路的摩托车。一个老人给了我们一点胶水,于是我们又上路了。到了一个路口,左拐进一条小道。他说马上就到。这时摩托车又熄火了,而我不知再去哪里搞胶水。       我跳下车,对他说我先走了。然后我独自朝查朗寺的方向走去。我对查朗寺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我想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得去看看,就像我还得去看看青海很多很多地方一样,而我那时只不过才看了三分之一。我包里还有很多空白的地图,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人儿一样,在那些地图上缓慢地移动。      可是这明明是秋天,为什么四周都弥漫着大雪?      我回头看,那个摩托车也消失了。而前方什么也没有。我只好站在原地,默想着,我这到底是在哪里?
       谢丁:重庆人,记者,曾出版《困死局外》。

江山 发表于 2020-6-10 21:57:32

喜欢谢丁老师的作品。亲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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