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天官坟”
寂寞“天官坟”曹其明
早闻青阳县杨田乡涧坦村的王家山(又称天井山)上有一座“天官坟”，虽说它距离县城也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但一直未曾拜谒。只是近年风闻“天官坟”连连被盗，忽然心中有了惊骇之感——生怕再不去恐怕连墓石都看不到了。
青山遗荒冢
我是在当地村干部的引领下从“天官坟”的背面翻山过去直抵“天官坟”墓地。按古人的风水说这里确是一个宝地，三面环山，一面开阔，形成一个足有十余亩地大小的太师椅状的山坞。“天官坟”就拱立在紧靠“太师椅背”的山坞深处。伫立墓前，宏大的“蒙古帐篷式”的花岗岩长方石垒砌的施氏夫妇合葬墓和墓墙上镌刻的两行尺许大字“大京兆尹长公夫人徐氏”和“公名尧臣布政封”，历历醒目，但终究是落在这荒无人烟之地，多少显得有些冷落和寂寞。远处，起伏的是当地人称作的“青山”之山，脚下匍匐的鸡鸣犬吠、一派祥和升平的田庄农舍，愈加显出山上墓地的肃穆。山下的野鸭子湖村已名不符实；岁月沧桑，再不能看到成群野鸭翩跹翔舞的壮观了。墓前正中向下一个台阶是一个一米五左右高的花岗石香炉。同行的村干部介绍说，墓葬两侧台阶下面的芜杂中有一对石马，石狮，石人(翁仲)和石狗（华表）依次排列。不过石人、石狗已被盗墓者斩头折腰，惟石人身体部分和华表表柱部分残存。墓的最前方还有一个二十余平方米的长方形放生池。这里我想补上一句的是，一些《志》书把放生池记载为月牙形实为不负责任的讹误。只是眼下满眼苍翠，一切都淹没在荆棘、灌木之中，什么都看不见。当地人世代传言，建造“天官坟”的花岗岩石都是从就近的山头上开凿过来的，这点也似乎可信，因为还有石场遗址可资佐证。在本地，一般考究的墓葬建筑都会取大理石为料，由此可见当初的建墓者也是因陋就简。但就这座墓葬规模和气势而言，当是本县境内所存墓葬中最大的了。遗憾的是，因多次被盗，一个好端端的古墓被弄得千疮百孔，不无惋惜。
难以破解的古墓迷案
去过“天官坟”的人心中都会存有这样一些疑问：一、死者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以至死后会有如此规模的墓葬？二、墓墙上的横书尺许大小的墓志铭“大京兆尹长公夫人徐氏”和“公名尧臣布政封”，为何“徐氏”在上，“公”在下，这有悖“男尊女卑”的传统礼制。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充当墓顶的“螺丝旋顶”不在坟墓之上，而被远远搁在十余米之外的一边呢？在探寻这些疑问之前我们不妨对“天官坟”的主人先作个简单的介绍吧。
长眠于“天官坟”内的这位天官是明朝万历己卯（公元1579）年秋应旨征召为顺天府尹的施尧臣，也就是当时皇都北京的行政长官。当地老百姓之所以称其为天官是因为他曾任吏部尚书郎的原故。唐朝以后，世俗称吏部为天官。据《文阳施氏宗谱》里的诸暨知县河南道监察御史光禄寺丞刘光复撰写的《施尧臣传》记载，施尧臣一生躬行俭约，厌弃纷华，是一个难得的清官；在他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虽历二十余任，最后还是身无长物，两袖甩轻风。关于施尧臣是不是清官，我想《施尧臣传》中的记载当是真实的，我们从他几处任所的老百姓为他立“长生祠”这点来看，他当是一个受任内老百姓爱戴的好官。那么有人就会说，既然施尧臣是一个清官为什么死后还搞这么一个颇具规模的墓葬？其实这一点也不难解释。首先，虽说这样一个墓葬在本地称得上“规模宏大”，实质在全国已发现的古墓葬中是称不上“规模”，况且墓葬的用材用料都是因地就简，就地取材，耗费当不是很大。其次，据《施尧臣传》载，施氏不仅在施尧臣之前有十数位进士及第，世代为宦，而且他的子、侄在他死后均在朝为官，因此建这样一座规模的坟墓是不足为奇的。关于墓墙上的墓志排序民间有这样一说。施尧臣一生为官几十年，从未曾携家带眷，朝庭念其夫人的懿德和为丈夫做出的牺牲，赐封她为一品诰命夫人。如果她真是诰命一品，施尧臣为正二品，那么“徐氏”置于“公”之上也属当然了。至于施尧臣的夫人是不是诰命一品夫人，也难说，因为我们并未见相关的史料证实。不过我倒觉得可以这样设想，施尧臣宦海一生，把个偌大的家全交给徐氏支撑，施公晚年感念徐氏懿德,有意让家人在他们死后把徐氏尊为上也不无可能。倒是令人费解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墓顶——“螺丝旋顶”至今还置于一旁没被安上呢？如果是盗墓贼所为似也不太像，因为如果是盗墓贼撬掀石顶行窃的话，一定是歪倒一旁才对，而不会端放在距墓十余米远的一侧。民间传说在安墓顶时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雷电交加不能进行，于是迷信的人们就让它搁置一旁至今。这点似乎也不足信。又传说其弟笃臣因朝庭的一段公案受累而停工的。抑或别的什么不为人知的原故？凡此种种也就有待于文物考证方面的专家和历史学家来破解这个历史迷案了。
施尧臣其人
我检阅《青阳县志》及相关史料，关于这位天官的记载均寥寥数语，甚至有的连生卒年都语焉不详。我也是直到前不久在施氏族居之地搜寻到《文阳施氏宗谱》之后，才得以对他的生平有所了解。
施尧臣字钦甫,别号华江。祖籍江苏宜兴人，从他的高祖兼善卜居池阳九华之麓（现青阳县杨田乡涧坦村）开始，历经了唐、宋、元、明，到他这一代已有数十代的传承了。
这位“天官”少年时便才情敏捷，相貌英姿俊爽，是明嘉靖庚戌（公元1550）年的进士出生。他为官一生, 勤政恤民，广施德政，称得上是一个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如他在河南开封禹州做知州时，那年正值饥馑，天荒地灾粮食欠收，面对饥荒，一方面他不忍心向老百姓催捐追税，另一方面又不敢违背上制。为体恤百姓，于是，他以库存贮银替老百姓代纳捐税，而对老百姓是一半豁免，另一半则由老百姓“打白条”先欠着，等来年丰收时再补上。应该说，地方官吏能做到这分上是需要有一定的胆识和魄力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钦佩。
以历史的眼光看，作为地方官的施尧臣在抵御倭寇入侵中不仅作过很大的贡献，同时还体现了他身上所具有的军事天分和战略眼光。
明嘉靖辛亥(公元1551) 年，施尧臣任萧山县令。时逢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十分猖獗，侵占黄岩，袭扰上海，祸害百姓。滨海州县人心惶惶，萧山也随时有被袭击的危险。当时，萧山县就修建防御城墙御倭一事，有的人主张修,有的人因考虑到修建城墙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而反对修建，一时两派对立,群情各异，议论汹汹。为此，施尧臣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慷慨直陈修建城墙御倭的重要性，面对反对者, 他从萧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着手分析，以颇具远瞻性的眼光，分析了萧山防御的重要:“萧山虽然偏处浙东一隅，但它是浙东的地理要害，地方藩省的门户。是欧、明等州间的通道咽喉，如果不修建城墙，仅以现有的军民是不能抵御阻截倭寇的进犯。那么后果是不仅仅危害萧山一县之地，而是整个浙东及大陆内腹……”至于数月之后倭寇侵袭萧山，见城墙牢固，戒备森严便不战而退这一事实，不仅证实了这一军事防御措施的正确，也确实有效地阻止了倭寇内侵。这也就是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萧山百姓独享“耕市不变，士民歌庆”的原由。而我们的这位地方官吏也就因那段功绩被当时朝庭征升为天官尚书郎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滨海州县都能像萧山一样，倭寇还能祸害作乱一时吗？当然这也是历史的旧案了。
从《施尧臣传》记载看，他一生仕途顺坦，告老还乡后，隅居村里，与人恂恂相亲，也从未涉足当地官府一步。晚年以诗文翰墨自娱，对阴阳、卜筮、占相、医方、山经、地记及九流百家皆有所考。一直身体硬朗的施尧臣于明万历丙午（1606）年仲秋无病而亡，享年93岁。按此推算，施尧臣当生于明正德癸酉（公元1513）年。这与1992年版的《青阳县志》关于施尧臣生卒年记载为1493——1586就有很大的出入了。然而我更相信其《文阳施氏族谱》中《施尧臣传》记载的真实性。理由是，如果按县志记载的生卒年计算，那么施尧臣及进士第时已有57岁了，这与其《谱》中对他的赞誉就有悖了：“华江英姿俊爽，才情敏丽。稍长好学，偕姊丈章公世仁携笈遍与诸名士游……”再说为他作传的刘光复（？——1620）是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同乡，因此真实性更大。若此，希望拙文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刊谬补缺的作用。
未了情结
天官坟在沉寂中沉睡了四百余年之后的今天被惊醒，然而，最先造访它的不是前来瞻仰和祭典它的人，而是前去挖掘和惊扰它宁静的盗墓贼。也正是这些前来惊扰它宁静的人把我们的目光又重新引到了它的身上，于是人们又看到它存留价值。作为一座文物，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方人物、历史，同时，随着现代城市人对自然的回归与向往，它还可以带动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开发利用价值。从更深层次地说，它还可以像一面镜子，让更多的人可以能临“镜”自鉴，为官为人。
值得庆幸的是，“天官坟”已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看到了它的人文价值，将它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对象。当地政府每年在有限的经费中还拨发一定的资金充当防盗看护之用，只是杯水车薪，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我寄希望于拙文能引起社会各界对它的关注，把“天官坟”墓场，还有原来的采石场，施氏祠堂旧址等开发整理出来，与周围的自然山水，诸如广德口水库等，形成一个集人文、生态于一体的一日游小景区，这不仅丰富了青阳的旅行资源，为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能更好地保留住一份历史文化遗存，使其相得益彰。
（稿于2006年11月15日） 详尽、流畅,有一定参考价值，欣赏了~
页:
[1]